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紐約時報》書評欄目評選出“21世紀最佳書籍100本”書單，其中第一名的書，是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的《我的天才女友》。這本書以及改編的影視劇，中國的讀者們一定不陌生，然而埃萊娜·費蘭特其人，我們對她的了解卻甚少。

她是意大利當代最著名，也最神秘的作家，她長什么樣子，真名叫什么，何時出生，她現在過著怎樣的生活——這些全是未知，在一切信息都公開化的網絡時代，她絕對能稱得上一位異類。除了《我的天才女友》以外，她的其他作品如何呢？這位神秘的作家，是如何成為當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的。

下文選自著名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的《真看》，在本文中，他分析了埃萊娜·費蘭特基本最著名的作品，來幫助我們走進這位神秘作家的文本與內心。

本文摘選自《真看》。小標題為編者所擬，篇幅所限內容有所刪減。

01

神秘且著名的埃萊娜·費蘭特

埃萊娜·費蘭特是意大利最著名而最不為人知的當代作家之一。她寫過幾部杰出的、明晰的、嚴謹誠懇的小說，其中最著名的是 2002 年在意大利出版的《被遺棄的日子》。

據說埃萊娜·費蘭特不是作者的真名。不過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她對記者的提問做出過書面回答，她的一些信件也被收集出版。從這些信中，我們了解到她在那不勒斯長大，并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生活過一段時間。她有古典學學位。她曾提到過自己是個母親。從她的小說和訪談中還可以推斷出，她現在不在婚姻狀態。（“這些年來，我經常搬家，總的來說是不情愿的，都是出于不得已……我不再依賴別人的行動，只依賴自己”是她的加密信息。）除了寫作之外，“我學習，我翻譯，我教書”。我們就知道這么多。

她長什么樣子，真名叫什么，何時出生，她現在過著怎樣的生活——這些全是未知。1991 年，她的第一部小說《煩人的愛》即將在意大利出版（L’Amore Molesto 是最初的書名，暗指比單純的麻煩更麻煩的事），費蘭特給她的出版商去了一封信，和她的小說一樣，她的信有著令人愉悅的嚴謹和直率。信中列出了她此后多年從未偏離的原則。

她告訴出版商，自己不會為《煩人的愛》做任何事情，因為她已經做得夠多了：她創作了它。她不會參加任何會議或討論，如果得了獎也不會去接受獎項。“我只會接受書面的采訪，但我更希望將這種采訪限制在有必要的最低限度內”：

我認為，書一旦寫成，就不再需要作者了。如果它們有什么要說的，它們遲早會找到讀者；如果沒有，它們就不會……我非常喜歡那些神秘的書，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它們沒有明確的作者，但已經并將繼續擁有自己強烈的生命。

在我看來，它們是一種屬于黑夜的奇跡，就像我小時候等待的主顯節的禮物一樣……真正的奇跡是那些創造者永遠不會被人得知的奇跡……以及，推廣的費用據說很貴是嗎？我會是出版社里最省錢的作者。我甚至連出現都給你省了。

這種隱退的邏輯是很難反駁的，意大利媒體對此孜孜不倦的打探——你為什么選擇這樣隱姓埋名？你是否在隱瞞你作品的自傳屬性？關于你的作品實際上是多梅尼科·斯塔諾內所作的謠言是真的嗎？——這種追問像面對自殺事件時壓抑的憤怒。費蘭特可能是對的，她聲稱一個做宣傳的作家就已經接受了，“至少在理論上，他整個人，連同所有的經歷和感情，都將和這本書一起出售。”我們的語言出賣了我們：如今，你把一本小說成功地賣給了出版商；30年前，出版商只是簡單接下了那本小說。

只要你翻開她的小說，就會意識到費蘭特的克制似乎是明智的自我保護。她的小說是強烈的、極度個人化的，正因為如此，它們像是——看上去像——在毫無戒備的讀者面前抖動著一大串懺悔的鑰匙鏈。

作品英文版已經出了四本，都是由安·戈德斯坦翻譯的：《煩人的愛》《被遺棄的日子》《暗處的女兒》，現在又出了《我的天才女友》。每本書都有一個女敘述者：《暗處的女兒》中的學者，《被遺棄的日子》中的作家。《我的天才女友》中講述自己的那不勒斯青春故事的女人叫埃琳娜，她似乎很珍惜寫作和成為一名作家的機會。

除了這些偶然的、相當瑣碎的生活往復重疊之外，其早期小說所探尋和重溫的材料是私密的，而且往往有著令人震驚的坦率：虐待兒童、離婚、為人母、想要孩子和不想要孩子、性的乏味、身體的排斥，以及敘述者在傳統婚姻和養育孩子的負擔中，為維持一個不至于散架的身份而進行的絕望斗爭。

這些小說將它們自己（最新那本除外）像個案史一般和盤托出，充斥著火焰般的憤怒、背叛、失敗，還有微妙的精神勝利。但這些都是虛構的個案史。我們可以理解，費蘭特無意將自己的隱私添加進小說的火葬堆中。

02

“可憐的女人”

《被遺棄的日子》是費蘭特小說在英語世界里被最廣泛閱讀的一本，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它攻擊資產階級的教養和家庭禮節，它撕下了習俗的外皮。

奧爾加38歲，丈夫叫馬里奧，住在都靈，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分別是伊拉利亞和賈尼。“四月里的一個下午，剛剛吃完午飯，丈夫宣布要離開我。”

平靜的開篇遮蔽著即將到來的憤怒和混亂。馬里奧的聲明讓奧爾加措手不及。首先是明面上的反應：厭惡、嫉妒、絕望。她失控地對馬里奧咆哮：

去他媽的神經質，我不管了。你傷了我，你正在毀掉我，而我得像一個有教養的好妻子那樣說話？去你媽的！我該用什么詞來形容你對我所做的一切，你正對我做的一切？我該用什么詞來形容你和那個女人在一起的事呢！我們來談談吧！你是不是做了所有你從未對我做過的事？告訴我！我看得到你！用這雙眼睛我看到了你們在一起做的每件事，我看到了成千上萬次，我日夜都在看，睜著眼睛看閉著眼睛看！

對奧爾加更大的威脅是她整個自我的解體。如果沒有了完整的家庭，她的生活又有什么意義呢？“馬里奧用謹慎的夫婦之愛提供了一種儀式，而我卻在儀式中封閉了我存在的意義，這是一個多么大的錯誤。”她反思道，“把我自己的感覺托付在他的滿足、他的熱情上，托付在他日益豐富的人生歷程上，這是多么大的錯誤啊。”

她對自己那不勒斯童年時代的一個黑暗人物有著揮之不去的記憶，那是一個住在她公寓樓里的女人，她的丈夫離開了，在她被拋棄的過程之中，她失去了所有的個人特征：

從那一刻起，每一個晚上，我們那位鄰居都在哭泣……這個女人失去了一切，甚至連名字（也許是艾米利亞）也沒有了，對所有人來說，她成了“poverella”，意思是“可憐的女人”，當我們說起她時，我們就是用這個詞稱呼她的。

小奧爾加當年很反感“如此浮夸的悲傷”，而現在，在自己被拋棄的情況下，她絕望地想要避免像“poverella”那樣，她不愿“被淚水耗盡”。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奧爾加勉力面對現實。她必須照顧孩子，遛狗，付賬單。有一天，她看到馬里奧和他的新情人在一起，才意識到那是卡拉，一個20歲的女孩，某個老朋友的女兒；馬里奧曾經輔導過她。

奧爾加動手打了丈夫，把他打趴在大街上，撕破了他的襯衫。而同時，家里的一切都在分崩離析。螞蟻入侵了公寓；賈尼發燒了；電話因為賬單沒有付清而罷了工；大門門鎖壞了；狗病了。

費蘭特把普通的家庭煩惱變成了表現主義的地獄，她可以憑空扯出一聲尖叫。這么多小小的考驗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象征性的審判。當奧爾加噴灑殺蟲劑意圖滅殺螞蟻時，她心情很是不安，“覺得那噴霧器很可能是我的有機體的活體延伸，是我體內怨恨膽汁的霧化裝置”。打不開大門讓她挫敗，覺得是性失敗的過度象征；安裝新鎖的工人也似乎在暗示，說門鎖“認得主人的手”。“我記得那個年紀大的人給我名片以備我還需要他幫助時發出的嘲笑，”奧爾加告訴我們，“我很清楚他想插手的是什么鎖，當然不是什么防盜門的鎖。”

《被遺棄的日子》在文學上令人興奮的點在于它所描繪的處于非常時刻中的心智，在條理和體面都觸及極限的狀態下，這樣的人類心智已經成為理性與瘋狂、隱忍存活與爆破的戰場。

03

對母性展開的猛烈抨擊

費蘭特曾說過，她喜歡寫作那種“文筆清晰、誠實的敘事，并且其中的事實——日常生活里的事實——格外扣人心弦”。她的文筆的確有一種赤裸裸的明晰，而且在安·戈德斯坦優雅、細細打磨過的英文譯筆中常常接近于箴言、鎮定克制。但她早期小說的興奮驚人之處在于，在帶著同情、投入地追隨小說人物直到其陷入絕境的過程中，費蘭特自己的寫作是沒有極限的，她愿意把每一個想法向前推到它最激進的結果上，再往回推到最激進的迸發點上。這一點在她的女性敘述者對孩子以及母性的大膽思考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費蘭特的小說可以被視作印著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印記，雖說時間上稍遲了些，這波女性主義在七十年代產生了瑪格麗特·德拉布爾關于女性面臨的家庭陷阱的小說，還有埃萊娜·西蘇的女性書寫理論。（女性書寫，是將“女性”蝕刻進文本語言中的行動計劃。）

然而，費蘭特對母性和女性主題的抨擊之猛烈幾乎是后意識形態的。她似乎很享受她筆下主人公們出演的家庭戲劇中的心理過剩、粗暴震撼，還有可怕又獨特的復雜性。奧爾加的困境，尤其是她的擔心，對我們來說似乎再熟悉不過了——當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成為一個母親的過程中，她岌岌可危地變得毫無價值，而她那“越來越高產”的丈夫則只在外面的世界盛放。

但她圍繞母親身份表達絕望和強烈反感時的修辭，我們也許并不那么熟悉。當孩子們被視作恐怖電影中的丑惡敵人時，就幾乎沒有給意識形態留什么進退權衡的余地：

我就像一塊食物，被我的孩子們一刻不停地咀嚼著；我就像一團用活體材料做成的肉塊，不斷地融合和軟化它里面還活著的物質，好讓兩個貪婪的吸血鬼滋養自己，在我身上留下他們胃液的氣息和滋味。哺乳，太可憎了，一種動物的功能。

奧爾加順著自己的思路，開始相信“母性的惡臭”一直緊緊纏繞著她，它也背負著丈夫背叛她而去的部分責任。

有時候馬里奧把自己貼在我身上，在我快睡著的時候抱著我，下班后他也很累，沒有任何情緒。他在我的幾乎不真實存在的肉體上堅持辦那件事，這具肉體嘗起來是牛奶、餅干、麥片的味道，帶著他自己的絕望，與我的絕望重疊，只是那絕望他意識不到。我這具亂倫的身體……我是被侵犯的母親，不是情人。他已經在尋找更適合去愛的人了。

費蘭特在堅守住奧爾加不合邏輯的邏輯上有一種可怕的才華，她讓一句再普通不過的對養育孩子之難的抱怨變成了一種超大號的厭惡，而母性的惡臭也無情地導致所有婚內情欲走向亂倫結局。這種任性的嚴謹，不僅本身令人沉迷，并且在奧爾加狂暴嫉妒的上下文里，也絕對合理。

04

“對她們的愛會讓我無法去成為自己”

《暗處的女兒》的敘述者勒達是一位47歲的學者，和奧爾加一樣，她不得不兼顧母親的身份和職業發展。她與科學家丈夫已經分開，丈夫住在多倫多，她兩個已經成年的女兒瑪塔和比安卡也去那里生活了。關于她的女兒們，勒達的想法很矛盾，而且常常懷有尖銳的敵意。她想知道，她是真的想要自己的孩子，還是說她的身體只是在以一種繁殖動物的身份表達自己？

我那會兒想要比安卡，一個人帶著被大眾信仰不斷強化的動物性的糊里糊涂，想要一個孩子。比安卡很快就來了，我當時二十三歲，和她父親都處在保住大學工作的艱難掙扎中。他成功了，而我沒有。一個女人的身體做著千萬種不同的事，勞作、奔波、學習、幻想、發明、厭倦，與此同時，乳房膨脹，肉體和一團圓潤的生命一起跳動，那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卻又推到別處，從你身體抽離，盡管它棲息在你的肚子里，快樂又沉重，感覺像是一絲貪婪的沖動，卻又令人厭惡，像昆蟲的毒液被注入了血管。

對于費蘭特早期小說的敘述者來說，生活似乎是一個關于依戀和分離的痛苦難題。令勒達感到震驚的是，女兒們與她肉體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同時她們又總是被推著去往“別處”，是如此地陌生和相異。

在女兒分別長到6歲和4歲的時候，勒達拋棄了她們三年。“所有青春的希望似乎都被摧毀了，我似乎在向我的母親、我的外婆、我那一溜兒或沉默或憤怒的女性先人上倒退而去。”懸吊在一根母系鎖鏈上——外婆們、母親們、女兒們，所有肉體都來自自己的肉體——唯一辦法就是切斷鎖鏈，逃脫出來。

勒達覺得這是活下去的辦法：“我太愛她們了，在我看來，對她們的愛會讓我無法去成為自己。”她回想著自己站在廚房里，女兒們看著她，她被她們倆拉著，但外面的世界也拉著她，力道更加強烈：

我感覺到她們的目光渴望馴服我，但更燦爛的是在她們之外的生活的光明，新的顏色，新的身體，新的智慧，一種最終將擁有的語言，仿佛那會是我真正的語言，沒有任何東西，在我看來不會有任何東西，是可以與有她們滿懷期待盯著我的家庭空間調和的。啊，讓她們隱形吧，別再讓我把她們肉體的要求當作比來自我的肉體的更迫切、更有力的要求。

費蘭特或許永遠不會提到埃萊娜·西蘇或法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但她的小說是一種實用的女性書寫：這些反映工作和為人母、反映在母職工作之外爭取工作空間的小說，必然反映出它們自己的成就。把這些困難的文字寫在紙上，就等于抑制了家庭空間的要求，讓孩子們的要求在寶貴的幕間休息時間安靜下來，并找到“一種最終將擁有的語言，仿佛那會是我真正的語言”。

05

“對她們的愛會讓我無法去成為自己”

在作家成為成年人之前，她是個孩子。在她組成一個家庭之前，她繼承了一個家庭；而為了找到自己真正的語言，她可能需要逃離這第一個、原生的社會的要求和禁令。這也是費蘭特的最新小說《我的天才女友》與她早期作品聯系起來的主題之一。

乍看之下，她于2011年在意大利出版的新書，似乎與其極度痛苦、纖弱的前作們迥然不同。這是一部宏大的、有磁力的、充實友善的成長小說，顯然它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它的敘述者埃萊娜·格雷科回憶了自己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在那不勒斯的童年和青春期。書中有一種在前作中不容易碰見的快樂。

埃萊娜童年的城市是一個貧窮、暴力的地方（費蘭特的第一部小說《煩人的愛》中也有這座城市的身影）。但生活的匱乏讓細節有了一種用力搶奪得來的豐富濃烈。一次海邊旅行，一個新朋友，和父親一起度過的整整一天（“我們在一起度過了一整天，這是我們生命中唯一的一天，我記憶中再沒有其他這樣的日子了”，埃萊娜有一回說），一段短暫的假期，從圖書館里借出一些書的機會，一位可敬的老師的鼓勵，一雙漂亮鞋子的設計草圖，一場婚禮，一句讓你的文章在當地雜志上發表的承諾，與一個頭腦比你更深刻、更開放的男孩的交談——在貧窮、無知、暴力夾雜著父母威脅的背景下，在這個某個人物角色可以被若無其事地描述為“努力用意大利語說話”（因為這本書里的大多數人都在使用那不勒斯方言）的世界里，這些看似普通的事件呈現出了意想不到的光芒。

埃萊娜在一年級的時候，在學校里認識了她的天才女友。兩個孩子都來自相對貧困的家庭。莉拉·賽魯羅是鞋匠費爾南多·賽魯羅的女兒；埃萊娜的父親在市政廳做搬運工。莉拉起先給埃萊娜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為她“很壞”。她兇猛、敏捷、無所畏懼、言行殘忍。對于每一次沖著她來的暴力行為，莉拉都能迅猛反應。

當埃萊娜拿起石頭向一幫男孩砸回去時，她腦子里沒什么確定的信念；但莉拉做任何事情都帶著“絕對的決心”。沒有人能夠真正跟得上那個“厲害、耀眼的女孩”的步子，大家都害怕她。男生對她避而遠之，因為她“瘦得皮包骨頭，臟兮兮的，身上總有割傷或淤青，最要命的是牙尖嘴利……她說尖酸刻薄的方言，滿口臟話，從源頭上切斷了任何愛情的感覺”。

莉拉的名聲是在人們發現她3歲就已經自學閱讀時開始增長起來的：書中有一個著實可以與維爾加作品旗鼓相當的精彩場景，當時莉拉的老師興奮地把孩子的媽媽農齊亞·賽魯羅叫來，要求莉拉讀出老師寫在黑板上的一個詞。莉拉正確地讀了出來，但她母親卻遲疑地、幾乎是害怕地看著老師，“老師起初似乎不明白為何自己的熱情一點沒有映照進這位母親的眼睛里。但之后她一定猜得到，農齊亞不識字。”

原本是班上最聰明女孩的埃萊娜，也只能落在天才的莉拉后面了，莉拉在學校里和她在街上一樣聰明：所有考試她都是第一名，還能進行復雜的心算。這兩個女孩似乎注定要通過教育擺脫自己原本的出身。小學最后一年，她們對金錢著了迷，并像“小說中人物談論尋寶一樣”談論金錢。

但《我的天才女友》是一部用單聲道播放的成長小說，而不是立體聲的；我們很早就感覺到，莉拉會一直困在她的世界里，而作家埃萊娜會走出去——就像《暗處的女兒》中的那位學者，她這樣描述自己需要離開暴力和局促的那不勒斯：“我像一個燒傷的受害者一樣跑開了，尖叫著，撕掉燒傷的皮膚，相信她是在撕掉燃燒本身。”

在這個關于匯合與逆轉的美麗而微妙的故事中，流向改變的時刻是很難確定的。也許有一次是發生在埃萊娜的學校里，奧利維耶羅老師告訴她，她必須參加中學入學考試，此外她的父母要為她支付備考的額外課程的費用。埃萊娜的父母先是抵觸了一陣，接下來答應了；莉拉的父母則拒絕了。

莉拉告訴埃萊娜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參加考試，而且也沒有人懷疑她的能力：“雖然她外表很脆弱，但每一項禁令在她面前都失去了意義。”但莉拉最后還是灰心了，沒有去上中學。當埃萊娜后來向奧利維耶羅老師提起才華橫溢的莉拉時，老師問她是否知道什么是庶民？知道，埃萊娜說，人民。“如果一個人想繼續做一個庶民，”奧利維耶羅老師繼續說道，“他、他的孩子、他孩子的孩子就什么都不配得到。忘掉賽魯羅，多為自己想想吧。”

這一警告像古典悲劇中的預言一樣給小說的其余部分投下了陰影。在這本書接近結尾處有一個十分有力的場景，莉拉·賽魯羅，年方十六，即將嫁給一個雜貨鋪老板的兒子，她決定親手將結婚請柬送到奧利維耶羅老師手上。埃萊娜陪著她一起去。老教師假裝不認識這個沒能去上中學的天才女孩，轉而對埃萊娜說：“我認識賽魯羅，但不知道這個女孩是誰。”就這樣，老師在她們面前把門關上了。

在莉拉的婚禮上——在那兒出現了一個典型的生動細節，當客人們意識到“不是所有桌子上的葡萄酒都是一樣的質量”時，人們開始喧鬧起來——埃萊娜看著那些卑微的客人，回想起了老師的提問：

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是庶民，比多年前她問我的時候清楚得多。庶民就是我們。庶民就是為了食物和酒打架，是為給誰先上菜、給誰上的菜更好而爭吵，是服務員在骯臟的地板上來來回回跌跌撞撞，是那些越來越粗俗的祝酒詞。庶民是我的母親，她喝了酒，現在正靠在我父親的肩上，而他，端坐著，為著五金商人的黃色笑話咧開了嘴。他們全都在笑，就連莉拉也在笑，一副既然拿到了這個角色，就要把它演到極致的表情。

這就是《我的天才女友》的結尾，埃萊娜看著地平線，莉拉也被埃萊娜看著。一個女孩面朝著書之外，另一個女孩則陷在書頁中。埃萊娜·格雷科，就像費蘭特早期小說中擔任敘述者的女性一樣，是一個幸存者；和她們一樣，她不得不從依戀和分離的戲碼中掙脫出來求得生存。她感到一種幸存者的內疚，就好像是她從莉拉的寶藏中搶走了允諾給她的財富。

最后的一處反諷就盤繞在小說的標題中，這是最大的反轉，是用了整部小說的篇幅來實現的視角的反轉。婚禮之前，當埃萊娜在幫莉拉整理婚紗時，兩個女孩簡單討論了埃萊娜繼續上學的問題。莉拉力勸埃萊娜繼續學習，如果有必要，她——即將成為一個安穩的已婚婦女的她——可以幫忙付學費。“謝謝你，但學校總有念完的時候。”埃萊娜緊張地、無疑是自嘲地笑著說。“你可不會，”莉拉熱切地回應道，“你是我的天才朋友，你必須是最好的，所有男孩兒女孩兒里，最好的。”

本文摘編自

《真看》

作者:[英] 詹姆斯·伍德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新行思

詹姆斯·伍德文選：1997-2019

譯者: 馮曉初 / 黃遠帆 / 李小均 / 蔣怡

出版年: 2024-10

編輯 | 輕濁

圖片來源｜《我的天才女友》

主編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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