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發布小說《于七的軍師》出版的消息之后，很多朋友都向筆者詢問了同一個問題，那就是：“棲霞于七到底是不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外孫？”本文就對此進行集中解答。

“于七是戚繼光外孫”這種說法，過去在膠東民間就有口頭流傳，而進入網絡時代之后，更是得到廣泛傳播。對此說法，相信者有之，懷疑者亦有之，而多數朋友則是不知所從。

要考證某種說法的真假與否，最直接也是最有說服力的方法就是查詢史料（尤其是原始史料）。從筆者所掌握的情況來看，支持“于七是戚繼光外孫”說法的資料只有后世補修的于氏族譜（于七本族的原始族譜在清代銷毀）和現代人撰寫的相應文章，而正史中則找不到任何記載。

關于戚繼光的生平和子女情況，主要有三大權威原始資料可供參考，分別是戚繼光兒子們編纂的《戚少保年譜耆編》、明代文士汪道昆撰寫的《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孟諸戚公墓志銘》和同樣是明代文士董承詔撰寫的《戚武莊公傳》。這三大權威資料，只提及戚繼光膝下有五子，但均無與女兒有關的信息。

以《戚武莊公傳》的記載為例，文中僅稱：“公亦艱子，納側室始得之。長祚國…次安國…次昌國…次報國、興國。”并未提及戚繼光有女。

傳記這種文體忽略女兒，尚情有可原。但墓志銘中同樣不提及女兒，則令人懷疑戚繼光可能膝下根本無女。

因為，按照墓志銘（或神道碑）的行文體例，通常都要完整記錄墓主的妻妾和子女情況（有孫輩也要一同記錄），極力避免缺漏。比如，記載明代將領衛青（與蓬萊也有所淵源）生平的《世襲宣城伯衛公神道碑銘》，就明確提到墓主有“男十一人……女九人”，并詳細標注了這些女兒的出嫁去向；而記載清代平度名人于滄瀾生平的《于海帆墓志銘》也遵循此例，稱墓主有“女三人，長適昌邑李向陽，次適榮成孫貽燕，三適同邑馬青竹。（另有）孫女五人。”

而《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孟諸戚公墓志銘》對于戚繼光妻妾子女的情況僅記載道：

“一品（指戚繼光的正妻王氏）鷙而張，先后有子皆不祿，少保（指戚繼光）陰納陳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沈姬舉昌國，楊姬舉輔國（應為興國）。”

按照常理推斷，墓志銘刻意忽略女兒信息的可能性不大。以此反證，只能用“戚繼光并無女兒”來解釋。

當然了，以上分析只是推理，并不能百分百肯定“戚繼光膝下無女”。想要進一步求證，更好的方式是比對戚氏族譜。但可惜的是，蓬萊戚氏人丁不旺，并無完整的族譜傳世，留下了諸多未解之謎。

除了上述修纂于明代的三份原始史料之外，清代的各種官方史料，如《清實錄》《清史稿》《登州府志》《棲霞縣志》《蓬萊縣志》中都未提及于七與蓬萊戚氏有親緣關系。如光緒版《增修登州府志》提到“于七”時的描述為：“棲霞民于七招集亡命，據鋸齒山……”

綜合正史的記載來看，筆者個人傾向于否認“于七是戚繼光外孫”的說法。但這種說法既然在民間廣為流傳，自然也不能視而不見。因此，在創作《于七的軍師》這本小說時，筆者采用了一種折中的處理方式——即通過膠州高璪的口述稱：

“于樂吾（于七）雖未做官（在明代未做官），但其家世并非泛泛。聽聞他的祖上，素以淘金而致富，與周邊大族多有聯姻。民間有傳言稱：‘登州戚少保戚繼光即于樂吾之外祖。’此事未經確考，不知真假。但于家的地位，也可見一斑了。”

言歸正傳。倘若戚繼光的確膝下無女或者有女但也未嫁給棲霞于家的話，那么參考歷史先例推測，“于七是戚繼光外孫”這種說法的出現，有可能是于七當年起兵時為提升自身影響力而做的輿論宣傳，就像元末紅巾軍首領韓山童自稱為宋微宗趙佶的八世孫一樣。畢竟，戚繼光是舉世聞名的抗倭英雄，如果跟他沾上關系，自然也容易被外人高看一眼了。（本文作者：隋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