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受賄罪核心要件—“從事公務”的理解與認識

受賄罪保護的法益是職務的不可交易性。職務以從事公共事務為內涵。因此，形式上看處罰的是國家工作人員，本質上打擊的是職務交易行為。

公共事務由人管理、經辦，必然賦之于一定的職權，從形式上看國家工作人員在依職權從事公務活動中，將該職權出售給他人謀取利益，從而獲取相應對價。其本質是對于從事公共事務權力的出賣獲利，受賄罪打擊的就是此種行為。

清楚受賄罪保護的法益，就明白國家工作人員所實施的收受財物行為并非均應以本罪處罰。在之前的文章中引用的一個小案例，就是負責看守所衛生的醫生接受請托為服刑人員在司法鑒定時找尋第三方出具不適于羈押的意見，該行為未被認定為受賄罪，原因在于并非從事公務的職務行為，與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沒有任何關系。

可見，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只是形式，本質還是審查行為人有沒有出賣填充職務內涵的從事公共事務的權力。

一、何謂從事公務？

根據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四類，一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三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四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四類人員共同的特點就是都在“從事公務”，由此可見，以國家工作人員為規制對象的受賄罪本質就是打擊從事公務的人員。

思考一個問題：非國家工作人員但從事公務活動的，是否受受賄罪規制？這個問題雖有一定的內在矛盾，但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在身份形式和實質內涵之間如何審查的問題。我們當然可以如此理解：如果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就不會從事公務，從事公務也必然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可以理解為在從事公務期間或者職責范圍內應當在國家工作人員之列。簡言之，二者無法分裂存在，即便形式上沒有國家工作人員這一外在形式，但因為實質上從事的是公務內容而會披上國家工作人員的外衣。

在錢某德受賄案（入庫編號2024-03-1-404-019）中，裁判要旨明確“2.對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國家工作人員”，并不要求行為人具有國家機關在編人員的身份，關鍵在于是否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只要是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即使是非正式在編人員，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p>

在編或者任命與否并非本罪的核心審查要素。認定受賄罪的核心還是應當立足于“從事公務”這一要件。如果從事公務活動，即便是非正式在編人員，也會以受賄罪定罪處罰。申言之，受賄罪定罪核心就是對從事公務的審查認定，從事公務與國家工作人員相伴而生，相互依存。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3〕167號）第一條第四款規定，“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國有公司的董事、經理、監事、會計、出納人員等管理、監督國有財產等活動，屬于從事公務。那些不具備職權內容的勞務活動、技術服務工作，如售貨員、售票員等所從事的工作，一般不認為是公務?！?/p>

公務特征要求具有組織、領導、監督和管理等職權。簡言之，公務應當是具有管理性質的事務活動，公務活動具有職權性。如果是不具備管理等職權內容的勞務活動、技術服務工作就沒有職權，也就無職權可以被利用或被出賣，也就不應當成為受賄罪的主體。

因此，“從事公務”是受賄罪認定核心要件，反向理解：如果沒有從事公務活動，即便是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其行為也不能以受賄罪論處。

二、對國有企業等經營活動中“公務”的理解和認識

就國有企業等經營活動中的公務而言，首先其應當具有管理、監督國有財產的職權，且在行使該職權。其次在經營活動中能夠以出賣該職權獲取對價，比如接受請托非法收受財物而將本單位的施工項目發包給行賄人，這種處理公務行為就具有代表性，即直接利用職權交換獲取了經濟利益。但是在服務類型國企的經營活動中，就不一定構成本罪。該類企業本質上為社會或者其他的企業提供服務，比如代理服務類公司。其在為委托人提供服務時，理解為公務活動問題不大，但相關行為是否構成受賄罪就需要慎重對待。從收取服務費或者代理費而言屬于直接管理和經手的事務，如果非法占有或者挪用，涉嫌貪污罪或者挪用公款罪。但是，若接受請托人請托，在提供服務時向國有性質的委托人轉請托的，其構成受賄罪嗎？若構成本罪，其究竟出賣了什么職權？

我們理解，這種收受財物的行為與作為委托人將相應資產或者事務直接“出售”給請托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委托人接受請托人請托符合受賄罪構成要件的，按照受賄罪處理。但是，該服務類公司的相關人員只是利用了其與委托人熟識的關系，屬于個人行為，與其從事的所謂公務活動沒有任何關系，自然就不能認定為受賄罪。雖然其在國家工作人員之列。

另外，提供服務活動本質也是一種勞務性質或者技術性質的服務，是一種市場經營行為，本無職權可言，自然也就沒有出售職權的基礎。筆者認為，對公務活動的認定應當區分職權行為和市場行為，如果在具體的經營活動中沒有對國有財產監督管理，對相關事務并無制約等作用的，即便所做工作屬于公務范疇，也應當受賄罪中的“從事公務”作適當限縮，在保證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下，實現罪刑平衡。

在開展辯護時，應當注重通過主體地位、法律關系的區分，找到職權與市場行為的解紛。同時，應當重點對“從事公務”把握審查。如果沒有“從事公務”的職權特征或者內容，就要首先考慮無罪辯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