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大量傳教士來華考察和工作，逐漸開始在傳教之余研究漢學，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理論、方法和技術的傳播，對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起到一定的引介和推動作用，林仰山便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

林仰山（1892～1974），英文名Frederick Seguier Drake，英國浸禮會牧師，曾在齊魯大學擔任神學院院長、副教務長、圖書館館長、文學院地理學教授以及廣智院院長等職。1952年院系調整后前往香港，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等職。留居山東時，林仰山對濟南周邊的十余處遺址進行了實地考察，所獲資料多發(fā)表于英文期刊，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珍貴的早期記錄。林仰山在山東考古的起步和早期發(fā)展階段作出了獨特貢獻，同時，他經手過大辛莊、蘇埠屯等遺址出土的文物和明義士的部分藏品，有些情節(jié)頗受爭議，真實經過仍有待考證。

林仰山（攝于香港大學宿舍）

20世紀30年代起，林仰山借助語言優(yōu)勢和工作便利，逐漸開始對山東地區(qū)進行考古調查，圍繞濟南及其周邊的大辛莊、王舍人莊、洪家樓、蘇埠屯等幾處地點展開實地考察，還曾去往黃石崖、神通寺、靈巖寺等宗教遺址進行考察，通過文字、繪圖、照片、拓片等形式記錄了這些遺跡的早期狀態(tài)，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原初資料，也成為中國考古學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見證。林仰山先后在濟南之東的幾處地點獲得了骨器、石器、陶器、銅器等遺物，年代大致在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根據這批遺存的基本情況，林仰山在《華裔學志》《中國研究》等國際知名的漢學研究雜志上發(fā)表《山東古代陶器》《山東大辛莊商代遺址的發(fā)現》《山東歷城縣王舍人莊商代遺址》等數篇文章，可作為他在山東地區(qū)早期考古活動的代表性成果。林仰山曾寫明，他從事考古調查的目的是研究山東地區(qū)出土的豐富的陶器遺存，從而了解這一區(qū)域的古代人群和文明的早期面貌，而非收集文物本身。文章的論述重點放在器物斷代和文化遷播交融方面，嘗試通過區(qū)分器物類型來建立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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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仰山在山東考古活動的價值與意義

林仰山對學術前沿和主流觀點都有一定的了解，文中多次引用徐中舒、梁思永、李濟、吳金鼎等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考證古籍，認為仰韶區(qū)域（河南澠池）曾是夏朝的中心，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仰韶居民并非漢族，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彩陶與塞西亞藝術存在相似之處。林仰山對比了彩陶和黑陶的特征差異，認識到龍山文化與商文化之間存在關聯(lián)，且東方的龍山文化是植根于本土的，而仰韶居民的文化面貌與龍山文化和商文化均存在較大差異，并列舉了商文化與龍山文化都有甲骨占卜遺存等相同點，應是受到李濟先生的學說影響。林仰山將龍山居民視為商人的先祖，即最早的中國人，中國真正的歷史由此開始，并進一步指出山東在中華文明起源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值得受到更多關注。林仰山具備國際學術視野和獨到的學術判斷力，雖認同仰韶文化有異域色彩，但根據自身判斷對“中國文化西來說”提出了異議，強調中國本土的龍山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的關聯(lián)，并以山東為中心開展了一系列早期考古調查活動，不同于西方考古學家“在中國遍求與中央及西方亞細亞彩色陶器有親屬關系之中國彩色陶器之分布”。

林仰山對于山東考古做出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對大辛莊遺址的早期調查與材料公布。方輝教授的文章已將大辛莊遺址最初發(fā)現的情形進行了詳細考證，這一遺址為學術界所知曉，應歸功于林仰山教授。林仰山發(fā)表的兩篇調查報告使國內外學術界獲知了大辛莊遺址的原始情況，他所公布的材料也成為20世紀四五十年代研究山東地區(qū)商代考古為數不多的重要實物資料。

在未經大范圍科學發(fā)掘時，林仰山憑借本人的學術眼光發(fā)現了大辛莊遺址的重要性，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判斷，并將數量較多的骨鏃進行了類型學劃分型式的初步嘗試。林仰山的報告是對大辛莊遺址出土商代青銅器的首次記錄和發(fā)表，這也是山東地區(qū)首次發(fā)現的商代青銅器。其中銅觚、銅戈、銅鐓、陶鬲、卜骨、骨角器及骨角料等同出一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器物組合。盡管對個別陶器年代判斷有誤，林仰山還是正確地指出大辛莊遺址的主體堆積是商文化，同時根據少量磨光陶片認為該遺址伴存有龍山文化遺存，這一點被后來山東省文物管理處和山東大學的勘察與發(fā)掘結果所證實。

林仰山在判斷年代時主要依靠類型學的對比原則，他認識到陶器的主要作用在于通過類型區(qū)分來建立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如能認清陶器上的某種痕跡或紋飾所代表的特定時代，那將對于斷代有極大的幫助。雖然未能總結出陶器分期斷代的科學規(guī)律，但他通過比較器形、質地、紋飾、制作方法等方面的異同，并對照城子崖和安陽的發(fā)掘報告，以及美籍漢學家顧立雅《中國的誕生》等論著，嘗試表述山東地區(qū)龍山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在陶器上表現出的不同特征。林仰山經手過插圖版的安陽發(fā)掘報告和一些標本，并得到了明義士的指導，二人一同考察了蘇埠屯遺址。林仰山收集的一些周代陶器標本，之所以斷定為周代，是以明義士給他展示過的帶銘容器為參照，同時對照Chou Chao-hsiang 發(fā)表在《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第一期（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umber 1）的相關文章，根據器物形制和材質方面的相似性來斷代。

1931年起，林仰山開始研究在蘇埠屯遺址采集到的陶器，根據器物特征將遺址年代正確推定為商代，后來涉及該遺址的文章多采取以上觀點，也有學者認為應大致相當于商周過渡時期，陶器以商式為主，也有少量下限進入周初。林仰山基于蘇埠屯遺址的陶器，把“口部微侈，肩部高而外凸，底部小，飾陰線三角紋”歸納為商代陶器的形制特征，并提到以下三件陶器出自同一灰坑。

林仰山繪蘇埠屯采集陶器線圖

因所獲文物大多是在農民取土或耕種時翻露出來的，遭到了比較嚴重的破壞，往往缺少準確的出土地點和層位信息，且文物多為殘片，加上林仰山本人并未受過系統(tǒng)的考古學訓練，雖然試圖構建濟南周邊區(qū)域的文化發(fā)展脈絡，但缺乏對文明演進的整體認識，忽視了文化的多元性和發(fā)展的不平衡性，有時片面強調某種陶器形制或紋飾與其他區(qū)域的相似性，存在一定的主觀色彩，對器物年代或出土單位的判斷常有失誤。

早在20世紀30年代，魯北地區(qū)便已有商代夷式簋的發(fā)現，具體地點一是洪家樓，二是王舍人莊，這兩處均由林仰山報道公布。但由于對商文化認識不深，林仰山將洪家樓的1件夷式簋定為龍山文化時期，并將王舍人莊的1件夷式簋判定為與其他7件商式器物同坑出土。根據目前對商晚期墓葬器物組合和陶器分期的認識，這些陶器應出自至少三個遺跡單位，其中兩套鬲、豆、簋應分別出于殷墟三、四期的墓葬。

洪家樓出土夷式簋

王舍人莊出土的兩套商代陶器

另外，梁王城的幾件晚商器物和發(fā)現于大辛莊的商代陶鬲均被歸入龍山文化時期。林仰山還認為梁王城的一件陶罐與大辛莊遺址的一件應屬同一類型，時代為周，但參照現經發(fā)掘的大辛莊遺址漢代坑所出陶罐可知其更接近漢代式樣。

林仰山繪梁王城出土陶鬲線圖

林仰山繪大辛莊陶鬲線圖、梁王城陶罐線圖

林仰山發(fā)表的調查報告合資料整理與器物研究于一體，從編寫體例來看，他對考古學的理論研究方法有普遍了解，且掌握一定的田野調查技能，報告文字記載翔實，輔以遺址的外景照片和手繪的地理位置圖、器物照片、紋飾拓片等，還繪有多個視角的器物線圖，并對部分殘器進行了復原，顯示出一定的專業(yè)素養(yǎng)和學術能力。報告符合編寫的基本規(guī)范，可供他人在此基礎上開展研究。限于所獲器物較少（很多地點僅收集到三四件器物），且均為采集品，能做出許多正確的判斷，已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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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物的流傳

根據現有資料查證，林仰山所藏文物大致有兩個去處，一部分陶器存放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少數精美器物可能已經流失海外，或被出售進入拍賣市場。

自1928年起，哈佛燕京學社每年提供經費千余元購買文物，隨著藏品規(guī)模逐漸擴大，為方便研究，建立專門館舍陳列文物，定名為古物陳列室，于1936年10月28日舉行了開幕典禮。1941年12月8日，燕京大學被日軍封鎖，被迫停辦，古物陳列室也受到影響，復校以后，古物陳列室的藏品被北京大學接收。林仰山曾在文章中寫明，他在山東收集的大部分陶器存放于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古物陳列室（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Yenching University, Peking），以供日后研究需要。據日本學者黃川田修所說，林仰山所藏大辛莊遺址部分陶器現存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其他較為珍貴的青銅器等則下落不明。因新中國成立前局勢動蕩、文物保管分散混亂，這些文物現存何處已無從查知，有些甚至可能已經流散到海外。

方輝教授曾撰文記錄了兩件流失海外的青銅器，一是大英博物館東亞部展柜中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銅，器形罕見，為1945年萊昂內爾·愛德華茲（Lionel Edwards）捐贈。雖然缺少出土地點和收藏者信息，但這件器物與林仰山發(fā)表的大辛莊遺址銅的尺寸、紋飾完全一致，應是同一器物。二是現藏美國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一件銅戈，鑄造精巧，為1941年該館從收藏者查爾斯·斯坦雷（Charles A. Stanley）手中購得，同一時間入藏的還有幾件陶器，收購地為齊魯大學，應當也是大辛莊遺址出土的文物，但詳細的入藏經過無從得知。盡管這件銅戈并未出現在林仰山的報告之中，但因林仰山對大辛莊遺址早期出土文物的收藏最為豐富，因而推測其為這一銅戈的最初收藏者。據方輝教授查證，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東亞部負責人韋慕庭（C. Martin Wilbur）與明義士有聯(lián)系，曾表示希望收購明義士的藏品，可能因明義士與林仰山關系密切，使韋慕庭獲知了林仰山藏品的相關信息，并購得了部分藏品。

除上述兩件銅器外，保利和佳士得曾經發(fā)布過林仰山所藏的17世紀宣德款銅鎏金象耳鼓式三足爐和19世紀道教壽老的水晶雕刻品兩件藏品。其中，保利公布的藏品來源記載了三足爐先后由林仰山和英國著名古董商馬錢特（Marchant）家族收藏，但資料零散，具體的流傳經過不甚明確。這兩件藏品如何由林仰山獲得，又是如何流轉到拍賣者手中，目前尚未找到關鍵信息。

此外，因與明義士關系密切，林仰山經手過明義士的部分藏品。據徐文堪先生所知，明義士曾研究過元代的基督教，收集過一批內蒙古所出銅十字架，1949年后齊魯大學停辦，原在齊魯大學的這些十字架現藏香港大學，推測也與林仰山有關。

林仰山與香港大學中文系同仁合影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戰(zhàn)亂頻發(fā)，林仰山因與其他幾位外籍人士協(xié)助轉移并保管明義士留在齊魯大學的大批甲骨，長久以來被當作妄圖劫掠中國文物的帝國主義侵略者，關于這批文物的傳說一直眾說紛紜。直到世紀之交，方輝教授詳細考證了明義士藏品的去處。齊大于1941年被日軍接管，其中的文物、古跡遭到浩劫，所剩無幾，而明義士的這批藏品得以免遭劫掠，應得益于當時在齊大任職的外籍人士的藏匿措施。甲骨這類有機質文物不僅沒有腐爛，且客觀上因林仰山等人的妥善保管而在戰(zhàn)火中幸存下來。明義士曾在寫給其子明明德的家信中提到，希望將這些東西通過合適的方式捐贈給齊大，使藏品適得其所，并非以私人占有藏品為目的。至此，學術界對這批藏品的流傳經過和林仰山的處理方式等諸多猜測方才有了定論。

本文由 孫莉 楊爍 摘編自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編輯部 編 《 東方考古（第24集）》之《林仰山在山東的早期考古實踐及意義》 。內容有刪節(jié)、調整。

（審核：孫莉）

978-7-03-080616-1

定價：180.00元

《東方考古》是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文化遺產研究院和山東大學博物館聯(lián)合編輯的系列叢書，分集陸續(xù)出版。本叢書內容以中國及東亞其他地區(qū)的考古學和古代文明研究為重點，廣泛吸收國內外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體現了考古學研究的新思路、新理論和新方法。第24集收錄了17篇研究論文、1篇發(fā)掘報告，內容涉及考古紀事、史前到歷史時期的聚落與社會考古、生業(yè)與手工業(yè)考古、科技考古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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