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4+4”醫生的事，具體細節不需要小鎮贅述了吧？全網有的是，自己查就好。

看到醫學領域引進美國“4+4”模式后出現如此問題，小鎮一點都不奇怪，不出問題才是奇跡。至于有背景的人走捷徑，小鎮現在都快40了，多少也見過世面，沒啥好激動的，就算沒這條路，人家也能走其他路。

爆出來終究是好事，也是一個挺好的引子，2022年炫富引發的金融薪酬整頓，還在進行中。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非常有名，曾經被推薦閱讀過，其中有這么一句話“在革命來臨之前，政府已開始進行改革，而對于一個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小鎮是這么理解的，這種時候的改革，往往是應急性的復制外部制度，并非基于內生，不僅改革時危險，危險更在于僅移植外部制度表層架構。

小鎮對一切沒有經過充分本土化改造的舶來制度，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懷疑。當然小鎮警惕也沒啥用，頂多就是寫寫文章跟大家聊聊。

但實踐往往證明，這種不經改造的舶來品大概率會導致很麻煩、很嚴重的問題，說不清抄制度和不建立這項制度，到底哪一種情況更好一點。

其實“4+4”的醫學生培養模式，并不是壞模式。

雖然全球多數國家都是從本科進行醫學專業學習，然后進行碩士、博士深造，學習完后去醫院進行實習、規培，無非叫法和具體操作不同。而美國是個例外，美國沒有本科醫學專業，想要從事醫學的，本科學習其他基礎學科，按要求完成生物、醫學等相關預科學習，然后申請進行醫學深造，錄取時會查看預科成績，還要參加美國醫學研究生院入學考試，入學之后課程壓力也很大。

實際上，中國上世紀80、90年代已經從美國引進了規培制度，試點一年后就全國推廣，效果確實不錯；理論上繼續引進美國“4+4”的醫學生培養模式應該也可以，于是2002年上海交大引進了這一模式，但這套模式已經試點20多年了，截至目前全國仍然只有幾所醫學院試點，每年畢業人數極少，可見有多么水土不服。

規培僅僅是技術性的，其他國家也有類似制度，無非就是學生在從事醫學工作前，需要跟著有經驗的醫生學習如何把學到的知識應用于實踐，這是一個比較簡單、通行的做法，只不過美國因為沒有本科醫學教育，規培對美國特別重要，所以這套體系做得更好，拿過來用問題不大。

但“4+4”可就太不一樣了。有兩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一是在美國，一般認為富裕家庭才去學醫。既有歐洲歷史上特別尊重醫生的傳統，更重要的是避免家境不好的人學醫會更想賺快錢。也正因此，美國醫學的學費特別高，當然現在美國醫療被高度市場化，搞出來特別強勢的利益集團，導致美國人背負了沉重的醫療負擔，這就是另一回事了，制度設計上希望富人學習的邏輯是成立的。

二是美國普遍搞“4+4”，而不是只有個別試點。

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本科不學習醫學，還要在本專業之外輔修就讀醫學需要的其他課程，而深造博士是申請制，并非一定能錄用，不確定性很大，難度也高。

在美國每年有幾萬人申請，被錄取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無非讀的學校比預期的差一點，不至于血本無歸；但是在中國就不一樣了，最普遍的規定是本科讀醫學，如果本科不讀臨床，那么之后基本沒法當醫生，無論五年本科還是5+3本碩、4+4本博都一樣。

注意博士是申請制，就算是本科學醫學的，也需要面對萬一申請不上博士的風險，所以對普通家庭而言，如果真的想從醫，而且還想去比較發達城市的三甲醫院，那就要考八年制本博直讀，某種程度上五年本科和5+3本碩是差不多，畢竟本科考碩士是自己可控的，最終都要面臨難以申請博士的問題。

醫學本科生都如此，那么對非醫學本科而言，如果想當醫生，那難度簡直堪比登天，也就只能賭能被國內極稀少的“4+4”模式錄取，在本科期間需要花大量時間學習非專業課程，還要戰勝眾多有同樣想法的對手，如果沒能被錄取，機會成本太大了。

去年就有個案例，人民日報還專門報道過，一名北大光華的本科生，注意這可是北大光華，大二的時候突然想當醫生，于是就選擇報考國內“4+4”模式試點班項目，整整三年非常辛苦，但最終沒有成功。

于是她選擇放棄學業重新高考，這時候距離她第一次參加高考已經過去了六年，幸虧基礎不錯，去年通過了上海交大綜合評價面試，考上了八年制本博。但注意，這個綜合評價面試也是新高考改革之后新出現的，重點是側重過往經歷和面試，如果還是僅通過傳統高考，未必能考上。

由這個案例就可以看出，哪怕是北大光華的本科生，想要報考“4+4”試點班都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情，一不小心就會讓本來順利的人生遭遇重創，不僅耽誤整整六年時間，萬一后來沒考上呢？就算完成學業，醫生本來就需要漫長的學習和規培成長，比別人晚了整整六年，這種代價太大了。

普遍采取和個別試點，差別就是這么大。正因為在中國，非醫學本科轉醫學是非常小眾的，因此所有的規章制度體系都是圍繞大眾的本科醫學體系展開的。

說是“4+4”可以把其他學科引入醫學，培養能與國際接軌的高層次、復合型、科研型醫學人才，但這都是好聽的假想罷了，基本不成立，因為醫學沒法走捷徑，更因為中國就沒有美國“4+4”模式生長的生態。

實際上“4+4”試點班的培訓模式跟傳統臨床八年制一樣，學位授予標準也一樣，這不僅導致學業壓力巨大，而且因為少了臨床八年制博士階段的兩年臨床輪轉，不僅擠壓科研時間導致無法實現培養高層次醫學人才的目的，醫學經驗也不足，最終為了就業，還是要回歸傳統的臨床研究，根本沒有體現跨學科交叉的特點。

有興趣的可以看看“4+4”試點的畢業論文，跟傳統模式醫學博士畢業生的沒有區別，“4+4”的試點理論上從很優秀的本科生篩選出更優秀的人才，培養了4年，最多也不過是培養出標準化的準醫生。

美國配套“4+4”是一整套生態，包括考試選拔制度、專門定制的培養體系、由國家住院醫師匹配計劃管理的住院醫師匹配系統、醫師執業考試等等。只是抄了表層架構，沒有復制美國這套體系的完整生態，問題就更多了。

就連北大光華本科生，都要重新參加高考才能圓醫學夢，可見風險之大。正常邏輯下，除非學科特別接近，比如本科跟臨床醫學就比較近的生物、藥物、護理等學科，就算考不上“4+4”試點，大不了本專業就業，機會成本還是比較低的。而那些專業跨度特別大的，就算在美國也很少見，美國錄取的醫學生只有10%來自人文社會科學，其他基本還是跟生物醫學沾邊的基礎學科。

除非有人打保票，保證能大概率被錄取，或者家境非常好，根本不擔心就業，真不敢這么猛。畢竟如果真的特別想當醫生，完全可以高考報本科醫學，放著堂皇大道不走，為啥非得走崎嶇多險的小道？

“4+4”這事就說到這。

接下來還是要繼續談談照抄表層架構的危險。

有太多例子了。

比如商品房預售制度，這是從香港學來的。對開放商來說，房子蓋好前就把樓花賣出去，資金回籠快，銷售周期短，吸引力很大，這項制度其實沒啥問題，但前提是得抄全套。

香港配套預售制，有一整套制度設計，比如未按期交房的退房機制、律師托管資金并且嚴格按工程進度放款、還有更多第三方參與的監管體系，這一切建立在香港很成熟的律師法治生態上，沒有這套體系，單純制度上的監管，是堵不住的。后來發生的大家都很清楚了，國家投入很大精力在保交房上。

還有P2P崩盤，P2P制度也不是壞制度，如果真的純壞，就不可能引進。P2P借貸也是源自美國，2005年初步形成，中國2011年引進，但問題是美國搞這套模式是因為有非常成熟的個人征信以及破產制度，一旦違約后果極為嚴重，可以說這個人就已經社會性死亡，想要恢復信用難度極大。

而中國引進P2P的時候，根本沒有完善的征信體系，當時監管也做不到美國SEC的穿透式監管，意味著監管部門無法有效約束。于是短時間野蠻生長，投資人的錢被平臺套利挪用，如此巨大的利益，巔峰時期出現5000多家網貸公司，之后就是大范圍暴雷，涉案金額以萬億計，每一個暴雷平臺背后，都是投資人的血淚故事。

金融方面的這種案例特別多。比如上世紀90年代國債期貨事件，也就是“327國債期貨事件”，“327”是一款國債產品，當年成為最熱門的炒作素材。1995年2月23日，多空雙方展開激烈的殊死搏殺，最終被緊急叫停。這件事成為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也引起國外關注，如英國《金融時報》評價為“中國證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后來監察部下場調查取證，后續影響非常深遠。

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從制度上就是因為直接移植了美國期貨交易的表層架構，但缺了背后的做空機制、現貨市場分割，以及美國極為成熟的金融生態和金融投資者。

金融的事先不說了，畢竟當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搞金融，是一個全新的事物，也只能學習他國經驗，交學費也是難免的。

教育也是照抄表層制度的“重災區”。

小鎮上學的時候老說國外素質教育、快樂教育多好，現在看哪里好了？明明美國半個多世紀一直想推行全國標準的應試教育，美國精英階層也是以應試為基礎，只有美國平民階層才會搞所謂快樂教育，但是教育怎么可能快樂？（參見《》）

但當年美國制度自帶光環，于是引進了素質教育概念，就催生了減負，但高考選拔機制沒有變，校內減負了，家長肯定就要在校外找補，于是校外培訓野蠻生長，到后來互聯網平臺也下場，甚至有大平臺說要把教培做成萬億級的大生意。最終2021年被迫出臺“雙減”政策進行糾偏。

還有影響小一點的，也是從美國引進的法律碩士培養模式，這個模式跟美國醫學培養差不多，就是本科不學習法學，本科畢業后申請法學院進行法學深造，在美國法學也是學費特別高的。

1996年引進了這一模式，跟醫學“4+4”一樣，原本設想是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法律人才，但由于跨專業報考，難度非常大，從2002年開始法律碩士的錄取分數線一直位居各學科前列。

不過客觀地說，1996年引進這一模式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國家法治化進程加快，特別需要法律人才，僅本科培養來不及，所以客觀上需要從其他專業培養一批法律人才填補缺口。

但這一模式也出現了問題。同時保留了法學本科專業，最終法律碩士還是要跟法學本科生一起去參加司法考試，培養目標還是一樣的，自然也談不上復合。只不過相比醫生要好一點。

其他領域還有好多。

比如有讀者提問物業難搞，業主想要維權特別難，物業服務業也很差。物業管理確實是特別難的基層治理問題，這套模式也是引進的，來自于新加坡的組屋管理模式，但當初引進也是抄的表層架構。

新加坡這么搞是因為業主自主意識很強，有非常成熟的業委會選舉機制，法治或者說契約精神也很強，對物業和業主都有很強的約束力，而且當時全國范圍最普遍的就是組屋，這種房子有很強的約束力，新加坡的法律規定特別細，比如禁止養貓、做飯等，后來才逐漸放開。

但到了國內，水土不服，現在物業投訴量高的驚人，但業主投訴歸投訴，真要組織選舉業委會維護合法權益，又總是搞不起來，就算把物業換了，一個小區能夠老老實實按合同繳費的業主，占比也不高。

從新加坡同樣引進的還有工業園區模式，一開始還挺好，但是后來到了欠發展地區，很多城市盲目復制，說是工業園區，但根本沒考慮當地有沒產業，不過是頂著工業園區名頭搞房地產，浪費很嚴重。

不過列舉了，回顧過去幾十年，改革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

但要說句公道話，中國已經是非常重視本土化改造的，畢竟革命勝利的經驗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年教條主義帶來的犧牲極為巨大，只是社會治理非常復雜，上億人組成的混沌系統，會發生什么反應根本無法預測，也只能在執行中改革調整。

基于此，也就要更加明白，為什么一定要強調中國的國情。同樣的事情，在其他國家和在中國，結果是不一樣的，不能拿其他國家經驗硬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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