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尚剛
在父親32年的短暫生命中,他以超人的才智和毅力,在日寇占領下的嚴酷環境里,為近百年來的翻譯界完成了一件最艱巨的工程,為中國人民摘來了莎士比亞這顆世界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朱尚剛
2017年央視《朗讀者》節目反響相當大,其中來自成都的一對夫婦朗讀的幾段朱生豪“情書”撥動了許多年輕人的心。我父親豐富的感情注入到出色的文采之中給人們帶來了美的享受,贏得了大量的“粉絲”。其實在此以前,自從我整理出版了父親的書信集以后,網上就有許多這方面的說法,諸如“世界上最會說情話的人”“民國情書第一人”等等。父親的文字能給讀者帶來美的享受當然是令人高興的,但是實話實說,我對此還是有點不適應。在我心目中,父親作為一位詩人和翻譯家,在他性格中有多情婉約的一面,也有剛毅豪放的一面。而在當年國家與民族處于危難之時,他雖然只是一個文弱書生,但剛毅豪放的一面仍然是占著主要的部分。
我今天介紹我父母親朱生豪和宋清如的一生,并不只是出于做子女對于先人的紀念,更主要是因為我覺得父母的一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歷史特質。作為千千萬萬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兩個普通成員,他們的品質代表了我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品質,他們的人生道路也反映了我國一代知識分子那個世紀中所走過的路,包括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種種不幸。父母的一生體現了我國一代知識分子的性格和命運。他們正直、勤勉,具有出類拔萃的聰明才智卻又常常在命運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他們執著、頑強,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與目標,從不顧及自己的利害得失,不惜付出一切代價。我們作為他們的后代,承擔著繼往開來、經典傳承的使命。
父親1912年2月2日出生在嘉興西南湖畔的東米棚下。我家祖上(大概在19世 紀中葉以前)曾經做生意做得不錯,家境相當殷實,但是到我曾祖父一代以后, 就逐漸衰敗了。父親從小學到中學學習成績都很好,文科成績突出,進入高中以后,他的詩詞寫作水平在校內已經比較有名了。現在在嘉興檔案館收藏的當年《秀州中學校刊》中還能找到父親發表的一些詩文。但是由于家境的日趨衰敗, 加上在十歲以后的幾年中,他的母親、父親和家中最后一位長輩叔祖母接連去 世,使父親過早地結束了他那無憂無慮的美好童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注入了一 份沉重和憂傷,也養成了他比較沉默、甚至顯得有點“古怪”的性格。
父親1929年從嘉興秀州中學畢業時,祖父母生前留下來的遺產已經基本用完,家里經濟狀況已經無法支持 他繼續升學。秀州中學的校長黃式金得知此事后,覺得父親是秀州歷史上 難得的人才,學校有責任予以保護和培育。經校董會商議后,決定由學校 出面,保送父親進入那年正在復校的杭州之江大學,并且由學校出面向之江大學申請全額獎學金,以解決父親升學的經濟問題。
父親在之江大學選讀的是中國文學系,并選英文系作為輔系。國文系有不少學有專長的教師,如系主任鐘山(鐘泰)先生,德高望重,治學嚴謹;夏承燾 (夏瞿禪)先生在詞學方面有很深造詣,被譽為“一代詞宗”;胡山源先生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也有相當地位。在他們的指導點撥下,父親的學識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讀了一年基礎學科以后,父親的文才就在之江出了名,被師友們公認為“之江才子”。特別是夏承燾老師,從父親所交的論文中發現這個學生在學術 上常有獨到精辟的見解,對他推崇有加。在后來整理出版的夏先生的《天風閣學詞日記》中,他對父親的才學評價極高,認為是“之江辦學數十年來”的“不易才”:
閱朱生豪唐詩人短論七則,多前人未發之論,爽利無比,聰明才力,在余師友之間,不當以學生視之。其人今年才二十歲,淵默如處子,輕易不肯發一言。聞英文甚深。之江辦學數十年,恐無此未易才也。(1931年6月8日)
雖然父親性格比較內向,夏承燾老師說他“淵默如處子”,但他在之江也結交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好友:寫得一手好詞的彭重熙先生,到晚年還對他念念不忘的夏承燾先生,學識淵博的王元化先生, 一生坎坷的任銘善先生,在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和馬來亞頗有影響的女詩人張荃等等。特別是當時學校里有個“之江詩社”的團體,他們都是詩社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經常有詩詞作品的交流和酬唱。
更重要的是,在之江大學期間,父親還結識了我的母親宋清如。母親的老家在江蘇常熟欄桿橋(現屬張家港市),從小就被許配給江陰的一個華姓大戶人家。初中畢業時,家里曾要求她不再升學而履行婚約,母親進行了激烈的抗爭,最終講 好的條件是母親放棄了按當地風俗給每個女孩準備的一套嫁妝,以準備嫁妝的錢 作為繼續求學的開支,這才得以繼續升學。高中畢業后,她于1932年考入之江大學國文系,并最終擺脫了這樁封建包辦婚姻。
母親的國文基礎一直很好,從讀高中時就開始寫新詩。進大學后,語文素養又不斷提高,就更喜歡寫點詩文了。第一個學期快結束時,母親試著把她寫的詩《再不要》和另一篇小說向施蟄存(也是之江校友)主編的《現代》雜志投了稿,同時還寫了一封自我介紹的短信。
《現代》雜志在當時是很權威的文學刊物,在上面發表詩作的大多是如戴望舒、施蟄存、李金發、臧克家、何其芳等響當當的詩人。這些人后來還因《現代》雜志而被歸為“現代派”詩人。母親向《現代》投稿,起初只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結果不但詩被發表了,而且主編施蟄存還給她寫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清如女士:
昨日披閱來稿,得你一文一詩,真如瓊枝照眼,我自輯《現代》雜志以 來,頗不自揣,很想借機會幫助一些有希望的作者。但是在女流投稿人中卻不常見有佳作,更絕對不曾收到過文字如你這樣老練的女作者。從這一詩一 文看來,我真不敢相信你是一個——正如你來信所說的——才從中學畢業的大學初年級生。之江大學與文學很有因緣,郁達夫在之江讀過,我也在之江 讀過,現在之江還有王錫鵬君在教書,再加上你,我真覺得母校之熱鬧了。 六和塔的鈴鐸,秦望山的斜陽,我已有八九年沒有領略了。
至于尊作小說在文句方面,我真心地認為已經很好了。我以為你有不下于冰心女士之才能 ……
母親也報名參加了之江詩社,特別是第一次參加活動,母親非常認真地寫了一首半文半白的“寶塔詩”,只見詩友們投來了各種異樣的目光,只有父親始終一言不發,看了以后只是低頭一笑,大概是感到這位新詩友天真得可愛,同時也從中看出了母親的文學功底其實很不錯。這無聲的一笑,就好像是孩子在受盡委屈時好容易聽到的一聲安慰和鼓勵,在母親的心中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在父親畢業后不久抄寄給母親的三首《鷓鴣天》詞中就生動地記述了他們從相識到相戀然后又不得不暫時分別的過程:
第一首寫了他們的初識:
楚楚身裁可可名,當年意氣亦縱橫,同游伴侶呼才子,落筆文華洵不群。 招落月,喚停云,秋山朗似女兒身。不須耳鬢常廝伴, 一笑低頭意已傾。
第二首詞寫了他們繼續交往的過程:
憶昨秦山初見時,十分嬌瘦十分癡,席邊款款吳儂語,筆底纖纖稚子詩。 交尚淺,意先移,平生心緒訴君知。飛花逝水初無意,可奈衷情不自恃。
第三首則是表達聚散兩依:
浙水東流無盡滄,人間暫聚易參商。闌珊春去羈魂怨,揮手征車送夕陽。 夢已散,手空揚,尚言離別是尋常。誰知詠罷河梁后,刻骨相思始自傷。
父親畢業后到上海世界書局擔任編譯工作。從他那時寫給母親的信中可以看出,剛開始時心情很不錯。他懷著滿腔熱情投入了書局的工作,除了編辭典外, 還負責編注一些學校用的英語讀本和英語的通俗讀物,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中華民族的文化事業作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可是過不了多久,他就發現社會現實和在學校時所想象的相差實在太大了。
國際風云變幻莫測,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步步深入。“上海租界上的紅頭阿三(印度巡捕)盛氣凌人,公園門口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霓虹燈下紙醉金迷,街頭路角乞丐成群。到處是勝利者的獰笑,被壓抑者的呻吟。” (宋清如語)現實生活中的矛盾使父親不能不回過頭來重新審視和認識社會。他發現有的人雖然淺薄,卻能夠靠著玩弄權術而踩著別人的頭飛黃騰達,成為“神氣的人”,而像自己一樣老老實實勤奮工作的人卻總是吃癟。
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越來越感到自己和周圍的社會環境無法合拍,初到上海時的熱情漸漸地減退。隨之而來的則是難以排遣的壓抑感,因為他覺得在這樣的現實生活里,自己的抱負實在無法施展,既不愿滿足于平凡單調的生活與工作,又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出路究竟在哪里。看到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腐敗現象 和越來越嚴重的民族危機,卻苦于回天乏術,報國無門,因此“孤獨、寂寞、彷徨”在父親的精神世界中占了主導的地位:
總之是一種無以名狀的寂寞, 一種無事可做,即有事而不想做, 一切都懶,然而又不能懶到忘卻一切,心里什么都不想,而總在想著些不知道什么的什么。那樣的寂寞,不是嫠婦守空房的那種寂寞,因為她們的夫君是會在夢中歸來的;也不是游子他鄉的寂寞,因為他們的心是在故鄉生了根的; 也不是無家漂零的寂寞,因為他們的生命如浮萍,而我的生命如止水;也不是死了愛人的寂寞,因為他們的心已伴著逝者而長眠了,而我的則患著失眠癥;更不是英雄失志,世無知己的寂寞,因為我知道我是無用的。是所謂彷徨吧?無聊是它的名字。
由于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找到出路,有時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縹緲的想象之中:
我真想在海濱筑一間小屋,永遠住在這里面,請一個管家婦,一切庶務銀錢等事全給她管理,再領一個貧苦家庭無父母的孤兒女作我的孩子,每天和他一起看海。你要是高興,一年中可以來望我一次,我不預備招待任何朋友。
這里所描寫的情景,不禁使人們聯想起莎士比亞的劇本《暴風雨》中普洛士彼洛領著女兒米蘭達所生活的那個海島。那個遠離人間、遠離邪惡的海島其實也是莎士比亞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寄托其理想的所在,難怪父親后來在莎翁劇作中對《暴風雨》特別喜愛,并且把它作為動手翻譯的第一個劇本,這也是一種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共鳴。
1935年,在上海的文化出版界中被稱為“翻譯年”。上海的各大書局紛紛組織力量,譯出了多種世界名著,世界書局自然也不甘落后。當時的英文部負責人詹文滸先生建議父親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父親對莎士比亞一向十分喜 愛,也清楚地了解莎士比亞作品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莎士比亞的作品畢竟相當于英國的“古典文學”名著,翻譯的難度的確很大。不過由于父親和莎士比亞在思想上的共鳴,加上對自己在語言上的功底有一定的把握,就毅然開始了這項異常艱巨的工作。
父親寫信給在中央大學英文系讀書的文振叔商議此事,文振叔曾聽說日本人 因為中國沒有莎士比亞譯本而譏笑中國文化的落后,因此大力支持父親的決定, 并把這一工作推崇為“民族英雄的事業”。這大大增加了父親譯莎的決心。他在給母親的一封信中說: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說我將成為 一個民族英雄,如果把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譯成功以后。因為某國人曾經說中國是無文化的國 家,連老莎的譯本都沒有。我這兩天大起勁……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步步緊逼,民族危機迫在眉睫,稍有點正義感和民族感情的人心里都憋著一口氣,父親當然也不例外。原先作為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常因報國無門而感到苦悶迷惑的父親,這時候發現自己的工作可以和為民族爭光、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聯系起來,精神情緒就一下子振作起來了。他下了決心,一定要盡自己的綿薄之力,把翻譯莎士比亞這一項工作做好。雖然明知這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他本人資歷又淺,弄得不好,可能會吃力不討好。在這一點上,父親充分顯示了他那外柔內剛的性格,義無反顧地在這條路上走了下去。從此,父親一改原先“孤獨、寂寞、彷徨”的心態,進入了莎士比亞的世界。
經過近一年時間的準備,父親在1936年上半年開始動筆翻譯《暴風雨》。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之后,信心逐漸增強起來,比開始時樂觀得多了。他對于翻譯 工作越來越投入,母親和文振叔也不斷寫信鼓勵他,母親從之江大學畢業后還利用工作之余幫助父親校對、整理、謄抄譯稿。
父親在一封信里對母親說:
我已把Tempest(《 暴風雨》)譯好一半,全劇共約四萬字。你有沒有 這耐心抄?這篇在全集中也算是較短的。 一共三十七篇,以平均每篇五萬字計,共一百八十五萬言,你算算要抄多少時候?
近來夜里很好睡,雖然有時很夜深,臭蟲很奇怪變少了,也許因為人倦不覺得。蚊子比較多,但這里的蚊子有沉默的特性,不向你唱歌,還比較不使人心煩,叮就讓它叮去,沒有工夫理它們。
父親經常在給母親寫的信中“匯報”翻譯過程中的情況,翻譯的計劃、進程,遇到的困難和解決困難后的各種酸甜苦辣,還把翻譯過程中的一些問題拿來和母親討論。母親把這些信件珍藏著,后來把一部分較有價值的帶在身邊想進行 整理,可惜都毀于“文化大革命”了,還有300多封信留在嘉興老家的得以幸存至今,從其中一些信件可以看出父親當年翻譯時的一些情況。
著手翻譯莎劇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使用什么文體的問題。因為莎劇原文是16世紀的早期英語, Blank verse (無韻體詩),如仍按詩劇來譯,不但難度極大,且在語言的使用上受到很大限制,難以達到通俗、流暢的要求,也難反映出 舞臺劇表演力強、適于演出的特點。幾經斟酌,最后決定還是用散文體進行翻譯。但是他作為一個詩人,在譯作中還是有無處不詩的元素和韻味。
莎劇《暴風雨》的譯稿中有一句小精靈愛麗兒的唱詞“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向垂在枝頭的花底安身”。母親在幫助謄抄的時候,大概感到“我要如今”不如“我如今要”更符合中國的語言習慣,因此抄成了“我如今要”,卻未曾想到父親這樣處理是為了協韻和音步和諧的需要,結果被父親“打了手心”:
……我很氣。我愛你,我要打你手心,因為你要把“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 一行改作“……我如今要”,此行不能改的理由第一是因為“今” 和下行的“身”協韻,第二此行原文"Merrily merrily I will now其音節為 —VV|—VV|—V|一,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仍舊是揚抑格四音步,不過在末尾加上了一個抑音,如果把“我如”讀在一起,“今要” 讀在一起,調子就破壞了。
從這個細節中很可以看出他對音韻的協調和諧等問題還是十分注重的。
文學翻譯中有時會遇到一些棘手的難題,比如一些雙關語就是最難處理的, 在原文中可以因為一詞多義或不同的詞讀法或拼法相近而產生一些妙趣橫生的效果,而譯成另一種語言時就很難表達出原來的韻味。父親在譯《威尼斯商人》時就碰到了這樣的情況。但在“嘔盡了心血”之后,居然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譯法,我們很可以想象出他在自己創造性的勞動得到收獲后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他當時非常“得意”地向母親作了報告:
昨天我有了一個得意。劇中的小丑Launcelot奉他主人基督徒Bassanio 之命去請猶太人Shylock吃飯。說My young master doth expect your reproach. Launcelot 是常常說話用錯字的,他把approach ( 前往 ) 說 作reproach ( 譴 責 ) ,因 此Shylock說 ,So do I his,意思說 So do I expect his reproach。這種地方譯起來是沒有辦法的,我想了半天,才想出了這樣的譯法:“我家少爺在盼著你賞光哪。 ——我也在盼他‘賞’我個耳‘光’呢。”Shylock 明知 Bassanio請他不過是一種外交手段,心里原是看不起他的,因此這樣的譯法正是恰如其分,不單是用“賞光——賞耳光”代替了 “approach——reproach”的文字游戲而已,非絕頂聰明,何能有此譯筆?
常見到一些研究者把一些雙關語的翻譯作為一個課題來研究,這的確是翻譯工作中的一個很值得探討的難題。父親在這里用“賞光——賞耳光”代替 “approach—reproach”, 也可以說是一個創造性的成果吧,難怪要迫不及待地和 母親分享了。
到1937年夏季,父親已經譯完了莎士比亞的多部喜劇,估計到秋天就可以把第一分冊“喜劇”部分譯完。這時局勢更加緊張,父親還抱著一絲僥幸的心情,如果戰爭能夠再拖后一二年,讓他能把全部莎劇譯完就好了。
可是他的翻譯計劃終于被侵略者的炮火打斷了。8月13日,日軍突然制造事端,半夜里在虹口一帶開炮登陸,父親所住的匯山路附近正好首當其沖。父親從驚惶中醒悟過來時,已經到處炮火震天。他只得連夜出走,什么都來不及清理, 只帶出了一只小藤箱,里面裝著一本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少量稿紙和幾件衣服。第二天曾打算冒險回去取一些日常用品,特別是想試圖尋找已經交給書局的幾本譯稿,但是虹口一帶已經是一片混亂,根本無法通行。大連灣路的世界書局總部也被日軍占領,后來還放火燒過。父親一年多來的全部譯稿以及千辛萬苦 收集起來的各種版本的莎劇、參考資料及其他書籍用品等,全都散失掉了(后來有兩個劇本的譯稿被找回,但父親已經重新翻譯了)。
1939年夏天,父親應老同事詹文滸的邀請,去位于上海孤島(租界)內的中美日報社任職。中美日報社在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西路)長耕里(現在弄口上標的是“中山小區”)130號。《中美日報》從總體上說持反對日本侵略、反法西斯的立場,因此在渴望抗日救國的群眾中是比較受歡迎的。父親之所以愿意去 《中美日報》,也正是因為去那里比在世界書局可以有更多的機會直接鞭撻日寇的罪行,鼓勵群眾的抗日斗爭。
父親在《中美日報》除了編輯稿件外,主要撰寫大量的時政短論《小言》。 這是他在當時特定形勢下催生的類似隨筆小品的一種獨特時政小評論。從《中美 日報》1939年10月11日開始發表第一篇“小言”起,到1941年12月8日“孤島”淪陷的當天,共有706天的《中美日報》上刊載了1081篇“小言”,總共有約40萬字。也就是說,幾乎每天的報紙上都有父親寫的“小言”發表,有時一天有兩三篇,甚至四篇。
從《日機濫炸平民區域》《華軍又傳大捷》《希臘不愿受保護》 《希臘大捷》《展開了壯烈的一幕》《蘇德戰爭序幕》《望莫斯科而興嘆》《納粹在泥淖中》《武士們的悲劇》《汪精衛不堪回首》《無聊的恫嚇》等題目可以看出,這些文章是父親深厚的愛國熱情和超凡的文學素養的有機結合。既有很強的戰斗力,又有很高的藝術性,成為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具有代表性和特殊價值的一種文學樣式。《雅典頌》是一首充滿激情的詩,父親以這一特殊的新聞文學形式來報道了這個悲壯的時刻,并借此和國人共勉:
(英軍昨晚十時退出雅典,人民夾道歡呼,謂“不久可與君等再 會”——雅典廿六日電)
黑云堆壓在雅典城上,
侵略者的炮火震撼大地,
悲憤的緊張充滿著雅典人的心,
但他們有的是永不消失的勇氣。
愛自由的希臘永不會沉淪,
他們抵抗,他們失敗,但決不臣服;
有一天,不遠的一天,他們將用熱血
洗凈被踐踏的祖國的恥辱。
——“再會吧,英國的友人!
到處都是保衛民主的廣大戰場;
我們不用哀泣,我們用歡笑
送你們在星月里趕上前方。”
也許在明天,也許在下一點鐘,
這美好的古城將套上鎖鏈;
但這是一個永不失去勇氣的民族,
他們說: “同志,我們不久將再相見!”
這是父親留存至今的最后一首原創詩作。
12月7日晨,日本制造了著名的“珍珠港事件”,和英美等盟國正式進入了敵對狀態。8日,日軍即對上海租界發起進攻,很快就占領了整個租界, “孤島” 從此不復存在。《中美日報》因為長期以來持反對日本法西斯的立場,早已成為日本人的眼中釘。那天凌晨,槍上了刺刀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員沖上了中美日報社的臺階,父親和其他一些編輯人員匆匆起床混在工人群眾中間,徒手逃了出來。 原先存放在報社中的譯稿、許多衣服用品以及書籍資料,包括他和母親的幾本詩集,當時放在辦公桌抽屜里,也都沒來得及帶出而毀于一旦。這是他譯稿的第二次被毀(后來找回了一部譯稿)。
母親曾經和家人一起去四川逃難,這時已經回到上海。孤島淪陷后,父親和母親一度曾考慮再去四川,但是父親對于莎士比亞的翻譯工作已經到了全身心投入的地步,考慮到出外逃難必定到處顛沛流離,無法安定下來做翻譯,而且去四川的交通也相當困難,最終還是決定不去了。在朋友們的建議和幫助下,他們于 1942年5月1日舉行了簡而又簡的婚禮,然后就一起去了常熟鄉下母親的娘家暫住。半年后又一起再次回到嘉興老家。
在常熟的半年和回到嘉興以后,父親又一頭扎進了莎士比亞的世界里。這是他的譯稿兩次被毀以后第三次從頭開始進行翻譯了。由于這時候已經沒有了其他工作,可以全力以赴,而且他把對侵略者的仇恨全部凝聚在他的翻譯工作上, 工作更加專注和投入。由于前面一些劇本已經是第三次翻譯,可以說已經很熟悉了,進度也比較快。但是困難也是不少的。
母親曾回憶說: “晚上沒有電燈,他盡量利用白天,埋頭伏案,全神貫注。這次是從《羅密歐與朱麗葉》開始的,接著是《哈姆萊特》等悲劇杰作。這部分都還是初譯,難度較大。他深思苦想,費力較多。有時為了一詞一句的妥帖,往往躊躇再四,甚至得花上一時半天。特別 是遇到原文中語意有雙關之處,或在漢語中難以恰當表達的語句,更是難以下筆。原文中也偶然有近似‘插科打諢’或不甚雅馴之處,他往往大膽作出簡略處理,認為不致影響原作主旨。那時他僅有的工具書,只是兩本詞典——牛津詞典和英漢四用辭典。既無其他可以參考的書籍,更沒有可以探討質疑的師友。他所耗費的精力確實難以想象。”
更要命的是經濟上的壓力,母親沒有工作,父親也沒有了固定的職業。除了新譯的稿子交給書局后可以得到一些低得可憐的稿酬,以及少許出租房屋的收入外,就沒有其他經濟來源了。有人曾建議父親去聯系熟人找點事做,可是父親是 寧死也不愿意到日本人手下去做事的。母親在打理家務之外,有時還去隔壁裁縫 鋪攬些加工的活,以補貼家用。懷孕以后,也漸漸感到力不從心了。到1943年11月我出生以后,家里的經濟就更加雪上加霜了。
父親翻譯的成果與日俱增,可是由于超強度的腦力支出,又加上由于貧窮而 得不到必要的營養補充,身體日見虛弱,終于病倒了。到1944年6月初,父親譯完 《亨利五世》的前兩幕以后,不得不放下了他的筆。經診斷,得的是結核病,是包括肺結核、腸結核、肋膜結核等的并發癥。在父親的遺物中,有三頁紙是他抄 錄的《亨利第五世》第三幕以后的部分原文臺詞,可見他還是一直勉力把翻譯工作繼續下去的。這三頁紙母親一直在身邊保存了半個多世紀,可以說是他在生命接近終點的時候最后沖刺的一個見證。
那時候的結核病是貨真價實的富貴病,如鏈霉素、青霉素這些對結核病比較 有效一些的藥別說在淪陷區難以買到,就是有貨也得差不多一石米錢一支,對于我們這樣的人家,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僅靠服用些退熱劑、鈣片,注射些葡萄糖 等,根本無法遏止兇險的病情。父親的潮熱持續不退,拖到12月底,病情愈益惡化,但神志始終是清楚的,在和母親的交談中,心中始終記掛著他的譯莎工作。 后來自己感到恐怕難有希望好轉了,就要母親轉告文振叔,希望他能繼續完成這 莎士比亞戲劇的翻譯工作。
12月26日,父親終于被疾病擊倒。剩下五部半歷史劇還沒有譯完,就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的譯莎事業。他最大的遺憾是“早知一病不 起,拼著命也要把它譯完”。
父親去世后,母親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壓力,勇敢地挑起了孤兒寡母的生活重擔,也堅強地承擔起了繼承父親未竟事業的責任。她繼續整理父親的譯稿,抗戰一結束,又和書局聯系出版的種種具體事務,并且完成了全部的校譯工作。到1947年上半年,世界書局版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第一到第三輯終于出版了(原計劃全集分為四輯,但因為歷史劇部分還有幾個劇本沒有完成,所以只能先出三輯)。
宋清如在翻譯
《莎士比亞戲劇全集》出版后,很快就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反響。父親的之江同學黃竹坪曾經回憶說: “……譯著出版后,我在之江校友會工作,有國外校友來信說其所譯《莎劇全集》讓美國文壇大為震驚,認為中國人不會有這樣高質量的譯本。”
全國解放以后,父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集》再次出版,七十年代以后又 出版了以他的譯本為基礎的《莎士比亞全集》;在此期間,臺灣大學的虞爾昌教 授在世界書局版已經出版的27個劇本的基礎上補譯了另外10部歷史劇,于1957年由臺灣世界書局出版了朱、虞合譯的《莎士比亞全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 又有許多新的版本和修訂本推出,較有代表性的有譯林出版社的《莎士比亞全集》、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陳才宇教授校訂和補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等。父親用自己的生命使我國幾代人走近了莎士比亞這位凌越千古的世界文學大師,自己也逐漸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了解。
父親在他32年的短暫生命中,用他過人的才智和毅力,在日寇占領下的嚴酷環境里,“替近百年來的翻譯界完成了一件最艱巨的工程”,為中國人民摘來了莎士比亞這顆世界文化皇冠上的明珠。他用國外文壇“大為震驚”的譯莎成果回報了哺育他成長的家鄉和祖國,實現了他報效祖國的青春夢想。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莎士比亞全集》的“前言”中,屠岸、章燕認為“朱譯莎劇文辭優 美暢達,人物性格鮮明,已成為廣大讀者所珍愛的藝術瑰寶”。認為父親“付出了畢生的精力,終竟成為播莎翁文明之火的普羅米修斯,成為譯莎事業的英雄和圣徒”。
父親是一位詩人。正是詩人的氣質和素養使他能駕馭著文字的天馬,自如地馳騁在同樣是詩人戲劇家的莎士比亞的藝術星空中,為中國文壇摘來這朵世界藝術的奇葩。我們知道莎士比亞戲劇的原作都是詩劇,因此采用怎樣的體裁來進行翻譯,在我國的莎學界和翻譯界也是一個不斷在進行討論的話題。能保存原著的詩體當然是好事,但既要全面保留詩劇的形式,又要最大限度保留原著的韻味, 還要適合中國讀者的閱讀欣賞,適合中國舞臺的演出和觀眾的接受,確實很難全 面照顧到,父親在翻譯時,經過反復斟酌,還是決定主要以散文體來進行翻譯。 也許將來能有更優秀的譯者在形式、內容和韻味上找到更理想的協調方法,但到目前而言,這還不失是一個較為妥當的處理方法。
實際上父親的譯作中詩的味道還是很濃的。甚至我見過國內有過兩個版本的 《莎士比亞抒情詩集》,署名是“朱生豪譯”,打開一看其實都是把原來譯本中 一些散文體的臺詞每句拆開成行,寫成散文詩的形式,讀起來還真和詩沒有什么 大的兩樣。
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副會長李偉民認為:“朱生豪的詩人氣質和他所具有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充分調動起莎劇漢語讀者的審美感覺。莎士比亞的素體詩是五音步抑揚格,具有節奏感。朱生豪以散文譯莎劇,詩意的審美超越了以詩體形式翻譯的莎劇,雖然是散文形式,但讀起來更有詩意感。即便是莎劇原文中基本不押韻的獨白,在朱生豪的譯文中也押了韻,而且換韻不多,這很適合漢語讀者的審美習慣。”
事實上,對于莎士比亞原著中一些唱詞等非“無韻體詩”的詩體段落,父親也使用了詩的形式來翻譯,在這其中更是淋漓盡致地發揮了他駕馭文字的深厚功 力,熟練地調用了各種表現手段,顯示了他作為詩人翻譯家的卓越才華。
如《第十二夜》第二幕第五場中的四句,譯成四言詩經體:
Jove knows I love: 知我者天,
But who? 我愛為誰?
Lips,do not move: 慎莫多言,
No man must know. 莫令人知。
這里原來也都是短句,譯成詩經體正恰如其分。
《溫莎的風流娘兒們》第三幕開頭愛文斯的唱辭,則采用離騷體參差句:
To shallow rivers,to whose falls
Melodious birds sing madrigals;
There will we make our peds of roses,
And a thousand fragrant posies.
眾鳥嚶鳴其相和兮,
臨清流之潺援,
展薔薇之芳茵兮,
綴百花以為環。
又如,《終成眷屬》第三幕第四場里海倫娜給狠心丈夫的信,譯文是:
為愛忘晗域,致觸彼蒼怒,
赤足禮圣真,懺悔從頭誤。
沙場有游子,日與死為伍,
莫以薄命故,甘受鋒鏑苦。
還君自由身,棄捐勿復道!
慈母在高堂,歸期須及早。
為君炷瓣香,祝君永康好,
揮淚乞君恕,離別以終老。
這是古體的五言詩,其中“棄捐勿復道” 一句,本是《古詩十九首 · 行行重行行》中的句子。父親熟讀古詩,對于各種體裁都有相當的心得,所以能據原詩的內容與情緒,用相應的體例來翻譯,而且其譯文完全融入了漢文化的情趣之中,完全沒有翻譯文學中通常會出現的“洋味”和陌生感,這都是要以深厚的國學功底為基礎的。
羅新璋先生1983年發表的論文《我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指出,朱光潛提出的“神似”,傅雷提出的“傳神”的翻譯理論,是對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原則的突破。這種“神似神韻之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提過,但影響不大, 一方面可能是表述上不夠有力……更重要的是那時的翻譯實踐還沒有提供足夠的令人信服的實例。令人矚目的范例,就是以全部生命、傾畢生精力翻譯莎士比亞的朱生豪。”他對父親譯文的評價是“朱生豪譯筆流暢,文辭華贍,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韻,傳達莎劇的氣派”。
我們可以從莎士比亞劇本《李爾王》第2幕第4場中一小段詩體臺詞中,看一 下追求“保持神韻、傳達意趣”的朱生豪譯文和特別要求“存真”、甚至希望連標點都盡量與原文一樣的梁實秋譯文,在翻譯方法和理念上的不同:
原文:Fathers that wear rags/Do make their children blind;/But fathers that bear bags /Shall see their children kind./Fortune,that arrant whore,/Ne’er turns the key to the poor.
朱譯:老父衣百結,兒女不相識;老父滿囊金,兒女盡孝心。命運如娼 妓,貧賤遭遺棄。
梁譯:父親穿著破衣裳,可使兒女瞎著眼;父親佩著大錢囊,將見兒女生笑臉。命運,那著名的娼婦,從不給窮人打開門戶。
當然,父親的譯作也絕不是十全十美的,由于各方面的局限,譯作中也存有 各種各樣的錯誤和缺疵。有些是因為客觀條件的局限(無法獲得足夠的參考資 料,沒有可以質疑商討的師友),有些是當時一些觀念所造成(如對于一些覺 得“不雅”的表述,往往采用刪去不譯的做法),也有一些受本人人生閱歷所限 (畢竟還只是一個二三十歲的青年)。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后出版的各種朱譯莎劇版本,或多或少都對父親的譯作進行過修改或校訂。這些版本在父親譯本的基礎 上,又傾注了許多優秀學者的心血,無異是對原有譯本的提升。不過這些“校訂”工作有得也有失,經多位學者校訂后的文本,在語言風格的一致性上多少會受些影響,一些地方的譯法本來是可以商榷的,貿然改掉也不一定合適。
另外, 莎士比亞浩大詞匯量支撐了他作品非凡的表現力,而父親建立在他特別深厚的國學功底之上的超大的詞匯量,也使他能在傳達莎劇的神韻和氣派上運作自如。建國以后的一些修改本往往注重了文字的通俗性,將譯文中一些相對冷僻的詞語 或典故都改掉了,雖然讀者更容易理解,但卻會使讀者和原譯者天馬行空般的語言藝術失之交臂。
近些年來,學界對于看到原汁原味的朱生豪譯本的呼聲漸高, 2014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的《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原譯本全集》就是根據1947 年版本并對照翻譯手稿整理出版的版本,這并不是最完善的莎士比亞譯本,但因它最大限度地包容了朱譯莎劇全部優點和缺疵,才能讓今人讀到一個真實完整的朱生豪(他的生命已經融入這部譯著中了),所以有著獨特的文獻價值和藝術欣賞價值。去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亞悲劇喜劇全集》用的也是朱生豪的原譯本 。
在父親去世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母親一直從事教育工作。1949年以后,曾先后在杭高(杭一中)、杭師、杭幼師、杭州商業學校(現浙江工商大學)任語文 教師,并從杭州商校退休。
本文作者朱尚剛和母親宋清如
幾十年來,母親一方面在學生們的身上寄托她的感情,另外還始終把繼續父親的事業作為她終生奮斗的目標。她在新中國成立后積極聯系父親全部譯作的重新出版,又以最大的毅力對莎士比亞的作品進行深入鉆研,并于1954年起自己動手補譯了父親沒有來得及翻譯的五個半劇本,只是由于歷史的原因,母親的譯作當時未能出版,譯稿也全部毀于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中了。在那個年代里,母親也遭到了不堪言狀的殘害,但是她還是很坦然地挺過來了。
到了晚年,母親回到父親生于斯、故于斯的朱家故居,除了不斷用詩的語言與父親進行超越時空的對話以外,還致力于和父親有關材料的回憶、整理和撰寫,為我國文學史保存了一份寶貴的財富。晚年的母親視力聽力都衰退得比較厲害,只有父親是她心目中永遠清晰的偶像,她把最后剩余的精力都用來還原這個偶像了。
1997年6月27日,母親平靜地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路程,正如她在父親去世兩 周年的祭文里所說: “當我走完了這命定的路程時,會看見你含著笑向我招手。 那時候,我將怎樣輕快地跟著你的蹤跡,哪管是天堂或是地獄。”
如今,母親已經重新回到了父親的身邊,兩人在天國相聚, 一起在雨聲里做夢, 一起在雨聲里失眠……
朱尚剛先生在朱生豪故居向內江師院文學院師生講述父母譯莎的艱難歲月 周婷 攝
學與問(節選):
王彤:朱老師好!拜讀您撰寫的《詩侶莎魂》和《朱生豪在上海》,還有您為朱生豪故居籌建前后奔波和每年接待全國各界拜訪故居的師友所做的努力,非常感動您為莎劇翻譯的經典傳承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更佩服您的堅韌品格、 學識修養和歷史責任感。您一次次整理朱生豪先生的莎劇譯本資料,在從小失去父愛的“不幸”和一直浸潤父親文字懷抱的“幸福”中的兩極之間,您是如何克服時代和命運的不公,始終保持著一份文化名人后代的內在守恒?
朱尚剛:父親去世時我確實還很小,幼年時不可能懂得許多,接下來的幾十 年是抓“階級斗爭”,是要求知識分子不斷夾著尾巴進行“思想改造”的時代, 直到最后母親成了“階級敵人”,我也成了“反動學生”,這期間從來也沒有想 到過自己會和“名人”有什么關系,自然也就沒有什么需要“克制”的了。
“文革”結束后,各方面有了大的變化,父親及其成就逐漸為人們所看重,母親也曾應約撰寫過一些回憶材料。我當時在企業搞職工教育和工程技術工作,也很忙, 除了盡力為母親提供一些幫助(出差時走訪一些老人,幫助收集些資料)外,也從未考慮過自己要投入這方面的工作。
直到母親去世后,在整理母親的遺物時, 看到的一些材料使我感到很大的震撼,同時在一些友人的鼓勵下,才覺得有必要 (也有責任)把這一段歷史保存下來,才開始逐漸進入這方面的工作的。具體可參看《詩侶莎魂》的“初版前言”。
我始終覺得我所做的工作只是做子女應盡的一份責任,除了這份責任以外,作為“名人后代”再也沒有其他和常人不同之處 了。外語也好,文學也好,都不是我的專業,只是知道一些皮毛。所以我所能提供的也只能是一些第一手的資料,我所能期望的也只能是“拋磚引玉”,希望能為我國的文化園地砌上這一塊小磚,對以后的研究者有所幫助。
王 彤: 您一次次在高校講臺出現并主講《詩侶莎魂》,您對年輕人最大的觸動是什么?
朱尚剛:每次到高校去做講座(大多是去外國語院系),都感到是在“班門弄斧”,有點誠恐誠惶的感覺。不過來聽講的師生們還是非常熱情的,我基本上在講座的開頭都說:“父母親的一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歷史。他們作為千千萬萬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兩個普通的成員,他們的品質代表了我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品質,他們的人生道路也反映了我國一代知識分子在過去的那個世紀中所走過的路,包括所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種種不幸……我們作為他們的后代,承擔著承接歷史、開創未來的使命,多了解一點過去的事情是很有好處的。”
我的這個看法還是為師生們所接受的。我為父母有了越來越多的跨越時空的知音而高興,也深切地感到,在當今這個文化匱乏、娛樂狂歡的物化時代里,年輕人還是有精神追求的。這也是我們社會未來的希望。
周婷:朱老師,您提到父親作為一位詩人和翻譯家,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父親豪放的一面,您也出版了他在1939-1941年間的時政評論《朱生豪小言集》,您是如何看待他的這些評論呢?在整理此書過程中有發現和您所了解的不一樣的父親的一面嗎?
朱尚剛:很多人知道朱生豪可能是通過央視的《朗讀者》節目,在一些讀者 的心目中,朱生豪先生似乎成了一個專門說情話、寫情書的人,而在今天的活動 現場,“英雄”一詞被多次用來形容朱生豪先生。他為《中美日報》寫了一千余篇“小言”,給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上海“孤島”生活留下了一幅全方位的歷史畫卷。這一切,都顯示了朱生豪“金剛怒目”的另一面。
王彤:很多先生都翻譯過莎士比亞戲劇,比如梁實秋、卞之琳、方平先生等, 在您眼中,朱生豪先生和別人翻譯莎士比亞戲劇有什么不同的性質呢?我們學生排練莎劇時開始也用過其他譯本,后來覺得語言流暢度和詩性風格上朱譯本更有韻致,為了便于排練對詞,同學們現在統一都采用朱生豪譯本了。
朱尚剛:許多人都會問到這個問題。黃福海先生介紹,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 有他自己的特點,首先他是民國時候翻譯的,不是在現當代,所以語言上有自己 的特點。他既有較早時期的翻譯方法與策略,也有現代化的翻譯原則,是一個結合。
關于翻譯,朱生豪先生談得很少,他在翻譯莎士比亞的劇本《暴風雨》之后寫了一小段話,大致意思是:我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去翻譯,如果這個句子里面有我們中國人不太理解的話,我會加一點東西。從讀者角度來看,朱生豪先生比較“體貼”,他的翻譯和我們現在講的“硬翻”還是很不一樣的,他有自己的策略。
王彤:非常感恩朱生豪先生譯莎的“體貼”,讓我們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有幸嘗試用一種參與性教學方式閱讀莎劇,感覺如此親切自然,并喜愛獨 特的“莎味”。采用朱生豪譯本讓學生們每年舉辦莎劇臺詞朗誦會,也提高了漢 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經典對話的熱情,先后有500多名學生登上大學的莎劇舞臺參與表演,您對參與過莎劇表演朗誦的大學生有什么希望嗎?
朱尚剛:我很同意北大學者辜正坤等先生的看法——這是一個很有意義、很有價值的嘗試,把自己(不是專業的演藝人員)投入到經典之中,更能全方位地 參透經典的精髓,全方位地領略莎士比亞的語言魅力,為傳承經典開創了新的路 子。我父親為把莎翁的文明之火傳遞給中華民族付出了他的全部生命,同學們也為這一經典傳承做了卓越的努力。很高興看到父親的事業后繼有人,謝謝你們!(摘自《舞雩風來》,王彤 編著,原標題為《詩侶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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