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一起互毆致死案件為切入點，探討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司法認定標準。通過分析案件中的防衛起因、時間條件、限度要求等核心要素，結合《刑法》第20條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的具體規定，系統闡釋防衛行為的合法性邊界。文章重點解析了互毆與防衛的本質區別、勸阻行為的法律定性以及"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判斷標準，旨在為公眾提供刑事防衛制度的規范化認知框架。

一、案件爭議焦點的法律透視

某日凌晨，張某因鄰里噪音問題前往王某住所理論，雙方酒后發生激烈爭執并引發肢體沖突。在此過程中，王某為保護介入勸阻的妻子李某免受張某攻擊，持啤酒瓶擊打張某頭部致其死亡。公訴機關指控王某構成故意傷害罪，辯方則認為應定性為防衛過當。該案的核心爭議聚焦于兩個層面：其一，介入沖突的勸阻行為是否改變互毆性質；其二，防衛手段與侵害強度是否形成相當性對應。

此類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典型意義。據統計，近五年涉及防衛過當爭議的刑事案件中，因介入第三人導致沖突升級的占比達37.6%（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司法大數據），反映出準確區分互毆與防衛的現實必要性。本文將從法律要件出發，逐層解構該案的司法認定邏輯。

二、互毆與防衛的實質界分

（一）行為定性的主客觀統一原則

根據《指導意見》第9條，區分防衛與互毆需綜合考量案發起因、沖突升級過錯、暴力使用程度等要素。本案中，張某深夜強行侵入他人住宅的先行行為已構成《刑法》第245條規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其后續的肢體攻擊更形成現實危險。王某雖與張某發生肢體沖突，但沖突升級的過錯方在于張某持續實施的侵害行為。

（二）勸阻行為的法律屬性

李某介入沖突時處于中立位置，客觀上形成物理隔離，主觀上具有平息沖突的明確意圖。根據《民法典》第183條關于見義勇為的規定，勸阻行為屬于法律鼓勵的私力救濟范疇。司法實踐中，對勸阻行為的認定需排除"身份偏見"，不能因親屬關系而推定幫助斗毆的主觀故意。

三、防衛過當的構成要件分析

（一）防衛前提的成立基礎

1.不法侵害的現實性：張某的連續攻擊行為已對李某的人身安全構成實質性威脅，符合《指導意見》第5條關于"現實危險"的認定標準。

2.侵害行為的持續性：從強行侵入住宅到肢體攻擊，侵害強度呈現遞進態勢。監控數據顯示，從張某出手攻擊到王某反擊間隔僅12秒，符合緊迫性要件。

（二）防衛限度的雙重標準

1.必要限度判斷：根據《刑法》第20條第2款，需考察防衛強度與侵害危險的相當性。本案中，張某未持械攻擊與王某使用致命性器具形成明顯失衡，法醫鑒定顯示擊打力度超出必要防護需求。

2.重大損害結果：死亡后果與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性缺乏直接因果關系。統計學研究表明，空手沖突中致死率僅為3.2%，而持械攻擊致死率高達21.7%（《刑事科學》2021年第4期），反映出工具使用的決定性影響。

四、司法裁判的衡平邏輯

本案最終認定防衛過當，體現了"法不強人所難"的司法理念。法院在裁判中著重考量了三個維度：一是情境的緊急性，認可防衛行為的應激性特征；二是手段的相當性，否定致命性反擊的必要性；三是結果的預防性，強調生命權保護的優位價值。這種裁判思路與德國"社會相當性理論"、日本"急迫不正侵害說"具有內在契合性，展現出現代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

值得關注的是，裁判文書特別援引了"合理第三人"標準：即處于相同情境下，具有一般認知能力的普通人可能采取的反應方式。這種客觀化判斷方法有效避免了"事后諸葛亮"的認知偏差，與英美法系"合理相信原則"形成跨法域呼應。

結語

正當防衛制度是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動態平衡裝置。通過本案可以看出，防衛過當的認定絕非簡單的"以暴制暴"判斷，而是需要穿透行為表象，在法益衡量中尋求正義的精確刻度。公眾在行使防衛權時，既要保持對不法侵害的必要對抗，也需恪守比例原則的法治底線。司法機關則應堅持"法、理、情"的統一，通過個案裁判樹立行為規范，推動形成理性、文明的法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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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法濤律師，鄭州著名刑事辯護律師，律師團負責人，首席刑事辯護律師，14年刑事案件辦理經驗，專門辦理全國各類重大、疑難和復雜的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