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軍政府，武昌起義取得勝利后，由革命黨人在湖北諮議局成立。圖／fotoe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渡口。晚八時許，狀元實業家、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正準備沿江返回江蘇，剛上船，突然望見，城里出了大事——

“武昌草湖門工程營火作，橫亙數十丈不已，火光中恒見三角白光激射，而隔江不聞槍聲。舟行二十余里，猶見火熊熊燭天地也。”——就在當晚，武昌新軍于全國率先起事，推倒了清廷覆亡的第一塊骨牌。

后世眼中，武昌首義打響推翻帝制的頭槍，彪炳史冊。可對于立憲派領袖張謇來說，親眼目睹這一切，卻太像是命運的嘲弄。

狀元下海

一甲一名，張謇。

1894年4月，命運對張謇剛剛綻開一張笑臉。在慈禧太后六十壽辰特設的恩科會試上，張謇高中狀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此時的他，已四十有一。自1868年中秀才至今，他用了二十六年時間才進入體制中樞。對于自幼懷揣經世理想的他來說，實在太過漫長。

大魁天下，也并非張謇一己之力。1882年，朝鮮爆發“壬午兵變”，青年張謇作為幕僚，跟隨淮軍將領吳長慶率軍入朝，嶄露頭角，深得京城清流派領袖、光緒老師翁同龢的賞識。為了提攜，此次殿試，主考官翁同龢居然讓人坐候張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的手中，匆匆閱過，就作出結論：“文氣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暗箱操作，落定了張謇的花魁。

相比之下，孫中山則沒那么幸運了。同樣在1894年，這位28歲的年輕人上書李鴻章，暢言改革，卻被置之不理，隨即變為了一名職業革命家，開始了一條與張謇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

進入體制難，在朝廷中有所作為更難。

1894年6月，也就是張謇奪魁后不到兩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危機來臨，慈禧依舊大辦壽宴，弦歌不絕，沒人敢去指責。7月22日，慈禧從頤和園移駕回宮，正值傾盆大雨，路面積雨盈尺。依例，文武百官，冠戴列隊，跪地接駕，匍匐在地，衣履盡濕。而太后卻高坐轎內，左顧右盼，意氣洋洋。張謇頓時灰心喪氣，自問“這種官，是有志氣的人該做的么？”

1894年9月，張謇突然接到了父親病逝的消息，只得循例離職，回鄉守孝。次年3月，目睹剛剛簽訂的《馬關條約》，張謇在日記中悲憤地寫道：“和約十款，幾磐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反思起朝堂上種種，“徒為口舌之爭，不能死敵，不能除奸，負父之命而竊君祿，罪尤無可逭也。”

張謇很快將目光移向了實務。1895年底，在張之洞授意下，張謇開始在其家鄉南通籌辦紗廠，定名為“大生”，此二字源自《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

《廠約》開篇即說：“通州之設紗廠，為通州民生計，亦即為中國利源計。”

狀元辦廠，絕沒有科舉奪魁那般風光，為了招股集資，張謇四處碰壁，甚至于一度花光了盤纏，只得在上海報紙上刊登廣告，于路邊賣字三天。他曾苦澀道：“三載以來，謇之所以忍侮蒙譏，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筆凋，晝慚而夜椣者，不知凡幾。”1899年5月，紗廠終于開工。

可是，相對于政治變革，辦廠還是顯得安全許多。

搖擺的變法

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詔“明定國是”，“戊戌變法”正式開始。

張謇此時剛回到京城銷假，起初，他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但僅限于經濟、文化方面。而維新派“速變”、“全變”，甚至發動宮廷政變的主張，他極力反對，以為“藥太苦，則吃藥者愈不開口”。他一再奉勸康梁等人不要輕舉妄動。那根若隱若現的紅線，張謇比誰都看得清楚。

7月21日，正式復職的第二天，張謇再度以紗廠籌辦未完，向翰林院告假，于變法關鍵時期，離開了紛擾的京城政壇。

果然，在頑固勢力“保中國不保大清”的指責中，過于理想化的變革最終以“戊戌六君子”血濺菜市口收場。面對政治空氣再度沉重，張謇也有些膽怯了：“讀書識字之子皆自危矣。禍至真無日哉？”

歷史很快做出了回答。

1900年8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沉疴已久的清廷付出了慘重代價。次年1月，被趕到西安的慈禧發布上諭，再度詔令變法，并令督撫以上大臣就此詳細議奏。

張謇聞訊立即行動，他應劉坤一的邀請，寫成《變法平議》，其中第一次出現了設置“議政院”、“府縣議會”等字眼，矛頭指向國家根本要害。

1903年5月，張謇應邀參觀日本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七十余天里，詳盡考察了實業、教育，對明治維新的美果贊嘆有加。不久之后，日俄戰爭爆發，日本一開戰便取得勝利。張謇立即分析道：“非必生人知覺之異也，一行專制，一行憲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

1904年春，清廷駐外使臣孫寶琦、胡維德等聯名電請變更政體，張之洞、魏光燾等地方督撫也予以響應。朝野上下，君主立憲的呼聲甚囂塵上。不甘示弱的張謇也刻印了《日本憲法》，托人送達內庭。據說，慈禧在看后表態：“日本有憲法，于國家甚好！”

耐人尋味的是，日本憲政相對于歐美，于皇權的限制最小。顯然，熟諳當權者心理的張謇，試圖將風險降至最低。

此時的人們相信，只要立憲，大清的一切問題便能迎刃而解，屈辱的歲月便能一去不返。大清已經透支了人們太多的耐心，以至于它其實并沒有多少緩進的空間，對此，張謇不可能不明白。

事實上，小心翼翼的改良已經被革命迎頭趕上。

跑不贏的改良

庚子之變后，孫中山便否極泰來。他在回憶1901年惠州起義時寫道，“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于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敗之后，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較，差若天淵。”

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在北京車站遭到革命黨人吳樾的炸彈襲擊，不得不改期緩行。張謇聞訊，認為“此必反對立憲人所為也，如此則立憲尤不可緩”。

為了推動立憲，張謇此前還主動給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去了一封信，希望他“成尊主庇民之大績”。早年此兩人均為吳長慶的幕僚，后因交惡而中斷往來達二十余年。

只是，變革舊制，即便強如袁世凱，也有些束手無策。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發布了預備仿行立憲上諭，消息傳出，萬眾歡騰，一些大城市甚至張燈結彩慶祝。11月6日，新官制案公布，人們卻發現，不但涉及皇室大權的要害部門紋絲不動，責任內閣全無蹤影，相反，滿人官員比重反倒更大，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也被陸軍部尚書鐵良收走了四鎮，立憲派大失所望。同一個月，張謇參與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主張“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字里行間，頗多無奈。

1908年8月，清廷第一部憲法《欽定憲法大綱》頒布，第一條：“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楊度對此評價道：“政府寧肯與人民以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實事；人民與之爭者，宜與爭實事，而不與爭空文。”

張謇自然懂得“爭實事”的含義，1909年10月14日，他被公推為江蘇諮議局議長，隨即開始醞釀奏請朝廷速開國會——此時，清廷剛剛與日本締結了出讓東三省權益的新約，空氣中彌漫著時不我待的緊迫。

兩個月后，在張謇的倡導下，一個由十六省代表組成的國會請愿團向北京進發。此前一次討論，張謇一個友人憤然說：“以政府社會各方面之現象觀之，國不亡無天理。”張謇卻反駁道：“我輩尚在，而不為設一策，至坐視其亡，無人理。”

不過，張謇顯然太過一廂情愿。

次年1月，請愿團抵達北京，呈交了一張希望一年之內召開國會的請愿書。清廷先勸慰了一番之后，以籌備尚不充分為由，駁回請求。5月，第二次請愿發動，各省簽名參加的已達三十余萬人。載灃的上諭也更加嚴厲，稱“毋得再行瀆請”。10月，請愿團再度卷土重來。這一次的聲勢史無前例，直隸、河南、四川等地，都出現了千人游行示威的場面，奉天旅京學生趙振清、牛廣生甚至割股寫下血書。

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資料圖片

迫不得已，清廷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開國會。多數立憲派對此依舊不滿，但張謇卻心滿意足地打消了親自赴京的念頭，以為“請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時間來到1910年底，張謇所能推動的改良，依舊太有限，歷史已經向著他最不愿看到的結果加速前進。

1911年4月，清廷第一屆責任內閣正式成立，13位內閣成員，皇族超過半數。這也意味著立憲派的諸般努力，化作泡影。自此，清廷人心喪盡。張謇痛徹心扉道：“政府以海陸軍政權及各部主要，均任親貴，非祖制也；復不更事，舉措乖張，全國為之解體。”

這一年5月11日，張謇赴京途中，路過河南彰德，獨自乘轎前往洹上村，與已經被載灃趕下野的袁世凱談到深夜。二十八年未見，袁世凱在張謇眼中已“遠在碌碌諸公之上”，袁世凱回張謇的話，則頗多深意：“有朝一日……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

六天后，張謇終于在北京見到了清廷最高當權者、攝政王載灃。席間，對立憲一事，只字未提。

五個月后，辛亥革命爆發。

狂瀾既倒

1911年10月12日，張謇在安慶得到了武昌失守的消息。是夜乘船，“舟中避兵人極多，無塌可棲”，張謇只好在船上賬房中將就了一宿。

對于革命，張謇一向好感不多。早在五大臣被炸事件發生時，他便認為“余以為革命之有異：圣賢曠世不可得，權奸今亦無其人，盜賊為之，則六朝五代可鑒”。將革命黨稱為禍亂華夏的妖孽。他曾在一次演講中強調：“政體固應改革，但不可將國家之基礎完全掀翻。”

首義四天后，張謇抵達南京，立即勸說兩江總督張人駿發兵援鄂，并請他代為上奏，速定憲法。誰知，張人駿非但不派增援，對立憲也是強烈抵觸。張謇在當天的日記中不由大罵：“其無心肝人哉！”

無論如何，張謇難以割舍承載了自己太多夢想的大清。

只是時局發展之快令人咋舌。到11月初，湖南、陜西、山西等地相繼獨立。清廷為了挽救時局，于三天內倉促修改憲法，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規定“皇帝之權，以憲法規定者為限”，卻于事無補。張謇也認清了大勢已去的現實：“曾未彌月，而響應已十二三省。人心決去，大事可知……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

12月14日（舊歷十月二十四日），張謇剪掉了發辮。當月日記題頭，張謇寫下了一行耐人尋味的小字：“此十月非可等例于前乎此之十月。”向過去的時光揮手告別。

南北議和開始后，憑借與袁世凱的私交，張謇斡旋于兩派之間，最終促成袁世凱“逼宮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發布的清帝遜位詔書，更是由張謇代筆，寥寥數言，為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平穩落幕。三天后，張謇看到遜位詔書，感嘆道“此一節大局定矣，來日正難”。

誠然，清廷已亡，改良之路，誰來繼續主持?

1912年1月2日，張謇接受了南京臨時政府邀請，就任實業總長。一天后，張謇第一次見到了革命領袖孫中山，對其評價是“未知涯畔”，認為此人不著邊際。未幾，兩人就因是否與日本人合辦漢冶萍公司的問題鬧翻，張謇堅決反對為籌款而引狼入室，苦勸無果，憤然離職。

在他心中，此時能夠穩定大局的，唯有袁世凱。離開孫中山，他立即以在野身份為袁氏上臺出謀劃策。3月10日，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但是，袁氏當國，動蕩依舊。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黨魁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袁世凱成為最大的嫌疑人。張謇受命調停，力主該案應訴諸法律手段。他在給袁世凱的一封信中寫道：“但求人人知覺中有‘國計民生’四字，彼此相諒，各讓一步。”無奈，“二次革命”很快爆發，張謇指責革命派道：“滬上罔死之民之眾，損失產業之巨，彼作難者何詞以對吾民？”

到這一年9月，“二次革命”被鎮壓，和平再度來臨。10月，年逾六十的張謇欣然就任國民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準備大干一場。

然而，他發現袁世凱變得越來越不可理解。

上臺伊始，袁世凱先后解散國會，廢除《臨時約法》，并改行總統制，大踏步走向復辟。張謇的失望與日俱增。他在1914年9月致友人的一封信函中寫道：“世事政局，無可復言……人莫哀于心死，國莫哀于民亡。”他所期待的穩定發展的環境，始終不得。

1915年4月，袁世凱批準了張謇辭去農商總長的請求。8月，試圖做最后努力的張謇面見袁世凱，力勸其懸崖勒馬、放棄帝制。“陳是非、說利害，反復更端至兩小時之久。”袁世凱就是不聽。12月13日，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的同時，張謇請求辭去水利局職務，終獲批準。

1916年6月，在舉國一致的反袁聲浪中，袁世凱病死。張謇聽到消息后，在日記里感嘆：“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來未有之會，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敗群小之手。謂天之訓迪吾民乎？抑人之自為而已。”

這位自晚清以來立志改良中國的士子，被辛亥之后的一場場風雨沖刷得心力交瘁，已然太累了。當國務總理段祺瑞電邀其北上時，張謇斷然拒絕。一生政事，至此告一段落。

回到家鄉南通，那里還有夢想可以繼續。

自治之殤

值得張謇欣慰的一件事是，自1899年艱難開工，大生紗廠一路走高，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160多萬兩。此間他又創建了通海墾牧公司、同仁泰鹽業公司等企業，利潤直線攀高。富足的經濟實力下，他在南通繼續自己的改良夢。他曾對通海墾牧公司的股東們說：“借各股東資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設一新世界雛型之志。”后來，張謇將南通“地方自治”稱為“村落主義”。

原本，偏居一隅的南通“十字街放個爆竹，全城聽得見”，人口不過四萬，沒有機器生產。為了將步子邁得再快一點，大生向交通運輸、釀酒、制鐵、電話、印刷等行業四處出擊，還哺育了南通大量的公益機構，包括240多所小學、6所專科學校、1座博物館、1座圖書館、1個氣象臺、16家慈善機構等。經過張謇三十余年的經營，南通具備了現代化城市的雛形。

但是，張謇將改良社會的重擔，肩負在一個企業身上，這無異于小馬拉大車。過于隨意的資金抽取，濫生的子公司、孫公司，使得表面輝煌的大生集團，實際千瘡百孔。

最要命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止。

1915年離開政壇后，張謇依舊疲于應付袁世凱死后混亂的時局。1922年直奉戰爭，1924年的江浙戰爭及第二次直奉戰爭，均令大生損失慘重，張謇在一首詩中愁道：“太平在何時，今年待明年。”

由于唯恐遭到外界擾亂，張謇極力維持南通的封閉。五四運動爆發，他嚴令學生不得參與；為了防止資金外流，他甚至反對外地人在南通謀利。

1922年來南通調查的日本人駒井德三發現：“今江北一帶，仿佛以張公為元首之國。”有知情者回憶，當時南通一些百姓，有了糾紛，往往不到縣公署，而到張謇的哥哥張詧主持的農商兩會去告狀。張詧一見公事便批，批起來還洋洋灑灑一大套，大半憑意氣行事。

然而，脆弱的自治，終究無法在時代的蕩滌中保全。1922年，隨著持續走紅的紗布市場突然暴跌，積弊甚多的大生紗廠頓時一蹶不振。1925年，大生的債務達906萬兩，占全部資產的65.7%。這年7月，張謇被迫將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江浙財團接辦，一生心血付諸東流。南通自治自此沒了經濟支撐，走向衰落。

此前，張謇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感慨萬千：“謇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時代，尤不幸而抱欲為中國伸眉、書生吐氣之志愿。致以嚼然自待之身，溷穢濁不倫之俗。”

“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因為他開辟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于偉大，他不能不抱著許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胡適曾這樣評價道。

其實，最深的憾事，張謇心中早有定論——“一生之憂患、學問、出處，亦嘗記其大者，而莫大于立憲之成毀。”不知道晚年張謇說出這句話時，眼前是否會浮現出1911年那個夜晚，武昌城中的熊熊大火。

1926年8月24日，張謇病逝。11月1日出殯，南通上萬人前來送行。就在當天，南京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劍指南昌，與軍閥孫傳芳展開激戰——革命至此方興未艾。

改良一夢，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