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隨著網絡經濟業態的革新，“一元購”等新型抽獎式銷售模式引發諸多法律爭議。本文立足于刑法教義學框架，結合典型案例與規范性文件，從行為實質甄別、平臺性質判定及主觀故意認定三重維度展開系統性分析，旨在厘清網絡抽獎式銷售中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邊界，為司法實踐提供可操作的審查標準，同時提升公眾對新型網絡交易行為法律風險的認知能力。

一、網絡抽獎式銷售行為的類型化特征

“一元購”模式通常表現為將商品拆分為若干等額權益，用戶以小額投入（如1元）購買份額，平臺通過隨機算法確定中獎者，未中獎者資金不予退還。其核心特征在于：

射幸性：交易結果完全依賴偶然因素，參與者以確定損失博取不確定收益；

杠桿性：投入金額與潛在收益嚴重失衡，存在“以小博大”的投機屬性；

持續性：平臺通過高頻次開獎形成規模化經營，資金池具有累積效應。

此類模式易與賭博、詐騙等犯罪構成要件發生競合，需通過實質審查機制予以界分。

二、行為實質的司法審查標準

（一）交易真實性與欺詐性判定

若經營者通過技術手段操控中獎結果或虛構商品信息，使參與者陷入錯誤認識而支付財物，應認定為詐騙罪。例如，張某運營的“一元購”平臺預設中獎賬號，致使數萬名用戶投入資金卻無法獲得商品，其行為已符合《刑法》第266條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反之，真實抽獎行為需進一步考察其營利模式是否符合賭博特征。

（二）營利模式的核心要素識別

根據《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區分正常有獎銷售與賭博行為的關鍵在于：

營利來源：正常商業行為通過商品差價獲利，賭博活動則依賴投注資金抽成；

交易對價：有獎銷售中參與者獲得商品或服務權益，賭博行為僅提供中獎機會；

資金循環：賭博平臺通過抽水機制截留資金，形成獨立于商品價值的資金池。

如李某運營的“一元購”平臺將90%資金用于支付運營成本與抽成，僅10%用于采購獎品，其本質已異化為賭博工具。

三、網絡平臺運營的罪名界分

（一）開設賭場罪的認定要件

依據《刑法》第303條第2款，構成開設賭場罪需滿足：

場所穩定性：平臺提供持續開放的投注渠道，如固定網站或APP；

組織控制性：運營者設定規則、管理資金流、維持平臺運行；

參與開放性：用戶數量達到一定規模且具有不特定性。

例如，王某搭建的“一元奪寶”平臺注冊用戶超10萬人，每日開獎千余次，法院參照第146號指導性案例（陳慶豪案），認定其構成開設賭場罪。

（二）賭博罪（聚眾賭博）的適用情形

對于臨時性、小范圍組織的抽獎活動，若符合以下特征可定性為賭博罪：

規模有限性：參與人數未達司法解釋規定的“組織3人以上賭博，抽頭漁利累計5000元以上”標準；

行為隱蔽性：通過私密微信群或線下渠道開展短期活動；

主體特定性：參與者多為親友或特定群體。

四、主觀故意的司法推定規則

（一）營利目的的客觀化判斷

通過以下證據可推定行為人具有營利故意：

資金流向：平臺賬戶與個人賬戶混同，存在大額提現記錄；

運營數據：中獎概率顯著低于行業標準，資金留存比例異常；

宣傳話術：以“穩賺不賠”“高回報率”誘導用戶持續投注。

（二）違法性認知的層次化認定

對于平臺技術人員、客服等輔助人員，需結合其崗位職責判定主觀明知：

核心決策層：直接參與利潤分配或規則設計，推定具有違法性認知；

中層管理者：掌握后臺數據或用戶投訴信息，可認定間接故意；

基層員工：僅執行指令且無證據證明知情者，不宜追究刑事責任。

五、結語

網絡抽獎式銷售的刑法定性需構建“三位一體”審查體系：首先甄別行為是否具備真實交易屬性，其次分析平臺運營是否符合賭博場所特征，最后通過客觀證據推定主觀罪過。司法機關應強化對算法黑箱、資金流向的技術偵查能力，同時建議立法機關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中關于有獎銷售的限制性規定，明確網絡抽獎的合法性邊界。唯有實現法律評價的精準化與行業監管的協同化，方能有效遏制新型網絡賭博犯罪，維護數字經濟秩序與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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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濤律師，鄭州著名律師，律師團負責人，首席刑事辯護律師，14年刑事案件辦理經驗，專門辦理全國各類重大、疑難和復雜的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