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大地風云變幻，國民黨政府在三大戰役后幾乎一蹶不振，蔣介石的命運搖搖欲墜。而毛澤東則乘勝追擊，思考下一步棋的落子。就在這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兩位不同陣營的智者分別向蔣介石和毛主席獻計，一人引領國民黨退守臺灣，另一個則建議解放軍先拿下臺灣。

這場智謀與歷史的交織，究竟是怎樣的“幕后對弈”？誰為蔣介石指明了最后的避風港？而毛主席為何未能立即執行“先奪臺灣”的計策？

亂世中的智者：蔣介石的“軍師”張其昀

1949年初，國共內戰接近尾聲，國民黨接連失去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軍隊元氣大傷，統治搖搖欲墜。蔣介石多次召開高層會議，尋找一條保住國民黨命脈的出路，但始終難下決斷。就在這關鍵時刻，張其昀的出現成為國民黨命運的轉折點。

這位學者型幕僚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戰略建議——退守臺灣。張其昀，浙江寧波人，字曉峰，學術背景深厚，早年曾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學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專攻地理與歷史。抗戰勝利后，他逐步成為蔣介石身邊的重要智囊，以地緣戰略和歷史研究見長。

與國民黨其他軍事將領的觀點不同，張其昀的看法更為系統而長遠。早在1948年底，眼見局勢愈發不利，張其昀就敏銳地開始思考退路。他并未局限于傳統的軍事防線，而是將目光投向地理位置獨特的臺灣。

張其昀并非毫無根據地提出臺灣作為退守之地。他詳細分析了地形、資源、經濟基礎和社會環境等各方面因素。他指出，臺灣位于中國東南沿海，與大陸隔著寬闊的海峽，在軍事上具備天然屏障。即使當時解放軍銳不可當，海空軍力量的薄弱使他們短期內難以跨海作戰。

正是臺灣海峽的天險，能夠為國民黨爭取喘息之機。此外，他對臺灣的資源優勢了如指掌。臺灣島上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給自足能力強。農業生產可滿足軍民的糧食需求，而日據時期留下的工業基礎也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了可能。

他堅信，只要合理規劃，臺灣可能轉化為東山再起的基地。社會環境的特殊性也是他提議臺灣的原因之一。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的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經過鎮壓和整肅，島內的反抗力量被削弱，再加上半個世紀的日據統治使得臺灣居民與大陸有一定心理距離。

張其昀認為，這些因素對蔣介石整頓內部、重建秩序大有助益。

一場抉擇：西南、海南還是臺灣？

1949年，三大戰役結束后，解放軍的戰斗力愈發強大，國民黨節節敗退。面對局勢的全面崩盤，國民黨高層不得不開始考慮轉移中央機關，以保存最后的力量。然而究竟退向何處，成為蔣介石和其幕僚們激烈爭論的核心問題。

當時擺在蔣介石面前的選擇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海南島和臺灣這三個方向。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優勢，也伴隨著各自的局限性。許多高官提出撤往西南，理由在于西南地區地勢險峻，屏障眾多。北有綿延的秦嶺，東有長江三峽，南有復雜的橫斷山脈，易守難攻。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正是依靠西南地區作為后方基地，最終戰勝了日本。因此，西南被認為是較為穩妥的選擇。然而張其昀的判斷與眾不同，他認為西南并不適合作為國民黨的最后退路。他的理由非常明確。

西南與大陸腹地緊密相連，盡管地形復雜，但在解放軍強大的地面部隊面前，這些屏障無法形成足夠的阻隔。解放軍很可能采取從北向南、從東向西的逐步推進戰術，對西南形成全面圍剿。此外，當地地方實力派態度曖昧，對國民政府的忠誠度不足，這些都讓西南難以成為可靠的后方。

海南島也曾進入國民黨的考慮范圍。作為一個獨立島嶼，它與大陸隔著瓊州海峽，在地理上有一定的屏障作用。海南島的面積和人口也具備一定的承載能力。然而，瓊州海峽相對狹窄，無法真正阻擋解放軍的攻勢。

同時，海南島經濟基礎薄弱，農業和工業發展水平都不高，難以支撐長期的防守和戰略儲備。因此，海南的劣勢很快被顯現出來。在一番分析對比后，張其昀將目光鎖定在臺灣。他指出，臺灣的獨特地理位置，使它天生適合作為防守的屏障。

臺灣海峽寬闊，波濤洶涌，即使解放軍意圖跨海作戰，其尚未完善的海軍和空軍都難以完成大規模渡海行動。此外，臺灣島上土地利用率高，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也有助于農產品的穩定供給。

島內的交通網絡在日本統治期間已建立起基礎，鐵路和公路連通主要城市和港口，有利于部隊調動和資源運輸。

黃金、文物與人才：國民黨的“大遷徙”

1948年底至1949年初，隨著大陸局勢逐漸失控，蔣介石為實施退守臺灣的計劃，開始了一場有條不紊的“大轉移”。這次轉移包括人員、文化遺產和金融資源的全面遷移，為國民黨在臺灣的重新起步打下了重要基礎。

1948年年底，國民黨內部已初步確定臺灣為最后的退守基地。隨后，蔣介石下令啟動物資的轉移，最先運走的是上海和南京的黃金儲備和外匯資源。當時，中央銀行與中國銀行負責運送的大批貴金屬被裝上船只，從黃浦江碼頭運往臺灣。

這批黃金總計七百七十四箱，重達兩百多萬兩，另有數千箱銀元，一同成為日后臺灣經濟運轉的重要后盾。與此同時，伴隨這些貴金屬轉移的，還有大量珍貴文物。故宮博物院及其他文物機構從南京和北平（今北京）陸續將部分館藏裝箱，運往臺灣保存。

這些文物數量龐大，種類涵蓋青銅器、書畫、瓷器等國之重寶。據統計，首批運往臺灣的文物多達2972箱，其中一些國寶級藏品至今仍是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除了財產和文物，蔣介石同樣看重對人才的保護。

國民黨在大陸掌控的高等學府及研究機構中，不少專家學者也被動員遷往臺灣。他們中既有長期為國民黨服務的政治和軍事官員，也包括在教育、文化、經濟領域具有重要影響的精英人士。這批人才為后來臺灣的文化與科技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運輸過程中，蔣介石親自安排軍艦護送，并要求相關部門將這場遷移列為“絕對機密”。早在1949年1月，蔣介石任命心腹陳誠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緊接著又派蔣經國到臺灣主持相關事務。兩人的任務包括協調這些物資和人員的安全抵達，同時組織臺灣內部的行政接管與穩定。

另一位高人：楊杰與“搶占臺灣”之策

1949年初，隨著解放戰爭進入決勝階段，共產黨在軍事上連戰連捷，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將解放全國視為最終目標。就在這一年，一位特殊的人物提出了一項針對臺灣的軍事計劃。這位人物不是別人，正是曾任國民黨高級將領、后轉向共產黨的楊杰。

楊杰，原為國民黨中的少壯派軍官，長期在軍事戰略領域有著獨到見解。因對蔣介石的部分施政心存不滿，楊杰逐漸疏遠國民黨高層。1949年，他明確選擇加入新中國，成為解放戰爭中重要的謀士之一。同年，他向毛澤東提交了一份針對臺灣的建議方案。

根據歷史記載，這一方案核心內容是搶在國民黨完全撤退到臺灣之前迅速發起軍事行動，直接解放臺灣。楊杰提出的理由是，當時國民黨在大陸節節敗退，軍心渙散，組織力不足。盡管蔣介石已開始籌劃臺灣的戰略防守，但相關部署尚不完善，解放軍若能迅速出擊，將占據主動。

相比之下，國民黨海空軍雖有一定基礎，但短時間內很難全面調動，特別是在陸軍全面潰敗的情況下，解放軍應抓住時機，迅速解決臺灣問題，以防未來形成更大的割據局面。然而，這一提議并未付諸實踐。解放軍在1949年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跨海作戰能力不足。

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尚未建立起一支強大的海軍，運輸船只、護航艦艇以及登陸裝備的匱乏，限制了大規模渡海行動的可行性。同時，臺灣海峽寬闊，潮汐復雜，即便調動足夠的人力和物資，成功跨越的概率也不高。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將主要精力用于解決大陸的殘余戰事，而將臺灣問題暫時擱置。除了客觀條件的限制，國際環境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當時，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戰略關注點逐漸顯現，臺灣因其重要的地緣位置，成為美國重點防守的對象。

毛澤東判斷，過早對臺灣采取軍事行動可能引發更復雜的國際干預，這也促使中共中央決定先完成對大陸的全面解放。

歷史的分岔路：兩位智者的結局與影響

1949年后，隨著國共內戰的終局漸漸清晰，兩岸開始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而在這段歷史轉折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兩位人物——張其昀和楊杰，也迎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他們的抉擇與行動，為兩岸未來的走向留下了歷史的印記。

張其昀，作為蔣介石的重要智囊，在國民黨全面潰退前就積極規劃臺灣的戰略布局。他的“東撤論”被蔣介石采納后，他隨國民黨大批高層遷至臺灣。抵臺后，張其昀在國民政府內部的地位更加穩固，繼續協助蔣介石進行各類政策制定，尤其是在臺灣的社會穩定與教育領域貢獻突出。

1962年，張其昀辭去所有政務職務，轉而投身于教育事業。他在臺北陽明山創辦中國文化大學，致力于弘揚中華文化和培養新一代的臺灣人才。張其昀的教育事業被認為是其人生中的重要篇章，他也因此被稱為臺灣的“文化之父”。

另一邊，楊杰的命運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這位曾經效力于國民黨的軍事專家，在轉投中共后成為新中國的一員。1949年，他為毛澤東提出“先奪臺灣”的戰略建議，試圖讓解放軍搶在國民黨固守臺灣之前采取行動。

然而，由于當時解放軍海空力量的不足，以及國際局勢的制約，這一計劃未能實施。楊杰隨后投身于新中國的國防建設，為解放軍的現代化提出多項建議。盡管他的建議未能改變當年的歷史走向，卻為中國的軍事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

兩人選擇不同陣營，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都在各自的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張其昀的戰略眼光使國民黨在臺灣站穩腳跟，而楊杰的軍事思想則為解放軍提供了跨海作戰的理論基礎。兩人身上所體現的歷史智慧與格局，讓他們成為國共兩黨圍繞臺灣問題的象征性人物。

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系列之八：退守臺灣

2019-10-15 05:34

博談網

作者: 李小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