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徽商銀行：增長、管理與股權的多重挑戰。

近日，徽商銀行2024年年報數據出爐，資產總額成功跨越2萬億大關，較上年末增長近11.5%，營業收入達到371.28億元，同比增幅2.1%，凈利潤也實現了6.18%的同比增長，達到159.17億元。

然而，當深入探究其發展脈絡，增長乏力、業務結構失衡如隱憂暗涌，內部管理混亂、違規頻發與高管問題似毒瘤侵蝕，股權動蕩、股東“用腳投票”更添危機。這背后究竟是怎樣的困境交織，又將把徽商銀行引向何方？

增長乏力：增速放緩的隱憂

從2021-2024年，徽商銀行的營收數據及增速變化猶如一條逐漸下行的曲線，清晰地展現出其增長的困境。2021年，徽商銀行的營業收入為355.14億元，同比增速達到了9.98%，彼時的它在市場中還保持著較為強勁的增長態勢。然而，好景不長，到了2022年，營收雖然有所增長，達到362.30億元，但增速卻大幅下滑至2.02%，僅僅一年時間，增速就幾近腰斬。

進入2023年，情況并未得到改善，營收微增至363.65億元，增速更是低至0.37%，幾乎陷入了停滯增長的狀態。2024年，營業收入為371.28億元，同比增幅2.1%，雖然增速略有回升，但依然處于較低水平，遠低于行業平均增速。

徽商銀行營收增速下滑的背后，是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作為區域性銀行，徽商銀行雖然在安徽省內有一定的市場基礎，但在面對來自各方的競爭時，其業務拓展難度不斷加大。傳統的存貸業務市場份額逐漸被擠壓，導致營收增長受限。

業務結構不合理也是制約徽商銀行營收增長的重要因素。目前，徽商銀行的業務仍以傳統的存貸業務為主，利息收入占比過高。而在金融市場快速發展的今天，非利息收入業務，如中間業務、金融市場業務等，成為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徽商銀行在這些領域的發展相對滯后，中間業務收入占比較低，業務種類單一，缺乏創新能力，難以滿足客戶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從而影響了整體營收的增長。

2024年，凈利潤達到159.17億元，同比增長6.18%，增速持續下滑，與行業內一些優秀銀行相比，差距進一步拉大。

凈息差收窄是導致凈利潤增速放緩的重要原因之一。徽商銀行的凈息差呈現出逐年收窄的趨勢，2021-2023年分別為2.20%、2.11%和1.88%，進入2024年，中報顯示該指標又再次下滑0.20%至1.80%。凈息差的收窄，使得銀行的利息收入減少，而利息支出卻難以同步降低，從而壓縮了利潤空間。

徽商銀行雖然在2024年不良貸款率降至0.99%，較上年末下降0.27個百分點，但在之前的幾年里，不良貸款的處置壓力依然較大，對凈利潤的增長造成了一定的阻礙，前行變得艱難。

頻發的違規與高管問題

2024年，對于徽商銀行來說，可謂是在合規經營的道路上“荊棘滿布”。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披露的信息，這一年徽商銀行收到了多達41張罰單，涉及分支行15家和從業職員26人，累計罰沒金額近2500萬元，在城商行中，無論是違規問題的嚴重程度，還是被罰金額，都處于前列位置。

2024年10月18日，徽商銀行合肥寧國路支行就因流動資金貸款貸前、貸后管理不到位這一違規行為，被安徽監管局罰款550萬元，如此高額的罰款，足以說明該違規行為的嚴重性。4月，徽商銀行黃山支行因違規發放項目貸款，被黃山監督管理局罰款150萬元；6月，徽商銀行寧波支行因存在六項違規行為，如違規發放貸款、信貸資金違規流入限制性領域等，被寧波監管局罰款260萬元。

這些違規行為的產生，根源在于徽商銀行內部管理的混亂和風險控制體系的薄弱。在內部管理方面，銀行可能存在制度執行不到位、員工合規意識淡薄等問題。

違規經營對徽商銀行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巨額的罰沒金額直接導致銀行的利潤減少，影響了銀行的盈利能力。頻繁的違規行為嚴重損害了銀行的聲譽，降低了客戶對銀行的信任度，可能導致客戶流失，業務量下降。

徽商銀行的內部管理問題，不僅僅體現在違規經營上，高管腐敗和治理混亂更是其發展道路上的“毒瘤”。自2005年重組以來，徽商銀行共經歷了五任董事長，其中首任董事長戴荷娣、第三任董事長李宏鳴、第四任董事長吳學民均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而被查處，這一現象在銀行業中實屬罕見。

2024年5月24日，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徽商銀行原董事長李宏鳴案作出一審宣判，以受賄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4年6個月，并處罰金400萬元。經法院審理查明，李宏鳴在擔任董事長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在為企業發放貸款、續貸、重組過程中，違反有關規定，濫用職權，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

除了高管腐敗問題，徽商銀行還存在著嚴重的治理混亂問題。多名高管超期服役現象突出，根據徽商銀行公司章程，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任期三年。然而，在2024年10月31日徽商銀行港交所公布的最新董事名單里，董事會共16名董事，至12月，有11人超期服役。徽商銀行第四屆董事會于2018年底選舉產生，至2021年底已經屆滿，但近三年仍未召開換屆。公司監事會也存在同樣的情況，7名成員有5人超期服役，且監事會屆滿已近三年仍未召開換屆。

這種高管超期服役和董事會、監事會換屆未決的情況，對銀行的運營效率和決策科學性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在重大投資決策、風險管理等方面，可能會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衡，而做出不利于銀行發展的決策，給銀行帶來潛在的風險。

股權動蕩：股東用腳投票？

近年來，徽商銀行的股東動態格外引人關注，一場悄然的股權變動正在上演。中糧集團及旗下中糧生物科技的股權轉讓行動，無疑是這場變動中的焦點。自2024年12月起，中糧科技便計劃轉讓所持有的徽商銀行4030.95萬股股份，占徽商銀行總股本的0.29%，定價1.56億元。

緊接著，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也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徽商銀行3810.75萬股股份，約占徽商銀行總股本的0.27%，定價1.48億元。然而，由于未能吸引到足夠的意向受讓方，第一次交易于2025年1月決定終止。隨后，在2025年2月初，上述兩個項目第二次上架，定價降至2.74億元，可依舊未能逃脫失敗的命運，于2月17日決定項目終結。

2月18日，第三次上架，定價降至2.43億元，結果再次令人失望。3月5日，第四次上架，定價降至2.09億元，仍然無人問津。即便到了3月18日公告流拍當天，交易所官網又迅速掛出了同樣的轉讓信息，只是價格有所下調，兩個項目的每股均價都為2.55人民幣元/股，與徽商銀行二級市場股價較為接近，可轉讓之路依舊艱難。

中糧系如此執著地轉讓徽商銀行股權，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從政策層面來看，“退金令”的出臺無疑是重要的外部因素。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國務院國資委明確指出，各中央企業原則上不得新設、收購、新參股各類金融機構，對服務主業實業效果較小、風險外溢性較大的金融機構原則上不予參股和增持。

徽商銀行自身的經營狀況和市場表現，也是股東選擇轉讓股權的重要考量因素。近年來，徽商銀行營收增速連年放緩，2021-2023年同比增幅從9.98%斷崖式降至0.37%，2024年約6%的凈利潤增幅亦落后同業，折射出增長動能衰竭的隱憂。

除了中糧系，其他國資背景的企業也在逐步撤離徽商銀行。2024年6月19日，馬鋼集團掛牌轉讓徽商銀行175.99萬股股份，占該行總股本的0.0127%，股權轉讓底價為1571.6萬元；同年9月5日，中國船舶集團有限公司旗下公司安慶中船柴油機有限公司公開掛牌轉讓徽商銀行431.3379萬股股份，約占總股本的0.0311%，轉讓底價為1327.50萬元；9月9日，中國兵器裝備集團有限公司下屬企業安徽東風機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掛牌轉讓徽商銀行2.4048萬股股份，約占總股本的0.0001%，轉讓底價為5.36萬元。

如果說股東的轉讓行為是對徽商銀行的一次考驗，那么股權流拍現象則更加直觀地反映出市場對徽商銀行的態度。在阿里法拍網上，徽商銀行的股權拍賣情況令人堪憂。諸暨朗升機械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徽商銀行的9350萬股非境外上市股權，成為了流拍的“常客”。

徽商銀行如今正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資產規模看似龐大，業績數據亦有亮點，但增長乏力、內部管理之殤以及股權動蕩等重重困境如陰霾般籠罩。這些問題的相互交織，使得徽商銀行的發展之路荊棘叢生。能否突破困境、重煥生機？

結構向優，動能向新：啤酒行業的變革之路

健合集團：穿越周期，領航營養健康新紀元

寧波銀行，穩健增長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