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既是經濟全球化的維護者，也是國際秩序革新的倡導者。面對內外的挑戰，如何把握復蘇的機遇、化解系統性的風險，如何在新舊動能轉換當中實現高質量的發展是我們共同關注的焦點。

3月7日晚，交大高金金融EMBA公開課暨高金E講堂重磅邀請世界銀行前行長、美國前副國務卿、《論美國》一書的作者羅伯特·佐利克先生分享了他對中國經濟改革和全球經濟秩序變局的深刻洞察，并與高金金融學講席教授、學術副院長、GES項目學術主任嚴弘進行了精彩對話。

《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

[美]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 著

2025年2月 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

以下是主旨演講及圓桌對話實錄（內容根據嘉賓演講內容翻譯整理，如有錯誤，敬請指正）：

羅伯特·佐利克：

世界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力量

很榮幸有機會站在高金的講堂發表演講，和未來的中國金融骨干分享我對全球經濟格局和中國經濟改革的觀點和體悟。5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重塑了世界經濟格局。能夠目睹這些變化，我感到非常幸運。

羅伯特·佐利克，《論美國》作者、世界銀行前行長、美國前副國務卿

中國在曲折的改革過程中崛起

1980年，我和妻子第一次來中國，當時我們看到的還是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和身穿藍色、灰色衣服的人群。1989年，我隨同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首次訪問北京，參加與鄧小平的會晤。我仍然記得他是多么非凡的一位歷史人物，雖然身材不高，但精力充沛、富有感染力。20世紀90年代，我應中國人民銀行邀請到中國討論住房融資問題，這仍然是當今中國的一個重要課題。

2001年，我作為美國貿易代表前來商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事宜。中央政府希望利用世貿組織加速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并進行結構性改革、吸引外資。牛津大學譚教授(Yeling Tan)的著作 Disaggregating china Inc.: State Strategies in the Liberal Economic Order 探討了中國復雜的改革過程。她強調中國的改革不是簡單的自由化或非自由化的模式，而是一種雙軌制，試圖在一個非常大的國家和一個非常分散的體系中將市場機制和國家調控結合起來。地方的反應各不相同，一些省份希望用指令取代市場，一些省份希望通過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等措施塑造市場，還有一些省份則期待通過加強監管和培育民營經濟推動市場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政府的職能更加精簡，所以必須在各個地方以及不同的組織和利益攸關方之間進行周旋。國家發改委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業改革措施，在商務部的指導下推進資本市場發展，包括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在內的許多龍頭企業在不斷崛起。

中國發展的動力始終來自人民

2005年，我被任命為美國副國務卿，和后來成為國務委員的戴秉國共同推動了20世紀首次的中美戰略對話。當時我提出，希望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為什么這么說？過去30年里，美國致力于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而中國也完成了大部分的國際化，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也成為了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的成員，同時推進了非營利組織、核武器不擴散等進程。這樣的國際化能夠進一步促進中國在全球的崛起。我相信中國能夠在全球體系中做出貢獻，比如在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中采取刺激政策，在朝鮮和伊朗問題上秉持大國立場。這種國際體系如今正在逐步瓦解，可能會給中國、美國以及我們所有人都帶來風險。

2007年，我開始擔任世界銀行行長。在任期內，我繼往開來加強中國與世界銀行之間的密切聯系和合作。1980年鄧小平曾對時任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說過，中國很窮，而且和世界脫節了，需要世界銀行幫助中國迎頭趕上。所以我作為世界銀行行長首次訪華時，就到四川的鄧小平故居贈送了一張麥克納馬拉和鄧小平會面的照片。

世界銀行蓄勢待發，它在1983年撰寫了第一份關于中國的綜合性報告，厚達1000多頁。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銀行組織了許多國際專家會議，嘗試與中國專家共同探討改革進程。其中最有意思的是1985年，許多改革的重要推動者都會聚到一條長江中的游船上，參加為期一周的研討會（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巴山輪會議”）。他們就國家、市場和外來思想的作用展開辯論，中國并未完全照搬外來思想，而是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

成為世界銀行行長后，我希望進一步加深中國和世界銀行之間的關系，所以任命了一位來自中國的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以凸顯發展中國家思想的重要性。我還訪問了許多省份，在汶川地震后去了四川，我看到了東北面臨的農業和工業問題，除廣東等沿海省份之外，受益于“西部大開發”政策的重慶、四川、內蒙古等地也明顯更加發達。我深刻地記得，在這片土地上，人民在為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奮斗。這是中國發展的動力。

建議從六方面應對中國經濟面臨的巨大挑戰

2010年正值中國和世界銀行建立合作關系30周年，我們針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會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制定了一份報告，叫做《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以下是這份報告給出的建議：

1.深化結構性改革，夯實市場經濟基礎；2.加快創新步伐，打造開放式創新體系；3.抓住綠色發展機遇；4.完善全民社會保障體系；5.建設穩健的地方政府的財政體系；6.尋求與世界互利共贏的關系，秉持開放的區域主義和多邊主義，慎重放開資本賬戶。

這些對今天的中國仍是忠言。這份報告完成于2012年我即將卸任之際，有幸和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探討。中國政府逐步采納了其中一些建議。站在后來的視角來看，我認為2015年市場的一些動蕩引發了人們對改革的擔憂，于是中國進行了一些政策調整，把重點轉移到產業技術上。中國制定了《中國制造2025》報告，更多地強調產業政策，最近，中國提出了新質生產力的理念，這反映了中國人民長期的關注焦點，那就是要自強、要崛起，這也是過去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中國發展的主題。

中國經濟將面臨巨大挑戰，這并不奇怪。中國無論在人口方面還是在面積方面都是一個大國。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刺激計劃給財政體系帶來了巨大的債務挑戰，特別是對嚴重依賴房地產的地方政府而言。我們在《2030年的中國》報告中談到，隨著制造業的發展和擴大，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然而，出口的增長引起了其他國家的擔憂。中國還面臨人口結構以及未富先老的問題，出生率和結婚率大幅下降，但我相信中國能夠解決房地產泡沫問題，地方債的問題也能夠通過一些新的債券和財政計劃去解決，銀行不得不面對一些不良貸款的挑戰，但我同樣相信中國能夠解決這一問題。我預計今年的兩會將討論相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擴張政策，以及勞動力和戶籍問題，比如是否要放開戶籍以促進人口流動，促進社保覆蓋面進一步擴大等。

上述很多問題我們在《2030年的中國》中曾有所討論。我認為中國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能否解決更大的結構性失衡問題，這也是《2030年的中國》的核心。中國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略低于40%，而美國是70%，許多其他西方國家也是如此，這意味著過去中國嚴重依賴投資、基礎設施和出口。所以問題在于，中國能否實現再平衡，增加國內消費。還有更充分的社會保障，這樣人民就不必大量儲蓄以應對養老或就醫的問題。我想中國也會和美國等國家一樣加強建設服務業。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從歷史來看，大量的農業勞動力首先會轉移到制造業，然后會轉移到服務業。作為世界一流學院的學生和校友，我想大家要去思考的是中國應當如何更有效地重新分配資本。很多資金都進入了房地產業，這些資金能否轉移到其他一些行業并帶來新的變化？我認為，這需要民營企業的更多參與。中國的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無與倫比，需要釋放其活力才能發揮作用。

全球治理需要中國發揮積極作用

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忽略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對于世界經濟的影響。世界經濟也面臨一定挑戰。首先，經過十多年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各國央行都試圖走向正常化，這可能會帶來不確定性，包括匯率和投資的影響。與此同時，財政政策的大規模擴張導致了巨額赤字和債務，這意味著如果出現另一場危機，無論是疫情還是金融危機，我們的抵御能力會降低。世界各地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的出生率和結婚率大幅下降，發達國家也是如此，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情況迥異，那里的勞動人口在一兩年內可能將超過所有發達經濟體的勞動人口，這些國際體系的變化關系到我們所有人。

我們正處于一個經濟摩擦、貿易壁壘、制裁控制加劇的時代。坦率地說，這會增加成本，降低生產率。但請記住，貿易是一個動態的系統，不斷在發生變化。你可以設置貿易壁壘，但它就像水一樣，會以不同的形式繼續發展。許多變化將發生在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發展中經濟體，特別是最貧窮的經濟體，正面臨著債務、氣候和增長方面的挑戰。特別是對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來說，人們擔心的是氣候變化實際上也會影響糧食安全。

此外，包括俄烏沖突在內的地緣政治危機導致人們對安全保障缺乏信心。如果戰爭繼續擴大，將加劇人們對核擴散的擔憂，因為如果各國擔心自己的安全，就可能發展核武器。中美在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技術以及生命科學等顛覆性技術方面都是領先者，安全問題可能會導致未來兩國的這些技術系統不那么兼容，但思想是可以跨越國界的。正如大家所看到的，DeepSeek不斷推進人工智能的開發，推動大模型朝著更廣泛應用的方向發展。

經濟是一個不斷變異和發展的生物系統

我在政治、安全以及經濟領域都工作過，經常和大家討論國際秩序、穩定和平衡。對此，我的看法是，經濟有不同的運作方式，它可能更像一個動態系統，沒有那么穩定，應該說處于一個不斷變化的狀態，這個系統確實會受到沖擊和危機的影響，但也會帶來創造性破壞和新技術改變，我認為，經濟行為不是簡單的理性經濟模型，而是反映了動機、情感、事件、文化、歷史，當然還有技術變革的復雜系統。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經濟更像是不斷變異和發展的生物系統。我把這個觀點稱為進化經濟學。

當然我不是第一個提出該想法的人。如果大家了解經濟史的話，就會知道熊彼特談論過創造性破壞思想，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談論過危機對系統的影響，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席勒寫過關于非理性繁榮和敘事經濟學的著作。

我給你們的建議是，從多方面思考經濟學和不同的模式，并理解變化的本質。從進化經濟學當中，我們要學習的最重要的教訓就是避免“滅絕事件”，我們要幫助國際經濟應對沖突和變化，要當心那些臨界點，不僅要注意氣候領域，還要注意經濟系統，因為經濟系統可能會突然被推到崩潰邊緣。從這個意義上說，系統中的緩沖區域非常重要。

我們還要思考信息在反饋循環中的作用。我認為這凸顯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家機構的重要性。它們并不強大，但可以通過組織論壇共同商討如何解決問題，促進國際合作，查爾斯·金德爾伯格也強調了系統性領導的必要性。在危機發生的時候，我們必須有能力采取一致的行動。這些將是你們這一代人面臨的挑戰。

你們已經看到了中國和世界各地發生的巨大變化，你們出生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就讀于一流的大學，擁有才華橫溢的教授和同事。這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時代，但國際秩序的根本性變化也可能帶來危機，因為我們很難預測最后的發展方向。所以，我希望大家與不同國家的同行、同事以及同學互相交流，努力擴展視野，但要做出明智的選擇。我希望你們所有人都能做出貢獻，使世界經濟在未來幾十年更好地造福于所有國家的人民。

謝謝大家！

圓桌對話：

用包容性的多邊主義

重塑公平互惠共享的全球化

左：嚴 弘，高金金融學講席教授、學術副院長、全球商界領軍學者項目（GES）學術主任；右：羅伯特·佐利克，《論美國》作者、世界銀行前行長、美國前副國務卿

多邊機構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但能夠提出解決方案

嚴弘：佐利克先生，您剛剛的分享非常精彩。您從2000年開始或者說在過去25年間都一直在觀察中國的經濟發展，看到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也經歷了中美關系得到密切和加深的階段。在那段時間，全球化還是一個熱點話題，我們不斷談論全球化。您擔任世界銀行行長期間在引領全球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經濟發展也從世界全球化當中獲益良多。現在全球趨勢發生了改變，我們更要回顧歷史，努力了解未來趨勢。我想代表聽眾提一個問題：在當今分化的世界中，特別是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世界銀行或者世貿組織這樣的多邊機構是如何在保持重要性、相關性的同時平衡競爭性國家的利益的？

佐利克：我想先談談您剛剛提到的全球化問題。有很多人問我，全球化是不是已經消失了？是不是全球化已死？如果大家去想想氣候、地方性流行病、生物安全、移民以及海洋的影響，你就知道全球化沒有改變，但全球化治理確實正在分崩離析，所以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全球化是否還能繼續下去？我們有沒有國際能力來應對全球化？我并不贊成特朗普總統在一些問題上的“退群”行為。

您問到了多邊機構，我想說多邊機構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它們是中立的，主要起到探討的作用。舉個例子來說，剛才我在演講中提到了經濟失衡的問題，實際上我認為它也導致了貿易赤字而不是貿易不公，我建議當時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人嘗試在美國、中國、德國、英國等具有特別提款權的國家采取行動。不是說我們要強制這些國家達成一致，而是說要讓大家了解自己的經濟體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經濟體的狀況，這樣我們就能建立一個機制，給出更加穩定的預期。

第二個例子就是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在世界銀行就職，希望能夠通過加強全球國家的通力合作解決金融問題，我們建立了一個特殊的基金，以幫助大家解決一些最基本的生存和保障問題，同時也努力勸說印度等一些國家取消在農業方面的禁令或限制，禁令或限制對價格的影響是負面的。

還有貿易融資問題。當全球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許多銀行監管機構會急于提高資本要求，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損害很大。我們世行的國際金融公司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組建了融資小組， 并與奧地利、意大利和法國的銀行合作，去解決危機帶來的問題。這些措施說明作為多邊機構，我們要去了解全球的金融行業現狀，敦促各個國家采取合適的行動。

我認為，多邊主義并非“薄紗”，不會被輕易撕裂。但如果我們忽略它帶來的可能性，那就大錯特錯了。對我來說，市場有時候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危機隨時會發生。而當危機發生的時候，協調各國之間進行經濟協作的做法仍然是有效的。這一點很重要。

作為肩負著重大責任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需要前瞻性地思考未來

嚴弘：非常感謝您對多邊主義的分享。我們在應對全球性危機時，這種多邊主義至關重要。您剛才強調了溝通和協作的重要性，人們相互交流可以交換信息；您還提到了協調的重要性，不同國家、不同機構和不同組織的協調事關重大。我想補充一點，那就是領導力也很重要，正確的領導力能夠幫助引領世界走出戰爭危機，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遺憾的是，目前全球似乎缺乏這種好的領導力。

您剛剛分享的觀點十分引人入勝，可以幫助我們準確理解世界，理解多邊機構處理全球問題的方式。順便說一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即將在上海設立一個區域研究中心。

佐利克：我擔任世界銀行行長期間在新加坡和內羅畢都設立了區域中心。設立這些中心的目的就是為了研究區域問題。對于一些遭遇危機的國家來說，我們的任務就是吸取經驗，幫助它們進行重建和恢復。

嚴弘：沒錯，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兩個多邊機構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們也都知道后者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談到中國經濟，您經歷了中國的改革過程，也看到了中國的改革成果，中國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和2000年以來的經濟刺激政策方面的經驗教訓應該為下一階段提供啟示，以幫助我們應對全球性的債務問題、人口結構變化以及創新驅動增長等挑戰。對此，您能否再補充一些建議？

佐利克：首先，讓我們從一個最重要的事實開始，那就是過去50年，中國經濟進行了大規模轉型，發展得如火如荼。你和我，還有許多年輕人都在目睹并經歷這種變化，這種變化非常驚人，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其中一個正面影響是生產力的提高、產品價格的下降以及較低的通脹水平。我的建議是，即使取得了這么大的成就，也要前瞻性地思考未來，因為事情總是周期性發展。我在演講中提到過，我認為中國的體制是國家和市場相結合的，坦率地說，考慮到中國各省之間的差異，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并不會完全符合預期。比如說匯率。在東亞經濟危機時期，各國對匯率非常擔憂，而中國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這在上世紀90年代末是件好事。但在21世紀的頭十年，匯率可能是錯位的，在經貿方面出現的一些混亂不僅是因為市場開放，還因為存在匯率差異，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去進行調整。這些歷史教訓對當今世界仍有幫助。

現在我們結束了一個周期15年的非常規貨幣政策歷程，中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縮，美國還在繼續通脹，歐洲介于兩者之間，日本則剛剛走出漫長的通縮歷程，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預期，即未來我們在全球范圍內都會做出一定的調整，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當中肩負起了很大的責任，而在質量、知識產權、強制技術轉讓方面仍需要努力，因此我覺得非常有必要用前瞻性思維看待未來。在《中國2030》這份報告中，世界銀行希望主張改革的專家和國家相關部門都能從未來的角度思考這些議題。

現在把這個問題與國際環境聯系起來，特朗普總統對雙邊貿易逆差持批評態度，而經濟學家不盡認同我的觀點，也就是中國過高的儲蓄率導致了雙邊貿易逆差。換句話說，我在超市買東西，超市不在我這里買東西。我不會通過晚上在超市工作抵消貨款，而是試圖到其它地方賺錢付賬，這就是貿易逆差的本質。但我認為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剛剛提到的經濟失衡。我在想，中國有沒有辦法降低自身的消費儲蓄的失衡水平，從而為全球平衡貢獻力量？這種結構性改革非常重要。此外，中國的民營企業也在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人民既勤勞又充滿智慧，他們為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我覺得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國人民的這種智慧，更多地利用民營企業的這些力量。

區域一體化是全球系統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幫助人們去適應變化

嚴弘：是的。經歷過許多困難，中國走過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仍存在短板，大家還沒有充分意識到保護產權的重要性。

佐利克：公平地說，歷史上發達國家遭受知識產權侵犯的事例不在少數，但中國現正成長為領袖角色，一定會看到保護知識產權的價值。

嚴弘：是的，我認為中國現在已經走到了某些技術的領先地位，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也將會有更多舉措。實際上，在最近的政府報告里，李強總理也提到了這一點，他提到了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產品，也就是以知識產權作為底層資產的證券化產品。所以在我看來，首先需要具備得到保護的知識產權產品，然后才能將它的價值貨幣化。

佐利克：我很高興您現在能夠教授學生這些內容，證券是需要有資產支撐的。

嚴弘：沒錯，我認為這非常重要。您還舉了一個關于超市的有趣例子。我覺得這實際上很好地反映了全球化，因為貿易關系不僅存在于您和超市之間，超市還會用賺到的錢從農民和其他生產商那里購買產品。它有完整的經濟循環，也是全球系統的一部分。但現在，正如您剛才提到的，全球化正在被區域化和基于價值的聯盟重新定義，這讓全球化的實現變得更難。我們應該如何在避免零和博弈的同時培育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體系，從而實現共同繁榮？特別是還有不平等這個重要的問題，全球化會減少不平等還是會加劇不平等呢？

佐利克：每個國家和每個地區的情況通常會不一樣。中國擁抱全球化這一舉動讓數億人脫貧，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隨著發展中國也會從其他國家進口產品，這樣就可以擴大經濟。我以自己的親身經驗舉例。我一直在努力促進北美一體化，尤其是和墨西哥的一體化，因為墨西哥和加拿大能強大起來對美國更有好處。我們可以把整個大陸視為一個一體化的經濟體，而不是壁壘。在墨西哥的進口額中，每一美金當中有0.8美金來自美國，如果墨西哥經濟增長，就能從美國進口更多，同時美國也能以比較便宜的價格購買更多產品。這是一種雙贏。

可惜零和博弈也是一種保護主義。他們認為，如果中國向美國出售產品，就會減少美國的就業機會，事實上，它只是取代了一些生產，但美國的資源會流向其他生產，在比較優勢下，這些生產效率更高、工資也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更準確地理解區域化。我認為區域一體化會自然而然發生，但我們同時也要意識到區域一體化是全球系統的一部分。當我們談到供應鏈的時候，我認為一個國家完全自給自足，或者說一個地區完全自給自足，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供應鏈的發展可以帶來更強的韌性。疫情期間，大家都不希望只依賴一個供應商，但有替代方案固然是一件好事，但確實可能會增加系統的成本。與此同時，我們也要了解到現實并不那么理想，涉及信息數據等方面的內容是敏感的政治話題。

我想告訴大家，經濟貿易和金融是一個動態的系統，會不斷變化，這是無法阻止的。但合理的政策可以幫助我們引導這些系統朝著建設性的方向發展。還有，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我們都必須幫助人們去適應變化，因為變化發生得非常快，很多人會因為適應力不夠強、競爭力不夠強而失去工作，他們會很害怕。比如在較高收入的國家，他們會擔心移民搶占工作崗位。比如在中國，一個城鎮依賴一家工廠，如果工廠倒閉了，城鎮的穩定就會受到巨大影響。所以坦率來說，這不僅對在座的各位很重要，對中國和全世界來說也很重要。

從歷史上看，農業勞動力繼制造業之后將向服務業轉移

嚴弘：您剛剛提到了全球貿易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來構建的，這也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優勢的優點是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率。但我認為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對失業工人進行再培訓，因為對于特定地區的特定行業來說，那些曾經的從業者必須接受培訓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佐利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現實的例子。在1900年左右，大約有40%的美國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現在這個比例大約在1%~2%，但是產量高出當時的三倍，這就是生產力提高的影響。這些農村勞動力去哪了呢？一開始他們進入了制造業，但現在我們看到制造業的勞動力也只占到了9%或10%。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美國的制造業生產力其實遠超德國、日本、韓國和印度。中國制造業規模第一，但美國制造業附加值更高，所以工人的報酬也更高。隨著收入的增加、物質的滿足，人們會在娛樂等其他服務上投入更多。這些勞動力自然也流向了服務業。改變是困難的，中國可能也面臨這些挑戰，比如，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結婚率和出生率大幅降低，我想中國需要更好的托育服務和社會保障，才能鼓勵人們建立家庭、養育孩子。

人工智能等技術產生的顛覆性影響是健康的，但也要看到創新可能帶來的風險

嚴弘：您剛剛也提到了，中國從全球化當中獲益良多，特別是在減貧方面。這也是關于解決不平等問題的一個經驗教訓。但在美國等其他國家，我們看到近年來出現了一股反對全球化的浪潮，因為一些人沒能從中受益，不平等的指標也在惡化。而隨著技術革命的到來，人工智能和數字化正在重塑勞動力市場，人類的許多工作將被機器人和智能程序取代，人們擔憂這有利于華爾街、股東和富人，還會加劇不平等，我想請問，政策制定者要如何確保技術的進步可以減少而不是加劇不平等，不僅是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不平等，還包括新興市場和發達市場之間的不平等？

佐利克：好的，我先整體講一下，然后再專門講一下發展中國家。我覺得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學、生命科學、量子物理等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機會和可能性，大家一定要看到這些創新的優勢所在。對于人工智能來說，它可能存在一種通用的技術，就像蒸汽、電力和電腦一樣為我們的經濟帶來生產力和效率的提升。此外，人工智能可能會以一種不同的形式存在，我看到中國的一些企業已經開始使用人工智能來提質增效，例如在客服、合規、人貨場匹配等領域。我們可以通過人工智能賦予人類更強的生產力和能力，而不是進行簡單的迭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很快，我們很難去預測它的未來究竟會如何，DeepSeek的誕生就說明了這一點。它讓我們以更加廉價的方式優化功能、擴大應用場景。我認為這種賦能的技術是一個錨點，能夠幫助我們不斷去適應社會，這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過程。也許它對現有的業務模式會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但這種顛覆性也是健康的，我們將看到更多的競爭和不同的想法，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也會吸引大型資本涌入。

那么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這意味著什么呢？發展中國家應該設法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民，尤其是在醫療等行業。在近幾百年里，技術革命帶來的變化可能非常痛苦，但確實給我們帶來了益處，比如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機會，讓我們的生活方式變得更好等等。我對人工智能的發展持積極態度。但我們也要看到技術的危險性。

嚴弘：是的，工業革命初期，人們也在問生產率到底增長了多少？這就是經濟發展的周期。現在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聲稱他們還沒有看到人工智能等技術帶來生產力爆發，但正如您所說的，10年后一切都會顛覆。

佐利克：作為貿易代表，我相信開放市場，這也是我面臨的挑戰之一。人們會問我們會不會在醫療、鋁或其他行業失去就業機會，而我很難給出答案，可回到2000年，我也不知道蘋果手機會創造出一系列全新的工作崗位。創新的本質就是無法預見。

嚴弘：沒錯。還有DeepSeek的出現，它實際上代表了一種人工智能民主化的概念，因為它是開源技術，為很多人所用，而不是局限在少數特權階層。

佐利克：所以我認為它也迫使我們反思。開源系統的危險在于它們可能會落入壞人手中。在中美摩擦的背景下，這個問題尤顯重要。我希望能夠促成一些安全機構參與的討論。我們不能遏制創新，但要看到它可能帶來的風險。

中國的技術創新為世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做出了很大貢獻

嚴弘：是的，我希望各方都能真正參與到這一非常重要的對話中來。剛才我們談到了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現在很多新興經濟體都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債務危機、通貨膨脹，還有貨幣波動等等。作為世界銀行前行長，在您看來世界銀行等國際貸款機構可以采用哪些創新機制防止這種連鎖違約的情況發生，并推進長期的發展？

佐利克：我認為需要綜合考慮。世界銀行設有各種各樣的項目，利率極低，可以提供長期借貸。我們要思考的是這些資金應該起到什么樣的用途。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說有些敏感，因為中國提供了大量貸款。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也向拉丁美洲提供了大量貸款。我們花了一段時間才意識到不能只是將貸款展期。你必須承受風險。如果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拒絕幫助，中國的這些貸款機構就可能遇到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試圖為此創建一個債務可持續框架，我想中國已經為一些非洲國家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但不幸的是這些債務仍在擴大，問題在于這些債務的信息是不透明的，我認為它們應該進一步加強這些多邊機構的信心，同時保持市場的開放性，而多邊機構在支持這些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方面也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例如，對于一個比較貧困的、依賴農業發展的國家，我們可以支持增加碳的吸收，防止森林過度砍伐，同時促進農業發展。我覺得在氣候變化方面，需要技術創新，這一點中國做出了很大貢獻，在風能、電能和太陽能方面，中國的技術創新讓我們大幅降低了成本。發達國家如果不幫助這些最貧窮的國家發展，那就應該接納更多的移民，我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中美兩國能夠重新保持合作的關系，互利共贏。

中美合作不僅對兩國有益，更有利于推動全球共同發展

嚴弘：是的，講到這一點，我認為我們確實需要領導人擁有更長遠的眼光。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機構領導者，您幫助世界度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您看見過當時各國領導人團結的場面，比如說G20，之后人們還樂觀地認為G20能夠應對全球挑戰，但現在它變成了一種幻想。在您看來，有哪些重要的領導原則，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國際性的危機，解決這些互相關聯的挑戰，比如說新冠疫情、氣候問題等？

佐利克：這些都是全球性的挑戰。我通常會把國家利益看作一種系統性的利益，比如說美國幫助其他國家實現發展，自身也能獲得益處，當然特朗普總統可能不是這么想的。這會導致未來不同的發展路徑。特朗普會征收關稅、提高成本，讓人們不安，這個政策并不明智。特朗普總統是交易型的政客，但我喜歡用系統性思維來想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擁有非常有遠見的領導人，未來的發展可能要看這兩國領導人能否達成一些一致意見。

特朗普比較關心毒品、非法移民，還有貿易失衡的問題，而我比較關注一些基本面的問題。但至少我們看到了他在解決俄烏沖突方面所做的努力。作為前政策官員，我非常務實，所以我的建議是利用現在的情況避免沖突等不良事件，看看能否建立某種形式的合作。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就像一個媒介，最后的解決方案取決于各國領導者。

嚴弘：歷史總是循環往復，目前中美關系在科技領域等方面似乎更像競爭對手，在氣候等另一些方面，也許兩國之間存在一些共識，但隨著特朗普總統上臺，這些共識似乎也將消散。考慮到我們面臨的情況，您認為中美雙邊關系能否至少在某一些層面發揮作用，幫助我們尋找到一條問題更少、更加和平的道路？

佐利克：希望如此。中美兩國是全球影響力最大的國家，如果它們沒有辦法良好相處的話，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中國發展非常迅速，也很強大。有時候我在處理政策問題的時候，感覺中國同事仍然把自己的國家看作是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并沒有意識到對于世界其他各國來說，中國已經非常強大了。我理解這一點，因為在他們的一生中，中國發生了巨變，當然中國仍然有很多貧困群體需要幫助。但特朗普總統認為，現在這些經濟條款對美國的知識產權不公平，所以他希望能夠重新談判這些問題，此外在南海安全等問題上中美兩國也存在不同看法。

中國現在的網絡基礎設施已經超過美國。這些強大的表現可能會帶來一些恐懼，讓別人認為是一種威脅，但在我個人看來并非如此。我與中國合作了很長時間，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大部分時候關注的都是如何解決中國內部的問題，同時維持與外部世界的合作。外交上不同國家產生抗拒和反對的情緒是正常的，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所有國家都需要學會尊重和理解他人和他國。

嚴弘：中美兩國相互理解非常重要，相互交流也非常重要。這又回到了您剛才提到的溝通協調問題。

佐利克：這也是我想對在座各位同學說的話。你們是中國的未來，要引領中國走向世界。在學習金融經濟學的時候，也抽點時間了解國際體系，這對你們的未來非常重要。有時候這種交流不一定會讓雙方都很快樂，但一定能拓寬視野，讓雙方有更好的理解。

嚴弘：我在美國教學的時候組織MBA學生到中國進行游學，他們都無法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現在許多中國學生也都出國留學。我們鼓勵學生出國學習交流，建立自己對于世界的觀點，并在此基礎上理解別人對于世界的看法。

佐利克：以我的個人經驗為例。1980年，我到香港生活了一段時間，讓我對中國形成了全新的看法。這段時間短暫，但非常重要。

良好的反饋機制有助于更好地利用民營資本

嚴弘：最后還有一個問題，我們之前討論了氣候挑戰和氣候問題，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反對者在爭論氣候問題是否真正存在。在您看來，公私合作應該如何大規模地調動資金用于綠色轉型呢？您也提到了美國應該允許中國生產的太陽能板進入美國市場，以減少成本，由于科技可以降低能源轉型的成本，它也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好處。這不僅僅是民營資本的任務，還需要公共的投資，所以公司合作方面要如何去推動呢？

佐利克：我想技術變革非常重要，中國在太陽能、風能和電池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成本曲線的下降幅度比人們預期的要快很多，但我們也要意識到這些替代性能源并不能滿足所有的需求，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比如說印度要擺脫對煤炭的依賴，可能就要使用液化天然氣進行過渡……

嚴弘：也許可以使用核能。

佐利克：沒錯，接下來我要說的就是核能。當今能源轉型過程中還存在一個巨大的障礙，那就是傳輸問題。比如說德國北部風能豐富，南部太陽能豐富，但你無法將它100%轉移到其他地方，那是否可以建造小型核反應堆作為解決方法呢？這些小規模、碎片化的核能發電不會引起核擴散問題。現在民營資本已經快速進入替代能源領域，但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參與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比如說我們可以在碳市場中吸收發展中國家進行碳交易，將碳作為資源來利用是一件好事。我們必須要設計一個能夠收到反饋的機制，以更好地利用私營資本，并在機制方面保持靈活性和適應性，市場行為有時候是非理性的，甚至會出現一些群體效應，所以我建議在座的各位同學也要學會從心理學角度進行一些思考，這樣做非常有益。

嚴弘：我很高興您剛才談到了碳市場的問題，中國在過去幾年中也開發了自己的碳市場，雖然現在還處于初級階段，但正在向前發展。去年12月，高金可持續投資研究中心發布了《2024年中國碳市場體系研究報告》，我們正把它翻譯成英文。

佐利克：太棒了。碳市場的部分問題在于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和透明度。坦率地說，我經常想知道世界銀行是否可以幫助制定這方面的標準，而這也是中國經驗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嚴弘：時間飛逝，我們已經聊了1個多小時。非常感謝您的精彩演講和深刻洞見。謝謝！

佐利克：謝謝在座的各位！你們對中國的未來很重要，對世界的未來也很重要。希望我與嚴院長的對談能幫助你們認識到你們是偉大事業的一部分，也希望你們為這份偉大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嚴弘：謝謝佐利克，很高興我們有機會目睹一位世界級領袖的風采，謝謝！

《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

-End-

2025.4.21

編輯：孫小悠 | 審核：醒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