來源：《中國科學報》

教授的晉升標準以及相關激勵機制在世界各地差異很大。比如，要在洪都拉斯成為一名教授，你需要為社區作出貢獻；在愛爾蘭，你需要發表論文，并且要讓公眾知道；而在美國，你的論文發表記錄對于晉升是最重要的，但影響力和研究質量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在這3個國家都生活過的愛爾蘭科克大學的Yensi Flores Bueso曾是洪都拉斯的一名分子生物學家，后來搬到了愛爾蘭，過去一年則在美國西雅圖居住。最近，她和同事合作完成了一項同類研究中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工作——對機構培養研究人員的方式進行了編目和分析。1月22日，相關研究成果發表于《自然》，確定了全球近250個學術機構和政府機構的學術晉升標準。

“結果非常有趣。”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的社會學家Lutz Bornmann說，盡管該研究僅代表了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一小部分，但卻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

Bueso和同事從190個學術機構和58個政府機構中收集了數百份政策文件，并對其中的晉升標準進行了分析。這些文件收集于2016年至2023年，涵蓋121個國家和地區，使用了27種語言。

研究發現，約97%的文件將研究成果作為晉升標準，92%的文件設置了量化指標，如論文、專利和被引用數量，以及期刊影響因子。一些機構甚至對研究人員在論文作者中的排名賦予了不同分值。約77%的機構還將定性指標納入其標準，如社會影響，以及論文和期刊的質量等。

分析顯示，與歐洲大學相比，亞洲大學優先考慮研究成果和影響，但對知名度、參與度及專業經驗的重視程度較低。與歐洲機構相比，拉丁美洲機構較少依賴產出指標、知名度和參與度。而大洋洲的機構則更關注研究成果和影響。

出于對透明度和相關問題的擔憂，一些國際上的努力，如《舊金山研究評價宣言》的出臺，已經推動取消使用期刊影響因子等指標評估研究人員，并建議評估應著眼于論文的研究質量和內容。

總體而言，定量指標在中高收入國家很流行，但高收入國家已經越來越依賴對研究人員工作質量的詳細評估。

Bornmann說，中高收入國家如此依賴文獻統計評估的一個原因，可能是這種方法比啟用大型同行評審小組的成本更低。同時他也懷疑，反對過度依賴文獻統計評估的措施能否取得成功。

Bueso希望，這項工作“為重新思考促進公平、包容和科研誠信的政策奠定基礎，而這些政策是研究文化的支柱”。

相關論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4-08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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