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我最近看到一個特別離譜的新聞——有人打算和死人一起生孩子。

男人車禍去世一年后，他的情人找到了兩人冷凍的胚胎，并通過手術讓自己懷孕。情人這么做，就為了生一個“遺腹子”來和男人的原配妻子爭奪遺產。

我的作者康不醫告訴我，相比于她最近接下的遺產爭奪案，這些炸裂的情節根本不值一提。

康不醫去年認識了一個當醫鬧的民警，他為了找到醫院的錯誤，把城里的相關機構和部門都鬧遍了。搞得大家都像躲瘟神一樣怕他。

對民警來說，除了父母的遺產，還有更重要的一樣東西。

他寧愿什么都不要，寧可無休無止地鬧下去，也要搶過來。

父親的死亡證明被煙灰燙出焦黃色孔洞時，警察劉永強掐滅了這晚的第七支煙。

凌晨三點的刑偵支隊辦公室像口煮沸的砂鍋，尼古丁和速溶咖啡在中央空調的嗡鳴里發酵。白板上貼著幾張醫院病房和劉永強哥哥、嫂子的照片，年輕民警正在用記號筆圈出上面的關鍵信息。支隊長在翻閱平板電腦上的文件，試圖尋找案件的突破方向。

上午的時候，劉永強去市里舉報了自己的哥哥和嫂子。他不想被動地等待處理結果，于是下午又跑去刑偵支隊，找做治安和刑事的朋友出主意。

他們在分析的并不是刑事案件，而是警察劉永強自己的家事——一團亂麻的家事。

事情要從三年前的深秋說起。劉永強的父親在哥哥和嫂子的照顧下，離奇死亡，隨后父親的房子被劉永強的哥哥占據。

為了找到真相，奪回房子，劉永強打官司、舉報，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他把第一個要攻擊的目標，鎖定在了嫂子身上。

年輕民警手中的記號筆在白板上洇出紅點，他提出了一個方向：“虐待罪呢？”支隊長的嗓子像砂紙擦過生鐵：“人都去世了，想查也無從查起。”

法醫推門進來，給沉悶的辦公室帶起一陣穿堂風，天亮了。“都撤了吧。”劉永強突然發出一聲冷笑，煙嗓震得天花板能掉下灰。

分析了一整夜的案情，就連刑偵警察都無法找到線索。報案走刑事調查的希望渺茫。而作為劉永強代理律師的我，依然在幫他梳理著這場曠日持久的糾紛。

我一度十分后悔，為什么要接下劉永強的案子。

今年初，朋友神秘兮兮地打來電話，給我介紹了一個他“搞不了”的醫療糾紛案子。委托人就是劉永強。

朋友說劉永強是個“人還不錯”的警察，卻欲言又止地提醒我小心：糾紛很復雜，劉永強和哥哥嫂子之間的問題，恐怕不是一兩個部門能解決的。

我一頭霧水，心想衛生局都給出醫療糾紛處理結果了，還有啥要小心的？

不久后，劉永強主動聯系到我。他在電話里很禮貌地打招呼，聲音洪亮有力，像是從胸腔深處迸發出來的。很快他就帶著好多臟字，密集地向我輸出糾紛的細節，我當時聽得一頭霧水，不知道劉永強要找我打的，到底是什么官司。

劉永強的思維極度發散，我聽上去不只有醫療糾紛，還有財產糾紛，甚至可能存在非法拘禁。

第二天一早，剛熬完夜班的劉永強帶著所有材料，跑到了我們律所。他從印有公安局某某分局的檔案袋里掏出病歷說：“小康，叫哥就行。”

劉永強50歲，是隔壁片區的警察。他的身材不算高大，但結實有力，手臂肌肉線條隱約可見。穿著洗得有點發黃的白色polo衫，褲腳也有些磨損。我猜他可能連家都沒回就過來了，他臉上胡茬稀疏，皮膚粗糙，眼角和嘴角的紋路都在往下走，但眼鏡片下的眼睛卻有神的很。

他可能沒想到我足足比他小了20歲，語氣上倒是恭敬客氣，但一直用審視的眼神打量我，仿佛在評估我是不是合格的、能幫他解決問題的律師。

我拿起他父親的病歷，泛黃的住院知情同意書上寫著“器質性抑郁障礙”，鋼筆墨水字已經洇開，像蜘蛛在紙上爬行。簽字的家屬是劉永強的哥哥，簽字的醫生就是嫂子，讓我在意的是，劉永強的嫂子正好就在精神病院當實習醫生。

劉永強的情緒很激動，他說80歲的老父親根本沒有精神病，是哥哥嫂子把父親藏在了精神病院，并且對父親不管不顧。完全是想任由父親自生自滅，從而甩掉贍養的責任，霸占父親的房子。

看得出來，這份已經卷起邊緣的病歷被劉永強反復翻過很多次，他還寫了病歷疑點和舉報材料。說話間，我注意到劉永強的雙眼布滿血絲，他帶著憤怒而悲涼的語氣說：“很諷刺吧！我爸沒了三年了，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他埋在哪。”

那天我沒有答應劉永強，因為他要起訴精神病院草菅人命、起訴嫂子非法行醫，還要應對哥哥發起的房產分割起訴。我感覺非常無語，劉永強的一連串糾紛，每一件的難度都不低，能否通過起訴來解決都存疑。

接下來的一周里，劉永強來了我辦公室三趟，非要說服我接下他的案子。我真的是第一次遇見這么執著而且行動力爆表的當事人。

更絕的是，劉永強在找到我之前，就已經去過市衛健委和區衛生局，把各種機構、領導找了個遍，鬧了個遍，活脫脫一個老醫鬧。我估計區衛生局可能是被他鬧怕了，最后以“病歷書寫不規范”為由，給精神病院出了個處罰。

說實話我有點想罵把劉永強介紹過來的朋友，這哪是給我介紹案子，簡直是把一串已經開始爆炸的鞭炮扔到了我的手里！

劉永強給我復原了調查父親死因的經過，我能理解他為什么會對哥哥嫂子如此充滿敵意。

劉永強收到父親的死訊時，父親早已被火化，他連父親的骨灰在哪都不知道。他們這個家在很多年前就已經破裂了。全家5口人一分為二，哥哥嫂子帶著父親過日子，劉永強帶著母親生活。

劉永強常年無法與父親見面，哥哥嫂子也不告訴他任何信息，劉永強只能一家一家醫院跑，希望知道發生了什么。

然而就連復印父親病歷這樣的小事，都是困難重重。劉永強在父親去世的三甲醫院，碰到了身穿醫生工作服的嫂子，她正在這家醫院接受培訓。仿佛仇人見面一般，嫂子在現場阻止劉永強復印病歷。

劉永強火了，當場向醫院投訴。醫院試圖和稀泥，于是劉永強報警，這才把病歷拿到手。

去父親住過的精神病院復印病歷時，劉永強遇到的阻礙更離譜。精神病院不同意給病程記錄，不同意封存病歷，然而劉永強卻發現，原版病歷有人為篡改的痕跡。劉永強開始了不斷地舉，直到精神病院被舉報怕了，才把這些文件交給了劉永強。

通過病歷上的只言片語，劉永強試圖還原父親臨死前的遭遇。

起初父親在一家綜合醫院治療腦梗，因為“器質性抑郁障礙”被送到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間，父親不知為何會受了三次傷。前兩次是肋骨骨折，最后一次發生在住院第45天的晚上11點，父親突然從精神病院出院，并且連夜送回了綜合醫院。

入院記錄上赫然寫著：“脾損傷、失血性休克，多發肋骨骨折。”

綜合醫院緊急給父親安排了手術，打開腹腔發現是肝破裂和腸系膜挫傷。看到這就已經讓人很困惑了，劉永強想不明白，父親在精神病院到底經歷過怎樣的折磨？

父親在ICU熬了幾天才脫離危險，轉到普通病房10天后痊愈出院。然而不過半年時間，父親因為重癥肺炎在三甲醫院住了14天，最后因為肺炎、膿氣胸并發呼吸衰竭去世。父親已經80歲了，因病去世并不意外。讓劉永強不能接受的是，醫院的死亡診斷上還寫著父親有低蛋白血癥、貧血和營養不良的情況。

這不禁讓劉永強開始懷疑，哥哥嫂子到底有沒有照顧好父親。

劉永強最先懷疑的就是嫂子。父親在精神病院住院時，嫂子是那里的實習醫生。父親在三甲醫院搶救時，嫂子在哪里接受培訓。這就有點蹊蹺了，怎么嫂子在哪父親就去哪？

在劉永強看來這根本不是照顧，而是控制。劉永強聽到精神病院的科室主任親口承認，病歷是劉永強的嫂子一個人寫的。這使得他不得不懷疑嫂子有篡改甚至偽造病歷的嫌疑。寫出來的事情就已經夠駭人聽聞了，不敢想象父親還受過多少罪。

精神病院和那家三甲醫院也很奇怪，竟然敢公開違法不給劉永強復印病歷。要知道根據法律規定，醫院不讓患者查閱、復制病歷是要被罰款的，發現一次罰一次，可以無限罰到醫院破產。

看來劉永強這個案子里，從醫院到家屬，都不是善茬。

平常我看完病歷，會尋找上面的疑點，這次我卻立馬失去了動力。內心瘋狂吐槽：“什么鬼？這不是披著醫療糾紛外皮的家庭倫理劇嗎！”

劉永強說他家這些麻煩事時，煙就沒離開過手，面前的礦泉水沒喝幾口就被他當成了煙灰缸。他還拿出和老友喝酒澆愁的架勢，對著我痛罵他哥是個爛人。

更讓劉永強不滿意的是，父親活著的時候曾做出過明顯偏向哥哥的財產分配。

劉永強這個哥哥不爭氣，多年來沒有正經工作。父母給哥哥買了套房子，卻被他擅自賣掉，錢全糟蹋了。之后哥哥就盯上了父母的房子，首先發動了爭奪戰，把劉永強告上法庭，要求他讓出繼承權。

這套房子是父母的共同財產，母親在2016年去世前希望無論出現什么情況，都能保證兄弟倆能平分房子，她留下了一份自認為穩妥的遺產分割方案：“如果老公把份額給哥哥，我的就給弟弟。如果老公把份額給弟弟，我就給哥哥。”

那時劉永強和哥哥的關系已經很差了，甚至不愿和哥哥說一句話，母親去世的消息還是通過前妻轉達給哥哥的。而哥哥首先做的卻是把父親藏起來，然后拿出了一堆紙條，說父親已經決定了，要把房子留給孫子。說白了還是留給劉永強的哥哥和嫂子。

房子爭奪戰在21年開庭，劉永強希望知道父親的下落，請求法官責令哥哥嫂子告知，然而他們的代理律師只說人在療養院，根本不說是哪里。好在那天劉永強久違地見到了父親，通過視頻的方式。雖然是網絡開庭，但劉永強看得出來父親的精神狀態還不錯。

父親當庭表示：把房子完全留給哥哥。

聽到父親的決定，劉永強很受傷。

法庭給出的判決也對劉永強不利。母親當初寫遺囑的方式是為了一碗水端平，不想讓兄弟倆因為分房子的事打架，然而母親好心辦了壞事，她寫的遺囑是口語化的，不是法律用語，所以法庭認為遺囑無效。

于是母親擁有的一半產權被平分給哥哥、劉永強和父親。就是說，哥哥在擁有了父親給的房子一半產權的基礎上，還能獲得母親那一半產權的三分之一份額。劉永強能繼承的，只有可憐的六分之一。

因為疫情的影響，法院的審理慢了起來，而父親在審理過程中去世了。哥哥仍然在起訴劉永強，希望通過給劉永強折價款的方式，把這六分之一的份額也拿到手。

再次來到法庭，劉永強又在視頻里看到了父親，準確的說是父親生前留下的畫面。父親在視頻里說：“我確實是想把財產都給大兒子。”

再一次，劉永強遭受了來自父親的暴擊。

法官詢問視頻的來源和拍攝地點，嫂子說是在精神病院錄制的，還說父親去精神病院只是為了療養，并且提供了更多的視頻和書寫證據，證明父親具有民事能力。

法官采信了這些證據，站在了哥哥嫂子這邊，建議劉永強把自己的六分之一份額賣給他們。

這套房子估價兩百萬，劉永強可以從哥哥那兒得到三十三萬多的補償。但劉永強堅決不賣，他和哥哥嫂子之間的矛盾，已經不是這點錢就能解決的了。他要找到父親被哥哥嫂子害死的證據，要讓他們把到手的房子吐出來。

到了這我才明白過來，劉永強明面上打的是醫療糾紛，實際上是想通過挖出精神病醫院的問題，來給哥哥嫂子施壓。

劉永強不止要讓精神病醫院給父親一個說法，還要讓哥哥嫂子重新找自己談分房子的問題。

精神病醫院說到底也是個事業單位，嫂子的編制就在這。劉永強只要繼續鬧下去，產生的影響會越來越大，而事業單位很在意員工的負面事件。

劉永強下了好大一盤棋，還是想在房子爭奪戰里反敗為勝。

這案子本質還是個遺產分配問題，我一不擅長，二嫌家長里短的事情煩，實在不想引火燒身。

我試圖給劉永強算賬，讓他知難而退。

且不說推翻法院判定的房子分配比例有多難，單說醫療糾紛這事兒，就會讓劉永強先賠進去好多錢。

劉永強不可能從精神病院拿到一分錢的死亡賠償金，因為父親是病死在三甲醫院的。父親在精神病院受傷確實很可疑，但時間已經過去半年多，監控早就沒了，無法確定是否遭受過虐待。

我最多只能找精神病院的管理問題。為了證明這點錯誤，劉永強要花上萬塊錢做司法鑒定，這還沒算上我的律師費和其他費用。花幾萬塊錢打官司，只得到精神病院幾千塊的賠償，這不是開玩笑嗎！

“我清楚我爸的死亡和精神病院關系不大，也知道打這個官司只會虧錢，折騰得時間越久，虧得越多。”劉永強盯著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我還是要打這個官司。”劉永強覺得怎么鬧都不解氣，還打算去舉報哥哥和嫂子假離婚。

劉永強是徹底撕破臉皮了，他說嫂子為了順利通過事業編的政審才離婚的。他們隱瞞了一個事實：劉永強的哥哥，被行政拘留過，開不出來無違法犯罪證明。

我簡直要暈過去。為了多分房子，為了逼哥哥嫂子低頭，劉永強的行為已經超出了討公道的范疇，甚至因為自己對法律法規摸得門兒清，把各種部門都牽扯進來，說他在浪費公共資源都不為過。

不知道劉永強是為了說服我接下案子，還是為了進一步證明自己那超強的行動力。他拿出了20個G的視頻，全是他和各種部門的交涉錄像，偷拍的錄像！

晃動的畫面里，劉永強對面穿白大褂的醫生正在解釋：“領導下周出差回來，您看……”

“下周？我等了一百二十八個下周！”從劉永強的視角看去，他的手指幾乎要戳進醫生的瞳孔了，“我爸被你們醫院害得半死不活的時候他在哪？大出血在ICU搶救的時候他在哪？”

他嘶啞的吼聲震得鏡頭簌簌發抖，精神病院墻上那面寫著“為人民服務”的錦旗也跟著亂晃了起來。

我啪地關上了筆記本電腦。劉永強到處偷拍，恐怕已經不屬于正常維權了。他去醫院、衛生局交涉都在口袋上別了攝像頭，我暗忖要是自己沒把案子辦好，劉永強也天天拿攝像頭偷拍我，可太難受了。

見我很排斥看他偷拍的錄像，劉永強的手指在實木桌的裂縫摳來摳去，指甲縫里的灰簌簌掉落，“昨天領導找我談話，讓我先別鬧了”。

我也勸劉永強，醫院不一定怕鬧，但他繼續鬧下去肯定會影響自己的工作。我也怕被他牽連進去，萬一有人覺得是律師教唆他，那我可太冤枉了。

“我不是不知道。我寫的舉報材料，三天后就會變成碎紙廠的紙漿。”劉永強冷笑著說。

“他們讓我承諾不繼續鬧了，你說可能嗎？我就指著衛生局辦事兒的人的鼻子說，‘你爸死的不明不白，醫院還他媽地改病歷，叫你你能不鬧？’”

還好劉永強并不需要我的回答，我真回答不上來。

又過了幾天，劉永強向我保證，只要我專心打醫療糾紛的案子，輸贏都不用我負責，更不用我操心他和哥哥嫂子之間的矛盾。

輸倒不至于，精神病院能讓一個老人在一個多月內受傷三次，而且還是斷骨頭破內臟的傷，肯定存在問題。只是我想不通這件事對劉永強有多少意義。

劉永強像是賴上我一樣，三天兩頭來找我接下案子。我實在抹不開面子，又怕沒人管他反而會鬧出更多事情，于是我和劉永強約法三章，正式接下了案子。

我給劉永強打了個骨折價，沒敢收多少律師費。希望他即使最后沒拿到想要的結果，也能看在我給他省錢的份上，別找我麻煩。

我不放心，還在合同上還加了個特別條款：“本案委托包括醫療糾紛的鑒定聽證事宜，調解能否達成，取決于雙方意見。律師僅能協調但不能保證最終結果。”

劉永強這次的目標依然明確，他確實不怎么在意精神病院是否有過錯，但是要求起訴時一定要把他嫂子給帶上，最好定個非法行醫，能達到立案標準抓起來接受調查。

簽合同那天，劉永強樂呵呵地來到律所交了錢，而我卻沒有絲毫的開心，盤算著什么情況下可以把律師費退還給他，及時解除委托跑路。

除了醫療糾紛，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刑事案件，我直接告訴劉永強沒戲。他嫂子只是個實習醫生，即使出事也是主治醫生負責，非法行醫罪靠不上；醫療事故罪更是要求醫院對他父親的死亡負擔主要責任才有可能成立，他辦刑事案件的思路在醫療糾紛里根本用不上。

說了一會兒，劉永強又說要告嫂子給病歷造假。我又潑了他一盆涼水，篡改病歷需要所有第一順位繼承人做原告，上法院起訴精神病院。就是說劉永強要和他那個仇人一樣的哥哥握手言和，然后陪著劉永強去給自己老婆施加壓力。

劉永強猛地睜大了眼，抬高了音調想跟我爭辯，怕嚇著我似的，他又很快壓下嗓音，“起訴醫院篡改病歷走不通”？

我盯著劉永強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走不通。”

劉永強暫時沒話說了。

我總感覺他和我說話就像訊問犯罪嫌疑人似的，同樣的問題每隔幾天變個問法，他又能問我一遍，總想從中找到不一樣的地方，好像那就是他的突破方向。

我始終和他就事論事，他找不到我的破綻，終于同意放棄去法院起訴精神病院了。

劉永強說他其實認識很多律師朋友，之所以堅持讓我做他的律師，是因為我有一句話打動了他。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說他到處舉報簡直是一點章法都沒有。想和醫院打，那得手里有個武器，這個武器就是鑒定報告，得先定下醫院有沒有錯，有什么過錯。

他覺得我給的方案很靠譜：先排除本地的干擾，到外地進行司法鑒定，最后憑鑒定結果與醫院協商。

竟然是因為我分析得太明白，劉永強這串炸響的鞭炮才竄進我手里，我內心默默流淚。

劉永強把揉皺的病歷紙按在玻璃茶幾上，指腹反復碾過死亡證明的紅章，直到診斷結論在汗漬里暈成黑斑。劉永強攥著病歷的手背青筋暴起。他忽然起身，帶著審訊犯人的壓迫感，煙灰簌簌落下：“你知道最諷刺的是什么？當年我學的刑偵技術，現在正用來查自己父親的病歷被誰篡改過。”

我跟劉永強說好，只幫他完成鑒定確認精神病院的過錯，其他都不管。劉永強嘿嘿一笑，說沒問題。他只要抓住精神病院的過錯，就可以繼續給哥哥嫂子施壓，一定要把他們折騰得向自己低頭，把房子吐出來。

我尋思做鑒定也不摻和家務事，總不會有啥幺蛾子吧。沒想到委托鑒定這個事就和醫院掰扯了好幾個月。

通過司法鑒定來解決劉永強的醫療糾紛，這對他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了。劉永強可以繞開哥哥的同意，獨自尋找醫院的過錯。

我的想法很美好，和醫院一起去“?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醫調委）委托司法鑒定。速度快的話，三個月就可以走完聽證會、下鑒定報告的流程。之后我的活就干完了，可以好好地把劉永強這尊大佛送走。

然而三個月過去了，一點進展都沒有。

我找到精神病院的醫務科詢問情況，那邊的科長向我大倒苦水。我們這個區就這一家精神病院，遇到精神異常的人各大派出所只能往這兒送，劉永強經常借著送精神異常的人來精神病院的機會，找科長說道自己家的事，一個月能來好幾回。精神病院被劉永強鬧得不勝其擾，也想盡快解決糾紛，只要能出鑒定報告，讓賠多少錢醫院就賠多少。

我頓時覺得這真是個深明大義的醫院，千恩萬謝地掛了電話。我心想這案子還不手拿把掐，打電話給劉永強時，他嗤笑地哼了一聲：“小康啊，我和他們打了這么多交道，他們可說翻臉就翻臉，你還是小心點。”

當時我還不以為意，沒想到是醫調委在拖延。那邊臨時為劉永強增加了一個條件：必須讓他哥一起來才能受理委托。

我納悶了，這又不是去法院起訴。醫調委以前從沒要求全部家屬都得到場。負責登記的老師偷偷跟我說，這個案子他們早聽醫院和衛生局講過，知道內情特別亂，劉永強一家人都不是善茬兒，所以醫調委的領導根本不敢收。

我內心想大家都知道這個案子是個雷，都想離遠點，不能只有我這個倒霉蛋硬著頭皮上啊。劉永強的戰斗欲望又燃起來了，立即跟我說他來找關系，不僅很快就拿到了醫調委領導的電話，還跑去和人家聊了一上午。

結果劉永強也碰了軟釘子，領導很同情他但還是不敢收他的委托。精神科醫院那兒的軟釘子是必須有第三方見證，作為第三方的醫調委不敢接受這個委托。閉環了……

我提出不找醫調委了，改找衛生局。劉永強給我發來一個呲著大牙笑的表情問：“用不用我去衛生局開鬧？”

我連忙說不用。劉永強可收收神通吧，我自己去聯系衛生局。衛生局以司法鑒定不歸他們管為由，讓我們去起訴或者找醫院協商。此時精神病院的態度也變了，再次要求劉永強的哥哥也得出來表態同意才能配合進行司法鑒定。如果做不到這一條，也讓我帶著劉永強去法院起訴。

事情推進不下去，也怪劉永強太能鬧了。他把自己和哥哥的矛盾鬧得人盡皆知，精神病院、醫調委、衛生局可不就看準你這個弱點來設置門檻嘛。

為了做一個鑒定確認精神病院到底有沒有錯，我前前后后溝通了好幾個部門和機構的一大群人，繞了這么一大圈子，一切都回到了起點。

到了這一步，我都氣瘋了。劉永強不愧是老江湖，行動力強到沒邊兒，他看我搞不定，又去衛生局鬧起來了！

那段時間，劉永強每隔2天就會給我發來一個小視頻，背景是衛生局的會議室，劉永強對面好幾個人正襟危坐，皺著眉在討論。

一開始衛生局沒敢答應，他們被劉永強過往的“戰績”鬧得沒辦法了，最后終于決定把醫院叫到衛生局，壓著醫院和劉永強共同抽簽確定鑒定機構。

最后，衛生局讓劉永強定個時間，他們讓醫院一起過來，大家坐下來聊。我不知道劉永強找衛生局說了什么，反正他們突然不踢皮球了。于是在一間很小的會議室里，衛生局醫政科的科長，精神病院的科長、副院長、律師，我和劉永強，終于能面對面地溝通一次了。

醫政科的科長一上來就定下調子：大家心平氣和、好好商量。遺憾的是，文明的溝通只進行了一輪。

我先重申了和醫院共同委托司法鑒定的訴求，精神病院的副院長強調了必須讓劉永強的哥哥也加入委托，精神病院的律師幫腔說《民法典》里有依據。

我剛張嘴還沒說出反駁的話，就聽見一句超大聲超標準的國罵。緊接著劉永強猛地站起來，把在座的所有人都嚇了一跳。劉永強指著律師的鼻子罵：“我爹都沒了！讓醫院害死了！你還跟我說這條那條的，我跟你走鑒定都他媽是給你們臉了！”

氣氛突然變得緊張起來，對面律師的臉已經憋紅了，我和醫政科的科長忙勸劉永強冷靜下來。劉永強抄起桌上的礦泉水，咕嘟咕嘟地灌下去大半瓶，但還是不坐下。他虎視眈眈地盯著對面的副院長和律師，像是在威脅他們發言的時候要小心。

對面的律師說不出像樣理由來反駁我，只是在重復表達醫院的態度。劉永強大聲地從鼻子里哼了一聲，盡顯輕蔑之意，狠狠地盯著副院長。我們在場的所有目光，也聚集到了副院長身上。

此時副院長的光頭上全是汗，不知道是熱還是緊張，為了避免尷尬，他要出去打電話請示一下。劉永強則不失時機地對醫政科的科長發起了牢騷：“老弟啊，你說說我這個事，我爸80了，在他們醫院摔了三次，下病危也沒人通知我，你說他們醫院還是人嗎……”

劉永強的情緒轉換極其自如，要不是副院長打完電話回來，我覺得下一秒劉永強就要哭出來了。

副院長帶來一個好消息，領導同意和劉永強共同委托鑒定，也同意在委托書上蓋醫院的公章。當場就抽簽確定鑒定機構。劉永強的臉色頓時好看多了，雙手握住醫政科科長的手，一個勁兒地感謝。精神病院大概是怕了劉永強了，簽司法鑒定委托書的時候，竟然架了一個攝像機全程錄像。

我心想你們醫院碰上劉永強也是倒霉，劉永強手上還有醫院領導因為賭博被送去拘留的黑料說呢。雖然看上去劉永強要拼個你死我活，其實收放自如，達成目的立即把情緒收回來，說話滴水不漏，一點把柄也沒留。

還好我不是劉永強的敵人。

別看精神病院被劉永強鬧得夠嗆，但他們并不是劉永強真正的敵人，甚至連嫂子都不算。

劉永強真正的敵人，是他的哥哥。

其實劉永強家里爭房產的事兒我不想摻和，但是精神病院在劉永強父親的病歷上寫了一句話“因分割家產與次子鬧上法庭”。這句話在我心里是個刺，所以我跟劉永強要了庭審筆錄和判決書，想弄明白來龍去脈。

哥哥起訴劉永強的案子，已經開了四次庭。前兩次開庭，劉永強的父親還在世，他說因為養老看病需要錢所以想賣房，“我對我小兒子，我想跟他斷絕來往，這也是我賣此房的理由，因為他現在住在我那，小兒子不是人，他和我多次動手打架，有時候嚴重的時候甚至動刀”。

“在我老伴病重搶救時間，他不及時通知我們，讓我跟老伴沒有見最后一面，更可恨的是他利用這個時間段回家，把我老伴所有財物都拿走了。在我老伴病重的半年內，他多次回家挑釁，甚至于驚動警察。（他）打爹罵娘是常事。”

我內心一萬頭草泥馬奔過，合著劉永強才是這個家里的壞人？我當時恨不得立馬解除委托。我只能看到庭審筆錄的鉛字，不知道劉永強當時在法庭上是怎么回應的。我試著委婉地問劉永強：“為啥老爺子在筆錄上說這些（壞話）。”

劉永強愣了一下，解釋得七拐八繞，說是他哥搗的鬼，但就是沒回答他到底有沒有“打爹罵娘”，有沒有把刀揮向父親，有沒有阻止父母見最后一面。

我開始感覺，自己、衛生局、醫調委、衛健委、醫院、他嫂子都是劉永強縝密計劃中的一環，他像一個棋手一樣擺弄著棋子，和哥哥暗中角力。

我是醫療糾紛律師，不是破解當事人陰謀的神探，也不是解決家庭事務的專家。醫療糾紛的解決進度依然可控，所以我決定一門心思研究病歷，暫不過問其他事情。

精神病院的過錯還是明顯的，劉永強的父親是個全托式住院的患者，疫情期間本來就不讓家屬陪護，醫院還不提高護理級別加強巡視。在老人發生了兩次有明確記錄的摔傷后，還是沒能避免第三次摔傷，從而導致肝破裂。要不是及時把人送去綜合醫院搶救了回來，精神病醫院一定會被整頓。

劉永強每天都要打電話問我很多問題，跟我說他那些天馬行空的思路，我想趕緊敷衍過去開完聽證會就結束一切。

聽證會被安排在9月，因為我還有個案子在同家機構鑒定，而且患者家屬給我買好了來回的機票，我跟劉永強說不用他掏差旅費了。劉永強還是給我轉來600塊錢，讓我吃點好的。他在微信上說：“你給我省了多少錢，我還能不知道嗎，趕緊收下。”

聽證會是下午三點，當天劉永強下了飛機就來找我，不光請我吃了午飯，還一定要給我訂個鐘點房讓我休息一下。我其實不用休息，在鑒定機構等一兩個小時也無所謂。劉永強拉起我的行李箱就走，我在后面小跑才跟上他。最后他在賓館一樓的沙發窩了一中午，而我美美地睡了個午覺。

我不知道劉永強是不是一個不孝的兒子，但是他看到了我的付出并用他的方式對我表達尊重。我在想，也許劉永強這個人當個朋友會不錯？

再次和精神病院的科長和律師見面，我本來怕劉永強又和他們劍拔弩張地干起來，結果他竟然和醫院的律師跑到門口抽煙去了，還互相點火稱兄道弟。

科長偷偷跟我說，大家都明白劉永強不是朝著醫院來的，醫院找過劉永強嫂子談話，讓哥哥主動聯系劉永強，但是他們就是八方不動，科長因為這事頭都要炸了。一同過來的還有一位40歲的女性，她是精神科主任，既是劉永強大嫂的領導也是劉永強父親的主治醫生。

主任苦笑著說：“我已經一個月晚上睡不著了，瘦了30斤。”我算了下，正好是醫院收到聽證會通知的時間。看來被扯進事件中的大家，都不好過。

聽證會上，劉永強補充了一些醫院的過錯。他不理解為什么醫院天天讓他父親疊被子，甚至在摔傷后依然要求老人疊被子。劉永強越說越上火，“難聽的話我就不說了”。謝天謝地，劉永強還是聽了我的囑咐，沒在聽證會上用“國罵”。

精神病院的律師像法庭答辯一樣，把責任全推到了家屬身上。他說醫院要求家屬留人陪護了，但家屬沒留，因為劉永強的嫂子就是管床的實習醫生。當然，免不了又說了劉永強爭房子的事情。

我內心在冷笑：鑒定機構不是法院，才不管家庭矛盾，說那么多其實也沒有給醫院的過錯做一個合理解釋，鑒定機構會采納才怪。

鑒定專家們也沒聽過這么糾結的醫療糾紛，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沉默了一會兒。陸續有專家開始發問，當問劉永強是否知道父親身體明顯消瘦，體重下降了很多時，能言善辯的劉永強突然答不上來了。

他確實無法回答，因為這些年來他與父親僅有的一次見面，是在視頻通話里。

專家說：“既然你不是在那邊照顧的，那我也不問了。不過專科醫院，確實有很多東西（治療）做不了。”

劉永強沒答上來父親的身體情況，我知道是因為哥哥始終對他隱瞞著父親的行蹤。不過劉永強卻沒有做出任何解釋，這讓他不孝子的形象更突出了。

聽證會結束后，劉永強在門口狠狠地吸了幾口煙。他叫住了精神病院的科長：“你回去，跟我嫂子說，讓他倆趕緊把我爸的骨灰拿出來。”

“哪怕告訴我在哪也行，我爸都走了幾年了，我到現在都沒見到他的骨灰。”劉永強的話剛帶了點哭腔，又及時收了回去。

他把煙頭踩在腳下，狠狠地碾了碾：“要是他還不給我骨灰，我肯定沒完。”

我都愣了，劉永強從來沒跟我提過要爭奪父親骨灰的訴求。

我越發看不透劉永強了，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的他。為了爭奪房子搞事情的是他，為了達到目的鬧醫院和衛生局的是他，被父親控訴不孝的是他，因為沒見到父親最后一面而難過的也是他。

那天劉永強喝了不少酒，他一口一個“王八蛋”都罵他哥。為了找到父親被藏在哪里，劉永強拖了好多關系，卻始終找不到。他手里沒有自己和父母的合照，只有一張全家福，那時哥哥嫂子剛結婚，父親笑出滿臉褶皺，母親站在最邊緣，臉上微微有著笑意。

他最后一次見父親是在法院網上開庭，隔著手機，父親在法庭上控訴他不孝。

劉永強說，他想找老爺子解釋清楚，他根本沒拿母親的存款。母親去世他不是沒告訴哥哥，他讓前妻代為通知了。父親因為當時又找了個老伴，換了手機號，他根本聯系不上……

劉永強也沒能在第一時間知道父親去世的消息。在房子爭奪戰的第三次開庭時，哥哥在法庭上提交父親的死亡證明，劉永強才知道父親早就不在了。

他的腦子一片空白，法官問的話完全聽不見。那天法庭上還發生過什么，雙方又說過什么，他都忘了。他只想問父親為什么在母親還活著的時候就找新老伴，他也想和父親解釋，自己不是非要爭家產。

可是，劉永強的委屈、憤怒再也沒有機會和父親訴說了。

劉永強之所以堅持不放棄那六分之一份額的房子，是因為那是母親留給自己的最后的東西了。都到了這個地步了，為什么父親還是這么偏心？

哥哥這些年來名義上是照顧父親，實際上是依賴他的退休金啃老。那個小小的手機維修小店維持不了哥哥的生活，父母死后他就靠著留下的存款、喪葬費吃飯。哥哥想折價收購劉永強那六分之一份額的房子，還得讓老丈人出錢。

劉永強特別厭惡這個哥哥，以前哥哥開皮包公司做手機生意，把合伙人給坑了。后來為了勾搭小姑娘，哥哥偷偷穿劉永強的警服假扮警察被拘留了20天。這還屢教不改，再次假扮警察被發現，劉永強不得不站出來賠禮道歉。

劉永強做了很多計劃，他買了相鄰的兩塊墓地。墓地在山腰一個安靜的地方，陽光特別好。一塊埋著爺爺奶奶，母親在另一塊墓地入土為安，就等父親合葬了。

劉永強說他哥絕對不會掏錢給父親買墓地，所以骨灰不是寄存就是擺在哥哥家里。哥哥以為他想分父親的喪葬費和存款，劉永強說他都可以不要，只要父親的骨灰。

此時我終于明白劉永強到底在鬧什么了。他想把一分為二的家，重新拼在一起。即使這個家已經變得冰冷，已經失去色彩。

我問劉永強：“你為什么從來不跟律師也不跟政府說，其實你想要的是父親的骨灰。”

劉永強一把捂住眼，帶著哭腔說：“我實在不好意思，這是家丑啊……”

他已經50歲了，一輩子強勢慣了，羞于把感情說出口。這個家里，懦弱的母親走了，強硬的父親也走了，哥嫂把劉永強當仇人，劉永強堅持想要那個房子，哪怕只有一點點的份額，那也是他父母留給他最后的一點東西。

那所混著霉味與煙味的老宅，閣樓的柱子上刻著兩道身高線，藍色粉筆寫的是“永光十歲”，紅色的是“永強六歲”。父親為他們刻下一道道成長的痕跡，木屑紛紛揚揚地落在母親剛漿洗好的被單上。

劉永強忽然記起母親臨終前說的最后一句話：“等你爸你哥回來，媽給你們做酸棗糕吃。”

那些嵌在磚縫里的童年，長在墻角青苔里的笑聲，母親藏在泡菜壇底層的麥芽糖，和哥哥一起挨訓的時光，才是真正不能被分割的遺產。

半個月后，我收到了鑒定報告。我的意見被鑒定機構采納了七七八八，鑒定機構認定醫院有使用自備藥物管理缺失、受傷風險評估預防處置不到位、人員和病案管理不規范的過錯。

劉永強如愿抓住了精神病院的錯誤，終于可以執行下一步計劃，給哥哥嫂子施加壓力，讓大家誰都別想好過了。

直到今天，劉永強依然沒有停下腳步。他還在舉報哥哥嫂子；仍然想證明嫂子非法行醫；要找到哥哥嫂子傷害父親的證據；他也根本不相信父親是在不受哥哥控制的情況下，說出了那些指責自己不孝順的話。

劉永強要做很多事，要徹底戰勝哥哥，要向父親證明自己才是好兒子，他一直在進攻，讓所有人都卷進糾紛，他想盡辦法地贏下去。

但我覺得，他所有的憤怒不過是在舔舐自己的傷口。那傷口來是父親的誤解和不公，來自家庭的分裂。

劉永強偶爾會去墓地坐坐，那里有爺爺、奶奶、媽媽在。而他最想找到的父親，依然不知在哪里。

劉永強贏了，卻和輸了沒什么分別。

他珍視的家，他寶貴的記憶都已經破碎，所以他選擇把對父親的不滿，對母親的愧疚，都發轉變為憤怒，向哥哥嫂子發起進攻。

他一直在進攻，一直在制造沖突，這是他擅長的事情。然而他卻羞于表達對家的思念，對童年時的幸福的渴望。

其實劉永強所有對簿公堂的廝殺，不過是一個兒子試圖找回父親的笨拙儀式。然而他越擅長利用規則來獲得勝利，越是在提醒自己和這個世界的情感紐帶已經崩潰。

也許他真正需要的，不過是和這個家僅剩的人一起好好聊一聊。因為他需要學會訴說心中的委屈，更需要一個愿意坐下來傾聽的人。

（文中部分人物、地點系化名）

編輯：腰不疼

插畫：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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