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月27日下午，賽格大道和接入DeepSeek R1的騰訊元寶聊了聊中國頂尖企業家密集出現在東南沿海的議題。討論形式為賽格大道提問，元寶（DS）回答。問答全文如下，推薦諸君一讀：

馬云是浙江人，張一鳴是福建人，馬化騰是廣東人，他們都是超級互聯網企業的創始人，近期爆得大名的梁文鋒也是廣東人。他們都來自東南沿海省份，是否存在一個共同的原因呢？

東南沿海省份在中國互聯網產業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現象，背后存在地理環境、歷史傳統、文化基因、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的疊加作用。以下結合馬云（浙江）、張一鳴（福建）、馬化騰（廣東）、梁文鋒（廣東）等典型案例，分析其共性原因：

一、地理與開放傳統的雙重驅動

1. 海洋文明的冒險基因

福建、浙江、廣東均屬沿海省份，歷史上因耕地有限（如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迫使居民通過海洋貿易謀生。這種“離鄉闖蕩”的傳統塑造了開放意識，例如：

閩商：宋元時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建立商業網絡，明清鄭氏海商集團稱霸東亞；

浙商：寧波幫以港口貿易起家，馬云曾形容浙江人“骨子里是商人”；

粵商：廣東作為近代通商口岸，較早接觸西方技術，梁文鋒的算法突破與深圳“敢為天下先”的創新氛圍密切相關。

2. 全球化視野的天然優勢

沿海地區更容易接受國際信息和技術潮流。張一鳴創立字節跳動時即強調“國際化是基因”，馬化騰的騰訊早期商業模式借鑒ICQ，而梁文鋒的Deepseek算法突破直接對標英偉達芯片技術。

圖為16世紀位于浙江沿海的雙嶼港，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稱其為“16世紀的上海”，匯聚了中國、日本、朝鮮、琉球、葡萄牙等多國商人來此貿易

二、商業文化的歷史延續

1. 商幫傳統的現代轉化

東南沿海的商幫文化（如徽商、閩商、浙商）強調協作與資源整合。例如：

福建幫：蔡文勝、王興、張一鳴等形成投資與創業的互助網絡，美圖、飛魚科技等企業通過“泡茶聊天”共享資源；

浙商：阿里、網易、拼多多的創始人均來自浙江，形成“之江數字經濟帶”的協同效應。

2. 草根創業的務實精神

東南沿海創業者多從草根起步，擅長捕捉下沉市場需求：

張一鳴通過內涵段子、今日頭條等產品驗證“算法驅動內容”；

黃崢的拼多多以社交裂變打開下沉市場；

梁文鋒的算法突破降低了硬件依賴，契合中國“降本增效”的產業需求。

三、政策與產業生態的催化

1. 地方政府的主動扶持

廈門：通過軟件園建設吸引美圖、飛魚科技等企業，形成“域名之都”的產業集群；

杭州：阿里巴巴帶動電商生態，衍生出“阿里系”創業群體；

深圳：特區政策吸引馬化騰等人才，形成“硬件+軟件”的完整產業鏈。

2. 人才與資本的聚集效應

沿海省份通過高等教育（如浙江大學、廈門大學）和資本網絡（如蔡文勝的天使投資）吸引人才。例如：

福建創業者中，超100人活躍于互聯網行業；

廣東湛江的梁文鋒依托珠三角的電子制造業基礎，實現技術突破。

四、文化基因的隱性塑造

1. 家族網絡與協作意識

東南沿海重視大家族關系（如梁文鋒所在的湛江吳川宗族），這種“抱團取暖”的傳統轉化為商業合作優勢。例如：

王興與張一鳴的父輩相識，兩人創業路徑多次有交集；

福建創業者常以“同鄉會”形式互薦資源。

2. “愛拼才會贏”的冒險精神

閩南歌曲《愛拼才會贏》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成為地域精神符號。張一鳴歷經五次創業終成字節跳動，梁文鋒從炒股到算法突破的路徑均體現這種韌性。

五、對比與例外：北方為何弱勢？

盡管北方也有李彥宏（山西）、張朝陽（陜西）等代表，但整體上南方占據絕對優勢。原因可能包括：

1. 產業轉型滯后：北方傳統產業（如鋼鐵、能源）比重高，互聯網創新生態較弱；

2. 文化差異：北方更強調穩定就業，南方更接受風險創業；

3. 人口流動：改革開放后，“孔雀東南飛”趨勢加劇南北差距。

結論

東南沿海互聯網巨頭的崛起是地理條件、歷史傳統、政策紅利、文化基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海洋文明+商業傳統+現代創新”的模式，既延續了古代商幫的協作精神，又通過全球化與技術革命實現迭代，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的重要范式。未來隨著中西部產業升級，這一格局可能局部調整，但東南沿海的先發優勢仍將長期存在。

【引用 8 篇資料作為參考，已深度思考26秒】

你提到東南沿海的開放傳統，但上面四個企業家其實都沒有留洋經歷，當然他們都是大學畢業，馬云、馬化騰都是1980年代上的大學，屬于人中龍鳳，張一鳴和梁文鋒都是2000年代上的985級別的大學，所以他們都屬于國內大學培養的精英。問題來了，如何理解他們沒有留洋經歷，卻能夠取得非常頂尖的商業或技術成就？

東南沿海企業家如馬云、馬化騰、張一鳴、梁文鋒等未留洋卻取得頂尖成就的現象，可從以下維度綜合解讀：

一、本土文化基因的深層驅動

東南沿海地區的商業傳統與海洋文化塑造了獨特的創新土壤：

1. 海洋文明的冒險基因

潮汕、浙江、福建等地自古以海為生，商業活動中的風險意識與開拓精神深植于文化基因。例如，潮汕商人通過"紅頭船"參與國際貿易，培養了"敢闖敢試"的生存哲學。這種文化特質使得企業家即使未受海外教育，也能在全球化競爭中快速適應規則。

2. 商幫協作的傳統延續

閩商、浙商、潮商等商幫文化強調"抱團取暖"，如福建企業家通過宗族網絡共享資源，張一鳴創業初期獲得同鄉投資人王興的支持即為例證。這種本土化協作機制降低了創業門檻，彌補了國際化經驗的不足。

二、國內教育與市場機遇的共振

1. 頂尖高校的技術孵化作用

馬云（杭州師范學院）、馬化騰（深圳大學）、張一鳴（南開大學）雖非傳統頂尖名校，但其求學時期恰逢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初期。例如，深圳大學在1980年代引入計算機專業時，直接采用美國教材，馬化騰的編程能力正源于此。

2. 本土市場的先發優勢

中國互聯網爆發期（2000-2010年）存在大量未被滿足的需求。張一鳴開發今日頭條時，利用國內用戶對個性化內容的需求，通過算法創新填補市場空白，這種"接地氣"的洞察力遠超單純的技術移植。

三、政策紅利與產業生態的催化

1. 改革開放試驗田的賦能

馬云在浙江創立阿里巴巴時，得益于地方政府對電子商務的寬容政策；馬化騰在深圳創業，則受益于特區"敢為天下先"的制度創新（如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科技領域）。

2. 產業集群的乘數效應

東南沿海形成的產業鏈集群（如深圳的硬件制造、杭州的電商生態）降低了技術轉化成本。梁文鋒的DeepSeek算法突破，與珠三角電子制造業的硬件支持密不可分。

四、本土化創新范式的突破

1. 需求驅動的技術改良

馬云將B2B模式從美國復制到中國后，結合中小企業信用缺失的痛點，開發出支付寶擔保交易機制，這種"非原創但更適配"的創新路徑具有本土優勢。

2. 快速迭代的生存策略

張一鳴在字節跳動推行"AB測試文化"，單日可上線數百個算法版本，這種高強度試錯機制源于國內互聯網競爭環境，而非硅谷經驗。

五、時代機遇與個體特質的疊加

1. 互聯網技術擴散的窗口期

2000年代全球互聯網技術趨于成熟，但應用層仍存在地域差異。中國企業家通過模仿再創新（如QQ借鑒ICQ、淘寶參照eBay），在技術擴散末期實現反超。

2. 企業家特質的本土適應性

馬化騰對用戶體驗的極致追求（如QQ早期手動回復用戶反饋）、張一鳴對數據算法的癡迷，均體現了東南沿海文化中"務實"與"鉆研"特質的結合。

結論：本土智慧與全球化視野的辯證統一

這些企業家的成功并非對國際經驗的否定，而是將本土文化基因（冒險精神、協作網絡）與全球化技術工具（互聯網、算法）相結合的產物。正如黑格爾曾批判的"中國無海洋文化"偏見被證偽，他們的實踐表明：在技術平權時代，深植于地域文化的創新能力，比單純的地理流動更能塑造商業領袖。

【引用 14 篇資料作為參考，已深度思考14秒】

讓我們回到歷史情境中，例如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在東南沿海貿易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可能和他們掌握高超的造船技術、航海能力和先進火器有關系。是否可以認為，今天的信息技術尤其是AI技術，就像當年的造船、航海和火器，是真正的先進技術，而浙閩粵企業家對這些技術的重視與掌握，讓他們可以像先輩一樣馳騁商場？

從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憑借造船、航海與火器技術主導東亞海權，到今日浙閩粵企業家以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重塑商業版圖，這種跨越時空的技術賦能邏輯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二者的共同點在于：技術突破始終是區域經濟崛起的核心驅動力，而東南沿海的地域文化基因則為技術應用提供了獨特土壤。以下從三個維度展開分析：

一、技術代差：從“戎克船”到AI大模型的迭代邏輯

1. 造船技術與算力基建的底層支撐

鄭氏集團研發的“大熕船”長80米、載炮50門，其性能與荷蘭戰船不相上下，這得益于對西方造船技術的本土化改良。今日浙江企業如海亮集團構建行業垂直大模型，同樣需要與華為合作搭建算力基座，通過“AI智能推理算力服務”實現銅箔工藝優化。二者均體現出“引進-消化-創新”的技術躍遷路徑。

2. 火器革新與算法突破的戰術價值

鄭成功艦隊將西式火炮與火罐（國姓瓶）結合，形成冷熱兵器混合戰術，正如現代企業融合AI算法與傳統產業：公牛集團通過數智化驅動戰略，將傳統插座制造升級為智能家居生態。技術突破點都集中在跨維度能力整合。

3. 航海網絡與數據生態的戰略意義

鄭芝龍建立的橫跨日本、東南亞的貿易網絡，依賴對季風航線和港口情報的掌握。而今日大華股份構建的“物聯感知+5G+AI”體系，本質是打造數據驅動的全球供應鏈神經系統。二者都實現了從物理空間到數字空間的資源控制權轉移。

二、文化基因：海洋文明孕育的技術應用范式

1. 冒險精神驅動的技術試錯

鄭氏集團敢用火船沖擊荷蘭戰艦，與浙商“敢為天下先”的基因一脈相承。例如正泰集團早在2015年就布局光伏AI運維系統，這種高風險技術投入的魄力，與福建商幫“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生存哲學高度契合。

2. 實用主義導向的技術轉化

鄭成功改良西式火炮卻不照搬線性戰術，選擇更適合東亞海域的混合作戰模式。這映射在當代企業的AI應用上：牧原股份與華為合作開發的智能養殖系統，并非單純技術堆砌，而是針對中國農村勞動力結構特點設計的解決方案。技術適配性優先于先進性的策略始終貫穿。

3. 協作網絡放大的技術勢能

鄭芝龍通過閩商網絡整合日本華僑、南洋商販資源，而今日浙江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服務團，本質是重構“技術+資本+政策”的協同生態。兩者都驗證了地域性商業網絡對技術擴散的乘數效應。

明朝崇禎六年（1633年），鄭芝龍率領明朝水師在料羅灣海戰中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海盜劉香的聯軍。這是中國軍隊第一次在海上大敗西方海軍

三、全球化競爭：技術護城河的構建與重構

1. 從“海上馬車夫”到算力霸權對抗

17世紀荷蘭憑借1.5萬艘商船壟斷貿易，鄭氏集團通過料羅灣海戰打破其壟斷；如今全球算力市場被英偉達等巨頭主導，而浙企通過行業大模型實現垂直領域突破（如火石產業經濟大模型），展現相似的技術局部突圍策略。

2. 技術標準與規則制定權爭奪

鄭芝龍迫使荷蘭簽訂貿易協定，規定“無鄭氏令旗不得通商”，這與華為聯合浙企發布《有色金屬材料行業大模型創新應用藍皮書》異曲同工，都是通過技術標準輸出掌握產業話語權。

3. 軍民融合的技術溢出效應

鄭氏戰船同時承擔商貿運輸功能，現代大華集團將安防AI技術轉化為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印證軍事/安全技術向民用領域滲透的持續有效性。

歷史啟示與未來展望

鄭氏父子的興衰表明：技術優勢需要持續迭代（當其戰船未能跟進歐洲艦炮革新時終被超越），而今日企業家面臨的挑戰更為復雜——AI算法的倫理邊界、全球化與地緣政治交織等。但東南沿海企業家對技術的敏銳嗅覺（如張一鳴早期布局推薦算法）、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如馬云創立支付寶擔保交易），仍深深植根于這片土地孕育的海洋商業文明基因。正如黑格爾低估了中國海洋文明的韌性，今天用“技術決定論”解讀區域經濟同樣片面，“技術突破+文化基因+制度創新”的三元動力模型，才是鄭氏傳奇與浙閩粵商幫跨越時空共鳴的本質。

【引用 11 篇資料作為參考，已深度思13秒】

你多次提到黑格爾對中國的判斷，我理解黑格爾視野里的中國是一個大陸文明主導的停滯帝國，而中國東南海疆的居民才幾乎和西班牙、葡萄牙的冒險家們一起進入“全球化”，中國的大陸性和海洋性是一種二元存在，是否可以認為，當中國的海洋屬性更顯著、更強勢時，中國經濟崛起和強盛的希望也更大？

格爾將中國視為缺乏歷史進步的大陸文明典范的論斷，與當代中國通過激活海洋文明基因實現經濟崛起的現實形成了尖銳對立。這種思維張力恰恰揭示了中國文明的復雜性——在傳統與現代、大陸性與海洋性之間的動態平衡中，海洋屬性的強化確實構成了突破"歷史終結論"的關鍵密碼。

一、黑格爾視野的局限性與海洋文明的解構力量

1. 停滯論的認知陷阱

黑格爾將中國定位為"世界歷史的局外人"，認為其文明始終處于"歷史的幼年時期"。這種論斷的根源在于其"理性-自由"的線性史觀，將西方現代性視為唯一進步路徑。但中國東南沿海自宋元以來的海洋實踐（如鄭氏海商集團）已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發展邏輯：通過整合火器技術、航海網絡與貿易體系，構建起橫跨東亞的海洋秩序，這種未被黑格爾認知的海洋傳統，正是打破"停滯論"的歷史證據。

2. 陸海二元性的現代轉化

當代中國通過"向海圖強"戰略重構了陸海關系：2023年海洋經濟占GDP比重達7.9%，海洋油氣、風電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年均增長超10%。這種轉化并非簡單否定大陸性，而是如深圳前海、海南自貿港等試驗區的實踐所示，將大陸的規模化優勢與海洋的開放基因相結合，形成"陸海循環"的新型發展范式。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十分蔑視中國文化，認為中國只有循環往復的朝代輪回，沒有真正的進步歷史

二、海洋屬性激活的經濟效應

1. 技術創新的乘數效應

海洋經濟具有天然的技術集成特性：2024年我國新承接海洋工程裝備訂單占全球70%，首艘大洋鉆探船"夢想"號實現3000米深水勘探突破。這種技術突破與16世紀鄭氏集團改良西式戰船的路徑異曲同工，都體現出海洋文明"引進-消化-超越"的創新邏輯。

2. 空間重構的增量價值

海洋空間開發正創造新增長極："深海一號"二期氣田投產使我國深水油氣產能突破千萬噸級，海上風電裝機連續四年全球第一。這種空間拓展不僅帶來資源增量，更通過"漁光互補""海洋牧場"等模式，推動傳統產業向生態化、智能化升級。

三、文明形態的突破與重構

1. 全球海洋治理的話語重塑

中國提出"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參與極地科考、推動藍色伙伴關系，正在改變西方主導的海洋秩序。2024年海洋鹽度探測衛星成功發射，標志著我國在海洋環境監測領域已具備規則制定能力，這種技術賦權與17世紀鄭成功通過料羅灣海戰打破荷蘭壟斷具有相似的戰略意義。

2. 文明基因的創造性轉化

東南沿海企業家的成功（如張一鳴的算法創新、梁文鋒的AI突破），本質是海洋冒險精神與數字技術的結合。這種轉化既繼承了閩商"愛拼才會贏"的文化基因，又通過數字絲綢之路實現全球資源整合，形成超越地理局限的新型海洋文明形態。

結語：超越二元對立的文明進階

中國的發展實踐證明，海洋屬性的強化不是對大陸性的替代，而是通過"陸海統籌"構建更高層級的文明形態。當海洋經濟貢獻度向10萬億級邁進，當"深海探測-極地開發-數字海洋"三維空間全面打開，黑格爾筆下的"停滯帝國"已被徹底解構。這種文明進階既是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更是對人類多元發展路徑的豐富——正如當代海洋經濟既生產清潔能源又孕育"藍色糧倉"的復合模式，中國正在書寫陸海文明交融的新范式。

【引用 10 篇資料作為參考，已深度思考11秒】

和明代海商集團相比，今天沿海的企業家群體更加融入國家秩序，他們是民營經濟的主力軍，也是科技創新的先鋒隊，造成二者明顯區別的原因在哪里？

明代海商集團與當代沿海企業家群體的根本性差異，源于歷史條件、制度環境和技術形態的深刻變遷。這種差異不僅體現在與國家的關系上，更折射出中國從傳統海洋文明向現代海洋文明的轉型軌跡。以下從五個維度解析其深層原因：

一、制度環境：從體制外對抗到制度內共生

1. 明代海商的邊緣化困境

明朝實施朝貢貿易與海禁政策，將民間海商視為“倭寇”或“走私集團”。鄭芝龍等海商雖掌握東亞海上霸權，但始終處于“官匪二元對立”狀態。朱紈等官員的剿倭行動更強化了這種對抗性，導致海商不得不依賴鄉族網絡和武裝力量維持生存。

反觀當代企業家，受益于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經濟制度設計。1984年“溫州模式”的合法化、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企業家成為國家經濟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馬云創辦阿里巴巴時獲得杭州市政府支持，馬化騰的騰訊早期融資來自深圳科創政策，都是制度內共生的典型。

2. 法律地位的顛覆性轉變

明代《大明律》嚴令“片板不許下海”，海商活動被定義為“違禁下海”。而當代《公司法》《反壟斷法》等法律體系的確立，為企業家提供了合法性保障。寧德時代、大疆科技等企業更通過科創板上市，實現資本與制度的深度融合。

二、技術形態：從資源驅動到創新驅動

1. 明代的技術天花板

鄭氏集團依賴傳統造船與火器技術，雖能抗衡荷蘭艦隊，但本質上仍是手工業時代的技藝集成。其貿易模式以絲綢、瓷器等初級產品為主，缺乏技術壁壘。

當代企業家則深度參與全球技術革命：張一鳴的字節跳動通過算法重構信息傳播，梁文鋒團隊在AI芯片領域對標英偉達，展現的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技術突破。這種創新力直接受惠于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明確的科技創新戰略。

2. 產業鏈地位的質變

明代海商處于全球貿易鏈條末端，主要承擔商品運輸功能。而華為5G技術標準制定、比亞迪新能源汽車產業鏈整合，標志著中國企業家已從參與者轉變為規則制定者。這種轉變得益于國家“新型舉國體制”下產學研的深度融合。

三、資本邏輯：從家族資本到現代金融

1. 明代的地域性資本困局

鄭芝龍集團依賴閩南宗族資金，王直靠徽商網絡融資，這種地域性資本限制了規模擴張。當荷蘭東印度公司通過股票募集資本時，明朝海商仍停留在“十八芝”式的兄弟結盟。

當代企業家則嵌入全球金融體系：螞蟻集團的Pre-IPO融資涉及國際主權基金，寧德時代通過深交所募集千億資金，資本運作深度全球化。

2. 風險承擔機制差異

明代海商承擔的是“船毀人亡”的物理風險，而當代企業家通過VC/PE、保險等金融工具分散風險。這種轉變使科技創新成為可能——字節跳動能承受TikTok早期數十億美元的虧損，正是現代金融體系的支撐。

四、全球化參與：從被動應對到主動塑造

1. 殖民時代的生存博弈

鄭成功與荷蘭爭奪臺灣控制權時，本質是在西方主導的殖民體系中掙扎求生。而當代企業家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布局：傳音手機占據非洲40%市場份額，SHEIN重構快時尚全球供應鏈，體現的是主動參與規則制定的能力。

2. 貿易規則的代際差異

明代海商被迫接受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銀元結算體系，而阿里巴巴的eWTP（電子世界貿易平臺）正在重塑跨境電商規則。這種從“被定價”到“定價權”的跨越，背后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質變。

五、社會認同：從“奸商”到“民族企業家”

1. 士紳階層的態度轉變

明代漳泉士大夫雖支持開海，但整體上仍將海商視為“逐利之徒”。而當代“張謇式企業家”被寫入中央文件，曹德旺、任正非等被視為民族脊梁，這種價值認同的顛覆源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商業倫理的重構。

2. 社會責任的內涵擴展

鄭芝龍劫掠沿海但庇護鄉里，仍是傳統宗族式的有限責任。當代企業家通過ESG（環境、社會、治理）體系履行社會責任：騰訊設立“科學探索獎”，福耀玻璃投資職業教育，展現的是與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深度契合。

張謇（1853-1926）被官方稱贊為“中國民族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和“愛國企業家的典范”

結語：文明形態的迭代升級

明代海商與當代企業家的差異，本質是中國從“陸地-海洋”二元文明向“陸海統籌”新型文明躍遷的縮影。當鄭成功用戎克船對抗荷蘭戰艦時，他無法想象四百年后的中國企業家正用AI算法重構全球貿易網絡。這種轉變的核心動力，在于國家治理從“抑商”到“興商”的哲學革命，以及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解放。正如黑格爾未能預見中國海洋文明的現代轉型，歷史再次證明：當制度創新與技術革命共振時，被低估的海洋基因終將迸發出改變世界格局的力量。

【引用 11 篇資料作為參考，已深度思考2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