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6日，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參事胡公冕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

中央組織部、統戰部、國務院辦公廳、黨委機關等都送了花圈，鄧穎超也送了花圈，國務院參事室牽頭主持了安放儀式，并在悼詞中肯定了胡公冕過去戰爭年代的卓越貢獻。

圖|胡公冕

也就是在這次骨灰安放儀式之前兩個月，中國共產黨國家機關黨委根據胡公冕生前所請，批準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員。

至此，胡公冕臨終遺愿得以實現。

一

胡公冕是被追認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也就是說，他過去曾是黨員，但后來有段時間脫離了。

類似胡公冕這樣的情況的人，其實不在少數，比如文強、侯鏡如等等，至于當年脫黨的原由，也是各種各樣，而胡公冕所遇到的情況，實際上更復雜。

中國共產黨成立是1921年7月23日，胡公冕入黨是1921年10月。

胡公冕是少數黨齡同建黨時間差不多長的人。

縱觀胡公冕的革命經歷，那也是相當復雜。

胡公冕是浙江永嘉人，1888年生人，早年家境貧寒，求學艱難，后曾入學兵營，被父親勸回，又在老家巖頭廣化小學當體操教員，因為文化水平低，所以他是一邊當教員，一邊讀高小的課程。

也就是在胡公冕為自謀生計而發愁的時候，形勢發生了變化。

1911年10月0日，辛亥革命爆發。

胡公冕得益于當年在杭州隨營軍校當兵的經歷，他在軍校時的排長馮熾已經參加了革命軍，在溫州招兵時偶遇了他，就把他一起帶到了革命軍中。

部隊開赴寧波后，胡公冕出任了革命軍一個師教導團的排長。

湊巧的是，當時該師師長為黃郛、該教導團團長為蔣介石。

黃郛是國民黨元老，蔣介石就更不用說了。

對胡公冕而言，這段經歷雖然時間不長，卻為他打下了晉升的根基。

南北合議后，胡公冕所在的部隊解散，他回到杭州第一師范當體育教員。

也是在此期間，胡公冕也不斷思考救國之路，恰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后來在參加五四運動期間，胡公冕結識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人，如李漢俊、陳望道等等。

1921年10月，已經從內心深處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的胡公冕，經沈定一、陳望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不久后，胡公冕被派往蘇聯學習，1922年回國參加革命。

大革命時期正值國共合作，胡公冕回國后先是在杭州第一師范教書，以職業掩護從事革命工作，直至1923年秋，經邵力子、戴季陶動員，以共產黨員的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胡公冕奉命去改造軍閥許崇智的部隊，但改造過程中也很不順利，那時蔣介石也在許崇智部任參謀長，感覺難以開展工作，就從上海又回到廣州。

從1923年年底到1924年初，胡公冕除了參加廣州大本營的工作外，還積極參與籌備國民黨“一大”，并受孫中山指示到浙江辦理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等事宜。并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出席。

之后胡公冕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負責在浙江招收學員。

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后，邀請胡公冕到軍事部工作，黃埔開學后，胡公冕受黨組織委派進入黃埔，從一個普通的辦事員逐漸升任軍校學兵司令。

也就是說，當時的胡公冕不僅與黃埔生之間有了師生情誼，更因為與蔣介石熟悉的關系，接觸了國民黨內許多元老。

應該指出的是，胡公冕當時主要負責為黃埔軍校招生，特別是招收的學生中以浙江學生居多，這批人中大多數都成為后來東征以及北伐時期的主力。

二

對于國共兩黨而言，胡公冕都是特殊的存在。

從資料記載的情況看，蔣介石與胡公冕的關系雖然一般，但在大革命時期，特別是黃埔軍?；I建時期，胡公冕發揮的作用著實不小。

大革命時期，胡公冕也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與蔣介石打交道。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胡公冕也是第一時間察覺出不對勁，向黨組織匯報，但組織上那時對于蔣的面目認識尚不清，因此沒有提前防備。

胡公冕當時任第六團黨代表，被反動團長惠東升拘押，后來是蔣介石說情才給放出。

蔣介石最信任的黃埔生之一胡宗南，是胡公冕招收到黃埔的。

胡公冕與胡宗南相識還要追溯到1910年，后來他為黃埔到浙江招生，第一個選中的也是胡宗南，但胡宗南那時還在教書，無意投考軍校，想著游覽名山大川增廣見聞，胡公冕還予以資助。

后來胡宗南又想報考黃埔軍校，但那時胡公冕的招生工作已經結束，名單也已經確定，不得已之下，胡公冕在名單末尾加上了一行字——備取生胡宗南。

胡宗南得益于此，成為黃埔一期生。

胡宗南從黃埔畢業初期，也多蒙胡公冕拔擢，推薦升任副營長、代理營長、團長。

也正因為胡公冕對胡宗南有提攜之恩，在1948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段時間，周恩來四次派胡公冕策反胡宗南。

那時胡宗南雖然未答應，但對胡公冕自始至終也沒有起謀害的心思。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被通緝的30名共產黨人與革命群眾中，就有胡公冕的名字。

胡公冕北上武漢后，進入張發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任團長，原定參加南昌起義，但因為滯留武漢處理善后工作沒有趕上起義。

起義部隊南下兵敗潮汕后，胡公冕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只好潛居上海。

1928年，胡公冕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加上家鄉傳來消息稱群眾基礎不錯，胡公冕在未與黨組織聯系的情況下，決定回老家領導農民運動。

當時，胡公冕做了一件錯事，即為了取消國民黨當局的通緝令，貿然在報紙上聲明脫黨。

1929年，胡公冕在上海偶遇周恩來，在向組織匯報大革命失敗以來自己的狀況以及提出回歸黨組織，為黨工作的請求，周恩來雖然體諒胡公冕的處境，但也對他做了批評。

自此以后，胡公冕雖然仍然為黨工作，但實質上是以黨外人士的身份。

1929年9月，胡公冕送妻子彭漪蘭遠赴新加坡謀生，碼頭上偶遇陳立夫，陳立夫當時就勸說胡不如給蔣介石寫封信，這樣就可以取消通緝令，事后陳果夫也托人到上海勸說胡公冕。

胡公冕始終不為所動。

1930年，黨中央派人巡視浙江溫州、臺州，鑒于當地群眾基礎好，革命形勢也不錯，向中央建議派出動軍事的人才來負責領導，中央軍委考慮再三，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派胡公冕赴浙南領導當地的軍事工作。

胡公冕到浙南后，當地的革命形勢果然有所好轉，數支零散的游擊隊被整編起來，并在幾個月內就形成了戰斗力。

1930年5月初，浙南地方根據中央軍委指示正式成立紅十三軍，胡公冕任軍長、金貫真任政委，陳文杰任政治部主任，劉蜚雄為參謀長，直屬中央軍委領導 。下轄第一、二、三大隊和教導團。

紅十三軍極盛時時有6000余兵力。

三

不過很遺憾的是，浙南地區的革命形勢并沒有延續下來。

在數倍敵人圍剿下，紅十三軍遭到失利，主力不得不分散打游擊，至1932年5月徹底失敗，胡公冕也因為受到通緝的關系，不得不離開了浙南。

胡公冕利用在黃埔的影響力，在南京、杭州發動一部分黃埔系的軍官嘩變，但此事被戴笠率領的復興社特務處破壞。

1932年4月，由于叛徒出賣，胡公冕在上海英租界被捕，隨即被引渡給國民黨當局，一關就是近四年。

期間蔣介石始終沒有對胡公冕下殺手，主要也是源于當年大革命時期兩人共事的情誼，加上胡公冕本身就在報紙上聲明過脫黨，他認為應該可以拉攏胡公冕。

顧祝同期間曾來探望胡公冕，言談中也是勸說他要多讀孫中山、蔣介石的著作，多寫信給蔣談談心得體會，但胡始終不為所動。

1936年2月，經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保釋，胡公冕才走出監獄，但考慮他巨大的影響力，邵力子將其軟禁在西安。

直至西安事變后，胡公冕才徹底重獲自由。

整個抗戰時期，胡公冕利用自身影響力，游走于國共兩黨之間，并奉周恩來之命令為黨做工作。

只是即便如此，胡公冕也沒能恢復中國共產黨的黨員身份，蓋因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形成，胡公冕認為無論是在哪兒工作都是為了抗日，是以沒有第一時間提出恢復黨籍的請求。

1964年，胡公冕重新向組織提出了入黨請求，并寫下萬余字的生平經歷，對自己政治上不成熟有過反思：

“1936年2月出獄后，未積極找組織請求審查，恢復組織關系，產生這些錯誤的原因，一方面因為自己是農民出身，參加革命以后，世界觀沒有根本改變，缺乏堅強的組織觀念，另一方面也因為自己參加革命以后，由于形勢發展迅速，立刻參加到斗爭中去，沒有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自己認識水平低……”
“當時沒有意識到自己從原來的共產主義戰士，降低到一般積極主張抗日的愛國者水平，這是我每一念及便深感痛心?！?br/>

不過盡管如此，在后來抗戰乃至解放戰爭時期，胡公冕為黨做過許多工作，因為其所處的特殊位置，他的貢獻少有人能替代，發揮的作用也不是一般大。

包括在解放戰爭末期策動胡宗南起義，盡管未獲成功。

1949年12月中旬，胡公冕原定隨大軍赴西南，仍參與對胡宗南的策反工作，但因為身體原因未能成行，后在西北軍區安排下赴上海養病。

1950年初，胡公冕病體初愈，即受組織指示赴北京，并于同年11月出任政務院參事（后改國務院參事）。

胡公冕在新中國成立后，致力于國家建設，但他內心深處最大的希望，仍然是重新回到黨組織當中去，直至生命最后時刻，仍然念叨此事。

1979年6月30日，胡公冕因病去世，享年92歲。

1984年1月18日，中國共產黨國家機關黨委根據胡公冕生前所請，批準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