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程琳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黨的優良工作方法傳統。賀偉先生基于一線工作經歷寫成的著作《群眾主體》，既是對他作為一個鄉鎮黨委書記的個人體悟總結，也是新時代基層干部深入推動農民成為鄉村建設主體的方法提煉。

全國農業稅費取消以來，中央向地方輸入大量惠農項目資源，地方政府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環境的財政能力大為提升，但也出現了“干部干，群眾看”的悖論現象。如何讓農民在鄉村建設中發揮主體作用，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和實踐議題。

2024年7月，我帶隊到湖南寧鄉市大成橋鎮調查，發現當地農民在美麗屋場建設項目中的參與水平之高、參與范圍之廣，非常少見。當地農民參與籌資籌勞建設家鄉環境，在過去幾年間成了普遍性現象。例如大成橋鎮的毛公塘村民組，村民每家每戶最低出資200元/人，最少出工5天/人，家庭最高出資者5萬元，個人最高出工天數有100多天。毛公塘村民理事會將他們的經驗概括為“四精三籌兩拆兩讓不眼紅”，主要是指村兩委和村民理事會要精心謀劃、精打細算，村民要參與籌資、籌勞、籌智，還要根據項目需求拆除舊房子、舊院墻讓出土地，更要在公共建設中做到不眼紅別人。

受益不均或受損不等已經成為新時代農村公共品供給中的最大難題。少數人的不合作使得農村項目建設要么繞道前行，要么停滯不前。村民不合作現象不能簡單歸因為農民道德不高或公共意識不足，抑或是“見錢眼開”，而是與項目制度設計是否鼓勵社會參與有關。在項目治理中，通過賦權村民集體部分治理權能，讓群眾參與到公共項目建設中來，繼而成為鄉村建設的主人，是大成橋鎮的寶貴經驗。

大成橋鎮在與農民群體密切相關的公共項目建設上，采取將項目資源下放到村組，讓村民集體自主決定是否申請項目、自主設計施工方案、自主管理項目財務和工程質量。賦權機制將政府主導的公事轉變成村民集體的事，激活了村莊社會內部動員機制，每家每戶從公共項目中獲益，出資出勞參與集體行動成為理所應當的事情，那些不合作者很容易遭到村落社會大眾的約束或制裁。

為了做好村落項目自治活動，大成橋鎮黨委政府發動體制內干部與村民小組結對子，參與指導村居環境整治、矛盾糾紛化解等事務中，并在前期的美麗屋場理事會組建、社會動員階段發揮引領作用。村民經過多輪內部協商，充分獲得項目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并積極參與到村莊建設項目中來。從下面這組數字可以一窺該鎮社會動員的效果：2021年發動群眾和鄉友籌資3000多萬元，義務投工4萬多個，建成17個市級美麗屋場和8個鎮級美麗屋場，獲評長沙市宜居村莊建設優秀鄉鎮。

我曾問大成橋鎮原黨委書記賀偉，為何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直接發包項目的方式，有的地方卻采取放權村社的方式。賀偉的回答很委婉，但從我的調查經驗來看，擁有項目發包權的最低一級政府，通常有著自己的考量，有的為了盡快高效完成項目，有的為了堆積資源打造亮點，也有的為了高效調動下級干部，也不排除項目轉包中的私相授受現象。反過來，項目權力下放村社可能面臨開支難控制、工程進度緩慢、群眾參與過度、村民上訪等問題，但項目下放村社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

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注重農村社會的物質文明建設，但在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能力建設方面還不夠，農村社會的自我組織、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能力有待強化，只有一個強社會才能有效對接強國家的政策資源，形成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治良性互動的格局。

大成橋鎮還創造性地組建了實體化的農民志愿者隊伍，切實填補了政府工作的縫隙。這些志愿者在交通秩序維持、兒童保護、移風易俗、困難救助等方面發揮了良好作用。不少志愿者是被動員起來的退休教師、退休工人以及文藝分子或有愛心的中年人，他們向善而行溫暖周邊人群、扭轉不良風氣，成為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

群眾工作是我黨與人民大眾保持密切聯系的重要機制，不但要求我們重視群眾的需求，更要重視群眾中蘊含的能量。在鄉村振興過程中，要充分組織動員群眾自主建設家鄉，共同締造美好生活，讓農村成為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堅實后方。

賀偉先生的這本書，文風直率、情感真摯，閱讀時讓人如臨現場，足見其對鄉村工作的用心用情之深。這本書中的諸多工作機制，為新時代的農村社會建設、社會治理和社會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方法和立場，值得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朋友們品鑒。

(作者系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