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后強

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成都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二級教授、電子科技大學博士生導師

（2025年4月11日汶川）

這次由四川省林業和草原局（大熊貓國家公園四川省管理局）指導，大熊貓國家公園阿壩管理分局、汶川縣人民政府主辦的“川渝粵港澳自然教育合作交流會暨四川省第五屆自然教育周主題活動”，要求“發展自然教育 促進生態富民”，旨在搭建跨省域協作平臺，推動自然教育資源共享、產業聯動。非常重要、非常必要，有遠見、有價值，值得充分肯定。

大熊貓是具有800萬年以上歷史的動物“活化石”，具有善變智慧、克己智慧、生態智慧、體色智慧、美學智慧、方圓智慧。大熊貓的朋友圈有小熊貓、川金絲猴、四川羚牛等，肚子內的微生物可能帶來“新能源”革命。大熊貓是中國文化的象征，體現了“道”“易”理念、“中庸平和”“和而不爭”，對環境的適應、對食物的包容、對競爭的妥協、對朋友的善待等品格，對人類生存發展具有重要啟發。大熊貓本領高強但大智若愚，體現了一種生存哲學，值得學習借鑒。

四川特別是臥龍自然保護區是“大熊貓最后的家園”、“真正的原鄉”，是世間罕見的神奇地方，以提供“珍稀產品”為特征。黨中央、國務院和國際組織都高度關注這塊美妙的土地，推出不同措施保護這里的原生態和大熊貓。在這里舉辦“川渝粵港澳自然教育合作交流會暨四川省第五屆自然教育周主題活動”，是神來之筆，自然天成！我們要按照大熊貓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牢固樹立歷史意識、全球意識、質量意識、問題意識、用戶意識、品牌意識，以大熊貓為標識，把這個活動辦成世界一流的時代化、專業化、特色化、實效化、個性化的自然教育大課堂，為人類的學習和教育事業做出貢獻！

第一“自然教育”的意義

“自然教育”也稱為“自然體驗”“自然鑒賞”或“自然學習”。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于美國、歐洲，以美國的約瑟夫·康奈爾撰寫的《與孩子共享自然》等為代表，二十世紀末傳入臺灣、香港。2000年進入中國大陸民間環保組織。自然教育提倡“在自然中學習”“向自然學習”，提倡人們到自然或半人工的環境中，借助自然游戲、歌唱、戲劇等方式，提高參與者欣賞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和能力。

自然教育有什么作用？按照天性培養孩子，充分釋放孩子潛在能量，在適齡階段培養孩子的自立、自強、自信、自理等綜合能力，解決個性化問題，培養優質生存能力，保持“性本善”。自然教育著重品格、品行、習慣的培養，強調真實、孝順、感恩。通過對于自然的不斷觀察，體會生命的偉大，培養熱愛自然、熱愛生命、熱愛生活的情感。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認為，自然教育是利用自然元素和自然環境進行自然體驗活動的總稱。自然教育以自然體驗為主要途徑，不是公共課，不是補習班，更不是課堂搬家。要求將自然教育作為林業和草原事業發展的新領域、新亮點、新舉措，推動新時代自然教育事業更好更快發展。要求著力培育自然教育事業共同體，廣泛凝聚各類自然保護地、自然教育機構、專家團隊、社會組織、志愿者團隊等力量，發揮行業特有優勢，積極與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基金會等機構聯合開展自然教育工作。要求加快提升自然教育服務能力，加強對現有森林植被、古樹名木、野生動物、濕地、地質遺跡的保護，豐富各類自然教育資源，創建各類自然教育活動中心。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具有自身特點的自然教育計劃，加強資源環境保護設施、科普教育、解說系統、道路、電信等基礎建設，創造設施配套、自然環境優美、管理規范的自然教育環境，提升“硬件、軟件”兩個方面的服務能力，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的自然教育關系。

第二自然教育的“汶川密碼”

汶川縣是世界級品牌，幾乎全球都知道“汶川”。8.0級特大地震是巨大災難，但也提高了汶川知名度。現在有些專家正在像研究原子能一樣研究開發“地震能”，希望成為“新能源”。汶川是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輻射區，屬于成都1小時經濟圈，都江堰到四姑娘山的山地軌道交通途徑汶川，設有映秀、臥龍、耿達3個站，因此具有交通網絡、產業協同、對外開放、文化交流、人才引進等優勢。汶川作為大熊貓國家公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獨特的生態資源和地理優勢，還有政策創新與科技支撐、社區聯動與文化傳承等突出特點，通過創新生態保護與自然教育融合模式，形成了具有示范意義的生態樣本和“汶川經驗”。

一是夯實生態保護根基：科學化與常態化管理

1.生物多樣性監測體系。汶川縣通過標準化生物多樣性監測、智能化園區勘界（設立界碑/電子圍欄）及常態化巡護（全省首支女子巡護隊），構建了覆蓋草坡、漩映等核心片區的生態安全防線。

2.科研支撐與社區參與。組建“大熊貓國家公園汶川博士工作站”及“自然教育專家組”，聯合國內外科研力量開展食用竹研究、生態脆弱區修復等專項課題，同時引導原住民參與自然教育、生態監測等崗位，實現社區共治。

二是推進自然教育創新：多維宣教與人才培養

1.科普開發。編撰《大熊貓國家公園汶川自然教育手冊》《汶川縣生物多樣性圖鑒》等教材，以大熊貓、珙桐、銀杏三大孑遺物種為主線，系統展示生態保護路徑。

2.研學網絡：在成都周邊設立10余個志愿者服務站點，聯動全國開展“三億青少年進森林”活動，覆蓋超10萬人次。

3.校本課程：以三江小學為試點，開發自然教育校本課程，推動青少年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探索”轉變。

4.導師培養：構建“科研巡護+社區人員+志愿者”的復合型導師團隊，實施博士幫扶計劃提升師資專業性。

三是加強產業融合：生態經濟轉化路徑

1.“國家公園+社區+旅游”模式。開發自然教室、解說線路及生態體驗活動，打造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自然教育品牌，帶動區域生態旅游發展。

2.文創與品牌升級。聯合開發大熊貓文創產品，推動“自然教育+”與音樂、科技等元素融合，提升傳播吸引力。

汶川通過“科研-教育-產業”閉環，實現了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的雙贏，其經驗為全國國家公園建設提供了參考。

第三川渝與粵港澳自然教育的差異性

由于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背景不同，川渝地區與粵港澳大灣區在自然教育方面存在差異。

1.政策支持與制度設計

川渝地區：以政策扶持和頂層設計為核心，如重慶通過綠色金融支持自然教育項目，并推動自然教育納入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兩地還通過聯合實驗室（如重慶自然博物館與都江堰管護總站共建）推動科研與教育融合。

粵港澳大灣區：注重制度標準化與立法保障，例如《廣東省森林保護管理條例》首次將自然教育寫入地方法規，并建立粵港澳自然教育聯盟，推動三地協同發展。

2. 課程特色與資源開發

川渝地區：依托山地、鄉村和生態保護區資源，開發特色課程，如翠云廊的古柏蜀道、縉云山的“鳥獸蟲木”課程、陰條嶺的“手作步道”勞動實踐，以及武隆仙女山的“苔蘚森林課”，強調自然認知與社會責任結合。

粵港澳大灣區：課程主題更趨多樣化，涵蓋濕地觀鳥、森林探秘、古驛道文化等，并注重國際化設計，如香港、澳門引入的觀蝶活動及文創產品開發。

3.區域合作模式

川渝地區：以“雙城聯動”為主，通過聯合實驗室、科研項目合作（如生物多樣性監測）推動資源共享，側重生態保護與社區治理結合（如平武縣村民導賞員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強調“三地協同”，打造跨區域品牌活動（如“粵港澳自然教育季”），并依托大灣區生態文化同源性，推動自然教育與文旅、研學產業深度融合。

4.產業融合與經濟效益

川渝地區：側重“自然教育+鄉村經濟”，如梁平區雙桂湖濕地通過農耕研學、民宿體驗帶動農產品銷售；平武縣通過生態導賞員培訓實現村民增收。

粵港澳大灣區：形成“自然教育+”產業鏈，包括自然教育徑、文創產品、高端會展（如自然教育嘉年華），并注重市場化運作與社會資本參與。

第四川渝與粵港澳自然教育的互補性

川渝地區與粵港澳大灣區自然教育存在互補性。

1.資源互補：山地生態與濱海資源的結合。川渝的山地、濕地資源（如九寨溝、四姑娘山、若爾蓋草原、縉云山、金佛山）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濱海濕地（如海珠濕地）、地質公園（如丹霞山）形成互補，聯合開發跨區域自然教育線路，如“山地探秘-濱海觀鳥”主題課程。

2.經驗互補：標準化與在地化結合。廣東的標準化制度（如自然教育徑建設規范）可為川渝提供參考，而川渝的“鄉村自然教育”模式（如成都川西林盤文化、平武村民導賞員）可為廣東鄉村振興提供借鑒。

3.品牌聯動：兩地可聯合打造國家級自然教育品牌，如將川渝的“自然重慶嘉年華”與廣東的“粵港澳自然教育季”整合，形成覆蓋西部與大灣區的跨區域活動，提升國際影響力。

4.人才與科研合作。廣東的高校資源（如中山大學、香港大學）與川渝的科研機構（如重慶自然博物館、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可共建人才培養基地，推動自然教育課程研發與師資培訓。

5.生態文化傳播。川渝的巴蜀文化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嶺南文化可通過自然教育載體融合，例如將非遺技藝（如青神、重慶竹編）與生態手作課程結合，增強文化認同感。

第五川渝與粵港澳自然教育的共同性

1.國家戰略引領下的協同發展。兩地均是國家戰略重點區域（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與粵港澳大灣區），共同承擔推動自然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使命。根據《全國自然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2023—2035年）》，國家明確要求依托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川渝等重點區域搭建多形式合作平臺，促進區域協同創新與融合發展。兩地均通過政策文件（如成渝聯合實驗室、廣東自然教育條例）落實國家規劃目標，例如推動自然教育示范基地建設、擴大參與人群規模等。

2.自然保護地資源的深度利用。兩地均依托豐富的自然保護地資源開展自然教育。川渝地區利用縉云山、金佛山等自然保護區及鄉村田園資源，粵港澳大灣區則依托丹霞山、海珠濕地等生態地標，均遵循《規劃》中“以國家公園為主體，形成層次豐富的自然保護地課程資源系列”的要求，將生態保護與教育功能結合，在不影響科研任務的前提下開放自然教育區域。

3.標準化建設與課程體系開發。兩地均重視自然教育標準體系的構建和課程研發。例如，粵港澳大灣區通過制定自然教育徑建設規范推動標準化，川渝地區則通過聯合科研項目開發山地生態課程。這呼應了《規劃》中“健全標準體系”“加快課程研發”的重點任務，包括建立強制性、推薦性、地方性標準協同體系，以及研發學校、社區、保護地三大類課程資源。

4.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化模式。兩地均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協同”的自然教育生態。川渝通過綠色金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引入社會資本，粵港澳大灣區依托企業、高校及國際組織（如香港觀鳥會）推動項目落地。這與《規劃》提出的“多元主體培育”目標一致，強調政府、學校、企業、志愿者等共同參與，形成覆蓋廣泛的力量網絡。

5.生態文化傳播與公眾參與。兩地均以自然教育為載體傳播生態文化，提升公眾生態文明意識。川渝通過巴蜀非遺與生態手作結合強化本土文化認同，粵港澳大灣區則通過古驛道文化、濱海濕地觀鳥等活動融合嶺南文化。這符合《規劃》中“增強人民獲得感”“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核心目標，且均通過百萬級活動參與人次（如大灣區“自然教育季”、成渝“自然嘉年華”）實現社會影響力擴展。

6.科研與教育融合的實踐路徑。兩地均注重科研機構與教育實踐的結合。川渝依托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等機構開展生物多樣性監測，粵港澳大灣區聯合高校（如中山大學）開發課程資源。這與《規劃》中“匯聚行業內外信息，推動課程資源共享”的要求相契合，強調通過科研支撐提升自然教育的科學性和專業性。

可見，川渝地區與粵港澳大灣區在自然教育中各具特色：川渝強調整合生態資源與鄉村經濟，注重政策引領與在地化實踐。粵港澳大灣區則依托制度優勢與國際化視野，推動產業融合與品牌創新。兩地可通過資源共享、經驗互鑒、品牌聯動，形成“西部山地生態+大灣區濱海文化”的互補格局，共同探索自然教育賦能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徑。川渝與粵港澳大灣區在自然教育中的共同性，本質上是國家戰略導向下的區域性實踐共性。兩者均以政策為牽引、以資源為基礎、以標準為保障，通過多元主體協作和生態文化傳播，探索自然教育服務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模式。這些共性為兩地進一步深化合作、形成全國性示范提供了基礎。

第六五地合作的“金鑰匙”模式

川渝與粵港澳合作有著悠久的歷史，古代的南絲綢之路就是明證，并且成果輝煌。近年來，川渝粵港澳合作又有新突破，未來合作空間廣闊。我們可以由“自然教育”拓展到“全面合作”。由于地理區位的不同，四川重慶與粵港澳存在觀念、文化、機制、外向度、市場化程度等方面的差異，這既是障礙又是潛力。

川渝與粵港澳合作的“金鑰匙”模型

鑰匙是開鎖的工具，也稱為關鍵（ＫＥ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重慶四川與廣東、香港、澳門的關系，就像一把古老的金鑰匙，四川重慶是柄心，廣州、香港和澳門是前齒，因此我們將四川重慶與廣東、香港、澳門“五地合作”比作古老的“金鑰匙”模型。在功能方面，川渝是柄，粵港澳是沿，在川渝用力，在粵港澳開鎖，相互聯系，共生共贏。在合作方面，可以比喻為古老的“太極模式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精密、緊密結合。四川重慶是粵港澳在內陸的資源基地，粵港澳是四川重慶出海的跳板和橋梁，五地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川渝粵港澳應本著互補、共贏、合作、發展的原則打造自然教育共同體。對四川來說?把 “盆地 ”變 “高地 ”（經濟發展高地、自然教育高地）最重要，可以借船出海，借港破盆。四川有“兩優勢、兩作用 ”：即邊界優勢 （8省毗鄰 ）、資源優勢和紐帶作用、橋梁作用。“雙城記”與“大灣區”合作要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功能區分，互補共生；“腦 ”“體 ”分離，合作共贏。用好優惠政策，發展“飛地產業 ”“飛地教育”。

川渝是內陸文化，粵港澳是海洋文化，合作具有天然優勢。川渝優勢：能源、礦藏、糧食、農副產品等，潛在市場巨大，水、路、空交通便利且有深厚多樣的文化資源。川渝不足：商貿觀念相對滯后，外貿環境欠佳。粵港澳優勢：產業鏈長、制造業發達、外貿活躍，對外交往方便，且市場觀念強、競爭意識強、市場觸覺敏銳。粵港澳不足：人力資源缺乏、自然資源偏少，內源性經濟不強，遠古文化資源不多。

川渝的優勢產業是能源、電力、物流與旅游業。大有發展前途的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交通運輸與生態農業。廣東、香港、澳門競爭力較強的優勢產業是制造業、電子、輕工、輕紡與金融服務、對外貿易、外向型農業，前景看好的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物流業。共同看好的是新質生產力和未來產業。

新形勢下川渝粵港澳合作要創新升級，應該推進“四個轉變 ”：即從政府到市場、從官方到民間、由運動型到常態型、由資源型到資本型。

在“十五五”期間，川渝將圍繞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走深走實、長江經濟帶建設、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等重大戰略，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四川重慶與廣東、香港、澳門的互補性、互助性、互動性與互依性，將會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合作互動、優勢互補、共贏互利、發展互惠”，共同推動中國自然教育的創新發展，打造具有時代特征、中國特色、地域特點的自然教育新范式。

（李后強2025年4月11日在“川渝粵港澳自然教育合作交流會暨四川省第五屆自然教育周主題活動”上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