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印雖已落幕，但是恒大的債務危機并未解除。

企查查顯示，2月18日，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恒大地產”)新增7條被執行人信息，執行標的合計約4.28億元，涉及票據糾紛、金融借款合同糾紛等案件，部分案件被執行人還包括重慶恒永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等，執行法院為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廣東省廣州市黃埔區人民法院等。

至此，恒大地產被執行總金額已經超600億元人民幣。其背后錯綜復雜的司法案件與數百條被執行人記錄，如同一張密不透風的法網，將曾經的“地產之王”牢牢困在債務深淵。

恒大地產的墜落軌跡，幾乎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狂飆時代的縮影。

2017年，恒大地產以3731億元銷售額登頂中國房企榜首，許家印以2900億元身家首次問鼎中國首富。

彼時，恒大“高周轉、高負債、高擴張”的杠桿模式被行業奉為圭臬，然而這種模式依賴兩個核心前提：房價持續上漲與融資渠道暢通。

好景不長，隨著2020年國家關于房地產行業的“三條紅線”政策落地，這家依賴資本騰挪的巨獸迅速陷入流動性危機。

監管要求房企剔除預收款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于70%、凈負債率不得大于100%、現金短債比不得小于1倍，而恒大三項指標全部踩線。與此同時，疫情來襲，樓市銷售端遇冷，政策與市場的雙重夾擊，徹底切斷了恒大的現金流命脈。

從供應商商票違約、理財產品暴雷，到境外債券實質性違約，恒大的信用體系在2021年后全面崩盤。

2024年1月，中國恒大股票停牌，成為債務危機公開化的標志性事件。此后，司法執行如潮水般涌來，案件類型從票據糾紛蔓延至建設工程合同糾紛。

2025年2月17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恒大旗下天基控股“明顯資不抵債”，正式啟動清盤程序。

天基控股作為恒大境外融資的核心平臺，控制200多家離岸公司，擔任恒大部分美元債的擔保人。這一裁決暴露了恒大債務問題的國際性：其離岸資產與境內資產的管轄權沖突，使得債權人追償陷入困難。

盡管恒大地產強制執行金額已超600億，但這僅是其2.4萬億總負債的冰山一角，恒大的未來仍充滿不確定性。

恒大地產核心資產早已被抵押或凍結，剩余項目多為三四線城市滯銷樓盤，變現難度極大；香港與內地司法管轄權的沖突(如離岸資產與內地資產的歸屬問題)導致清盤進程緩慢，債權人實際獲償比例有限。

有業內人士預測，恒大地產最終或走向“肢解式清算”：優質資產被國資或頭部房企收購，剩余部分則在漫長的法律程序中逐漸蒸發。

恒大的崩塌，不僅是企業個體的失敗，更是整個行業生態鏈的創傷。

恒大產業鏈上的數萬家供應商中，大量因商票違約陷入經營危機；銀行、信托等債權人雖手握抵押物，但在資產貶值潮中被動“縮表”；更深遠的影響在于行業信心，恒大事件后，資本市場對房企的信任度驟降，融資成本飆升。

恒大的崩塌，宣告了中國房地產“規模至上”暴利時代的終結。當下，活下來的民營房企紛紛轉向“低負債、重運營”模式，而國資背景的房企則借勢收購優質資產。

當潮水退去，裸泳者終將顯露，而市場的修復，永遠比破壞漫長。

恒大能否絕處逢生尚未可知，但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轉型之路，已容不得半分僥幸。或許，唯有讓市場真正出清，讓失信者付出代價，才能為中國地產的下一程掃清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