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讀者稱對“昆明商業的現狀與未來在哪里”這個問題比較感興趣，那就借此機會聊一聊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先說存在的問題吧。

一、商業地產供需失衡，結構性矛盾突出

供應過剩與空置率高企。昆明人均商業面積達2.3㎡，高于上海（1.8㎡）和成都（1.9㎡），，但購物中心空置率為22.7%（全國均值16.3%）。呈貢新區某商場招商率不足40%，滇池會展中心商圈日均人流量僅為設計容量的五分之一。

規劃與需求脫節。新增商業項目多集中于新興區域（如福保半島、觀云海廣場），但周邊人口密度低，短期內難以形成有效消費力。

二、消費力分化與業態同質化

兩極分化嚴重。高端商業體（如恒隆廣場）奢侈品柜年銷過億，而新迎小區菜市場攤販日均收入不足100元；游客年消費超3000億元，但本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8%。

同質化競爭激烈。南屏街商圈76%品牌與成都春熙路重復，本土品牌占比不足5%；非遺產店鋪年倒閉率超30%（如官渡古鎮銀器店），過度依賴“拍照經濟”而缺乏深度體驗。

三、線上線下消費生態失衡

電商虹吸效應加劇。斗南花市線上交易占比從2019年12%飆升至2023年47%，但平臺抽成吞噬花農60%利潤，而實體商業客流年均下降8.7%，而快遞業務量增速連續3年超30%。

本地消費外流。18-35歲群體線上消費占比達73%，線下消費集中于打卡式體驗（平均停留時間不足1小時）。

四、營商環境

關于昆明的營商環境，這里引用一句山東市監的“金句”那就是“扶持一個企業我真沒那本事，干夸一個企業太簡單了”。

去年我發表一篇《從電動車到臭肉，昆明懶政何時休？》的文章，不出意外地“被刪除”了，但我還記得文章的開頭引用的是，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的一個問題，一個國家的繁榮到底是什么決定的？獲獎者阿西莫格魯等人給出的答案是：一個國家的繁榮主要是由政治和經濟制度決定的。由這個問題，引發我思考的是一個地區的經濟繁榮，是不是也可以和管理制度、治理態度等因素有關呢？

十年前，也就是2015年，昆明GDP為4008億元，同期貴陽為2891億元，當時昆明在西南地區僅次于成都和重慶，但遠超貴陽、南寧等城市。

但是最近幾年，2021年，昆明GDP總量7222.5億元，增速3.7%，在27個省會中墊底。2022年昆明GDP為7541.37億元，增速3%，貴陽GDP為4711.04億元，南寧5120.94億元，雖然昆明仍保持西南第三的地位，但貴陽近十年增速達240.6%，遠超昆明的190%。

所以，關于昆明的營商環境，大家應該心里都清楚，咱點到為止，再說我怕文章又“被刪除”了。

以上是我認為昆明商業現狀存在的一些問題，那昆明商業的未來在哪里？

我想這個問題應該能從去年年底，國務院正式批復了《昆明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以下簡稱《規劃》）中窺見一二。

《規劃》明確了昆明城市定位和發展目標：云南省省會，面向南亞東南亞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規劃》提出，昆明市要發揮面向南亞東南亞和環印度洋地區開放門戶、西部先進制造業基地、國際旅游目的地等功能，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昆明篇章。

提到東南亞地區，其人口幾乎是中國的一半，GDP更是接近中國的20%，在如今的國際形勢下，特朗普上任中美貿易戰不可避免，歐盟通過禁止強迫勞動法案，制裁非8小時工作制，進一步遏制中國對外出口能力。那么，東南亞市場便成為了未來炙手可熱的香餑餑。

關于這一戰略定位，以及《規劃》的解讀，網上已經很多了。昆明商業的未來，既是一場與自身痼疾的較量，也是一次擁抱國家戰略的歷史性機遇。可以試想一下，未來的某一天，昆明成為東南亞經濟之都，行走在昆明的街頭上，不再是“你接給吃得啦？”的昆明話，而是東南亞留學生與街邊商販的交流，外地人對昆明的印象不再是落后，而是國際化的經濟大都市。

然而，要將這一愿景照進現實，昆明需從“規劃圖”轉向“施工圖”，以務實行動破解現存矛盾。在供給側，需嚴控商業地產盲目擴張，轉而通過精細化運營提升存量項目的吸引力；在需求側，應著力培育本地消費潛力，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同時以差異化業態激活游客與本地客群的雙重消費動能。此外，借力“一帶一路”與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昆明可加速構建跨境產業鏈，將區位優勢轉化為商貿樞紐的競爭力。

更重要的是，營商環境的重塑是這場轉型的關鍵。以制度創新護航企業成長，昆明才能吸引人才、資本與技術的集聚，真正成為東南亞市場的“橋頭堡”。

那么這潑天的富貴昆明能否接住，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吧。

本文數據來源：昆明多個商業項目開業信息及空置率統計、恒隆廣場與社區商業對比、本地居民消費支出（統計局2023年數據）、昆明市政務服務局發布的21個創新案例、斗南花市線上交易數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