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曼哈頓中城，一座高聳的玻璃幕墻大廈內，每天流動著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的資本洪流，這里正是貝萊德集團（BlackRock）的總部，當然，不太熟悉的人很容易將它和另一家資本大佬黑石集團（BlackStone）搞混。

黑石集團和貝萊德集團雖然都是美國知名的金融公司，但它們的業(yè)務范圍、定位和服務卻是大相徑庭。

簡單來說，黑石集團更側重于私募股權和房地產投資，而貝萊德則以資產管理為主打，是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

2024年，貝萊德管理的資產規(guī)模已達到驚人的11.6萬億美元，這一數(shù)字不僅遠遠超越了全球絕大多數(shù)國家全年的GDP總量，更意味著其觸角已滲透到全球經濟的每一根毛細血管。

從華爾街的股票交易到上海港的集裝箱裝卸，從倫敦的養(yǎng)老基金到南非的太陽能電站，這家成立僅36年的金融巨頭，正以獨特的戰(zhàn)略和技術手段重新定義現(xiàn)代資本權力的邊界。

貝萊德集團

1988年，當來自美國加州猶太家庭的拉里·芬克（Larry Fink）在華爾街一間狹小的辦公室創(chuàng)立貝萊德時，這位出身房地產金融的年輕人或許并未料到，他正在為全球資本市場的未來埋下一顆顛覆性種子。

彼時的美國金融市場正經歷儲貸危機后的劇烈震蕩，芬克憑借在抵押貸款證券領域的深厚積累，將公司定位為“風險管理專家”。

這種基因始終貫穿貝萊德的發(fā)展：當其他投行沉迷于高杠桿游戲時，貝萊德率先開發(fā)出量化風險評估模型，這種技術優(yōu)勢使其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中逆勢崛起，管理規(guī)模突破200億美元。

真正讓貝萊德蛻變?yōu)樾袠I(yè)巨擘的是其對歷史機遇的精準捕捉。1999年，貝萊德通過紐交所上市獲得資本彈藥，隨即展開一系列戰(zhàn)略并購：

2006年與美林投資管理合并，資產規(guī)模突破1萬億美元；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甚至委托其評估雷曼兄弟的“毒資產”；

拉里·芬克

而2009年以135億美元鯨吞巴克萊全球投資者（BGI）的驚天收購，不僅讓貝萊德獲得全球最大的ETF平臺iShares，更使其管理規(guī)模飆升至3.4萬億美元，一舉奠定行業(yè)霸主地位。

近年來貝萊德的擴張更顯凌厲。2024年，其斥資190億美元收購全球基礎設施合伙公司（GIP），將全球12個國家的港口、能源管道和5G基站納入版圖；

2025年3月完成對李嘉誠旗下長和實業(yè)43個港口的收購后，全球前二十大港口中已有14個閃現(xiàn)貝萊德的身影。

這種“危機抄底+產業(yè)鏈整合”的擴張模式，被《經濟學人》評價為“用算法預判經濟周期，用資本重塑產業(yè)秩序”。

如果說資本規(guī)模是貝萊德的表層實力，那么其自主研發(fā)的“阿拉丁”（或Aladdin，即Asset, Liability, Debt and Derivative Investment Network）系統(tǒng)則是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阿拉丁系統(tǒng)的分析界面

這個被譽為“華爾街最強大腦”的技術平臺，每天處理著超過1000萬條金融數(shù)據(jù)，監(jiān)控著全球20萬億美元資產的風險敞口，相當于全球GDP的20%。

現(xiàn)如今，從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的股票組合到加州公務員退休金的債券配置，全球有超過200家頂級機構依賴“阿拉丁”進行投資決策。

貝萊德的全球化戰(zhàn)略遠非簡單的資產配置，而是通過“控股關鍵節(jié)點+影響產業(yè)生態(tài)”構建商業(yè)閉環(huán)。

在物流領域，其布局堪稱教科書級案例：2022年收購德國漢堡港Tollerort碼頭時，同步增持航運巨頭馬士基8.2%股份；2023年參與迪拜杰貝阿里港擴建后，立即通過子公司收購中遠海控6.3%股權；

2025年完成對長和港口資產的收購之后，貝萊德已形成“港口運營+船舶租賃+貨運保險”的全鏈條控制，僅亞歐航線上的集裝箱運輸定價權，就為其帶來年均27億美元的隱性收益。

繁忙的巴拿馬港口

對于主權財富基金的運作貝萊德更展現(xiàn)出驚人的政治智慧。其為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設計的“石油美元循環(huán)模型”，將原油收入轉化為對美國科技股和歐洲基建項目的投資，使沙特在2024年獲得創(chuàng)紀錄的410億美元投資收益；

而幫助新加坡GIC構建的“東南亞數(shù)字經濟組合”，則通過控股印尼電商平臺Tokopedia和越南支付網關Momo，悄然掌握了2.6億用戶的消費數(shù)據(jù)。

隨著貝萊德的資本版圖不斷擴張，其引發(fā)的爭議也日益尖銳。2023年東京電力公司啟動核污水排海計劃后，人們發(fā)現(xiàn)貝萊德作為第四大股東持有其7.1%股份；

當然，更加令人驚嘆的是貝萊德對烏克蘭礦山如未卜先知一般的精準布局：2023年5月，俄烏沖突爆發(fā)15個月時，一則消息震動了全球資本市場：貝萊德集團與烏克蘭政府簽署所謂的“發(fā)展基金”合作協(xié)議，正式接管該國鋰礦、稀土等戰(zhàn)略礦產資源的開發(fā)與管理權。

對烏克蘭而言，這場交易既是無奈之舉，也是戰(zhàn)略賭注。戰(zhàn)爭摧毀了該國近40%的工業(yè)基礎設施，2023年底的外債規(guī)模已突破1300億美元，相當于其全年GDP的1.8倍。

烏克蘭戰(zhàn)場一片廢墟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貸款條件愈發(fā)苛刻時，貝萊德拋出的“救生索”顯得極具誘惑力，該集團承諾通過新設立的“烏克蘭發(fā)展基金”注入35億美元緊急資金，并為政府提供債務重組方案，幫助延緩約500億美元外債的償付壓力。

作為交換，烏克蘭需將境內已探明的鋰礦（儲量約50萬噸，全球第四）、稀土金屬（尤其是釔和鑭系元素）以及配套能源基礎設施交予貝萊德管理，期限長達99年。

這份協(xié)議在烏克蘭國內掀起軒然大波。反對派議員們公開指責：“這是在用子孫后代的資源換取眼前的止痛藥。”

根據(jù)基輔經濟學院測算，若以當前鋰價（約7.8萬美元/噸）計算，僅鋰礦資產的實際價值就超過3900億美元。

而貝萊德通過復雜的貼現(xiàn)模型（按10%年折現(xiàn)率計算未來收益現(xiàn)值），將這些資源的總估值壓縮至3500億美元，如同明搶。

別無選擇

基于協(xié)議中模糊的“管理權”定義，貝萊德不僅掌握礦產勘探、開采的決策權，還可將資源打包為金融衍生品在全球市場交易，甚至允許其通過抵押礦產獲取低息貸款。

這種設計實質上架空了烏克蘭政府對本國資源的控制，形成一種“經濟主權空心化”的風險。

對貝萊德而言，這場收購絕非簡單的資源掠奪，而是其全球戰(zhàn)略的關鍵拼圖，其實早在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fā)初期該集團便啟動了一項名為“東歐資源走廊”的評估計劃。

其內部報告顯示：烏克蘭的鋰礦品位（氧化鋰含量1.5%-2%）雖略低于澳大利亞格林布什礦場（2.8%），但其毗鄰歐盟的地理位置具有戰(zhàn)略價值，歐洲到2030年需將鋰進口依賴度從當前的98%降至50%，而烏克蘭礦產若全面開發(fā)，可滿足歐盟35%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貝萊德通過“資源+基建”的捆綁模式構建了商業(yè)閉環(huán)：在獲得礦產管理權后，其旗下全球基礎設施合伙公司立即啟動了對敖德薩港的升級工程，同時與德國鐵路運營商Duisport集團達成協(xié)議，計劃建設一條從烏克蘭鋰礦區(qū)直達黑海港口的專用鐵路。

烏克蘭的礦山

這種“礦山-港口-航運”的全鏈條控制，使得貝萊德不僅能從資源開采中獲利，還可通過物流定價權獲取超額收益。

回顧貝萊德短短30多年的擴張史，趁火打劫的套路可謂屢試不爽，而且所向披靡，幾乎從未失手。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該集團以0.3美元/股的價格抄底美國銀行股，十年后獲利超240%；2020年疫情初期，其通過阿拉丁系統(tǒng)精準捕捉到醫(yī)療地產的估值洼地，收購的養(yǎng)老院資產包在兩年內增值78%。

而此次烏克蘭收購的特殊性在于，它將地緣政治風險轉化為資本杠桿，貝萊德在協(xié)議中嵌入“政治風險對沖條款”，規(guī)定若因戰(zhàn)爭重現(xiàn)導致采礦中斷，烏克蘭政府需以其他國有資產補償其損失。

這種設計將商業(yè)風險轉嫁給主權國家，被《金融時報》稱為“21世紀的新殖民主義契約”。

“聽話”

其實，這場交易的幕后推手遠不止貝萊德，而是掌握整個美國的資本巨頭們。解密文件顯示，美國國務院早在2022年10月便成立“烏克蘭經濟重建工作組”，其核心成員包括貝萊德高管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軍事顧問。

拜登政府通過《國防生產法案》為貝萊德提供稅收優(yōu)惠，并授意美國進出口銀行為其烏克蘭項目提供20億美元信貸擔保。這種“國家資本復合體”模式，使得貝萊德的商業(yè)行為與美國地緣戰(zhàn)略深度綁定。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貝萊德將烏克蘭稀土納入其“氣候轉型資產池”，通過發(fā)行綠色債券募集120億美元，而這些資金卻流向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永磁體工廠。

這類工廠生產的釹鐵硼磁體，正是F-35戰(zhàn)斗機導航系統(tǒng)的核心材料。其“綠色外衣下的軍事工業(yè)化”路徑，暴露出資源爭奪的多重面相。

當拉里·芬克在2024年達沃斯論壇上宣稱“資本是全球治理的新語言”時，烏克蘭民眾正聚集在基輔獨立廣場，高舉“拒絕資源殖民”的標語。

這些人才是美國的主宰

這場收購揭示的不僅是商業(yè)邏輯的進化，更是21世紀主權國家與跨國資本關系的深刻異化，當一國政府為短期生存被迫抵押未來資源，當華爾街的算法模型能夠決定礦產的定價權，傳統(tǒng)意義上的經濟主權正在被重新定義。

或許，貝萊德的烏克蘭協(xié)議可能成為歷史轉折點，它證明在極端危機中，國家主權的最后防線并非軍隊，而是對資源的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