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華潤通過注資獲得重慶能源集團控股權時，一場關于央地能源博弈已悄然升級。

重慶能源集團破產重整完畢剛滿四月，重慶便反手揭牌全資控股的重慶發展能源有限公司。這場“破”與“立”的能源變局，折射出地方對資源控制權的執著爭奪。

重發能源公司被定為全市能源“鏈主”，統籌油氣資產及新能源布局，并將參股央企在渝能源項目。

重發能源公司的登場，既是對華潤介入后，地方資源控制力下降的戰略反制，亦是重慶在能源領域重構“地方主導+央企協同”生態的關鍵一步。

通過整合分散的市、區縣能源資產，參股央企在渝能源項目（如“疆電入渝”），意在防止自身淪為央企的“資源輸送通道”，轉而以地方企業掌握能源產業鏈的話語權。

這一博弈背后，映射出全國多地能源國企面臨的普遍困境——如何在引入央企資本化解債務風險與技術短板的同時，守住經濟命脈？

一場關停潮，讓重慶痛失能源集團控制權

重慶失去對能源集團的控制權，要從關閉煤礦說起。

重慶煤礦曾有過高光時刻。抗戰時期，華北產煤區淪陷，北方煤炭斷供，重慶挺起大后方能源脊梁。

進入21世紀，隨著資源枯竭、淘汰落后產能及產業結構調整，重慶煤礦業逐漸走向衰落。

2015年起，重慶關停煤礦數百座，年產能從巔峰期的近5000萬噸驟降至2020年的1748萬噸。

而2020年底，重慶在發生了吊水洞煤礦等事故后，更是決定徹底退出煤炭開采領域：要求重慶能源集團在2021年6月底關閉旗下14座煤礦，涉及產能1150萬噸/年。歷時百年的重慶煤炭大幕徹底落下。

重慶“一刀切”關閉退出煤礦的代價逐漸顯現。

重慶一次性能源匱乏，燃煤發電占全市發電裝機容量的60%以上。

重慶所需煤炭全部依賴外煤運輸后，運輸通道高度集中于陜晉蒙等地，不僅導致保供壓力、運輸成本與日俱增，能源安全潛伏著不小的危機。

而且還在與外地煤礦談判價格過程中，喪失了主動權，推高了重慶綜合上網電價，削弱了其產業的吸引力。

2023年重慶大工業用戶平均電價0.765元/千瓦時，高居全國第七，較四川、云南、貴州、陜西等周邊省市平均高0.15—0.21元/千瓦時。

此舉還直接導致重慶能源集團債務危機的爆發，最終迫使重慶將其控制權拱手相讓，并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原來，重慶能源集團這家曾入選全國500強、總資產超千億的地方能源巨頭，其業務高度依賴煤礦。

因煤礦大規模關停失去核心現金流來源，疊加煤礦及關聯租賃物等核心資產價值大幅縮水，導致融資租賃物擔保能力顯著下降，直接觸發債務違約風險。

2020年末，公司總負債已攀升至739.27億元，負債率高達72.56%，財務結構瀕臨失衡。

連鎖反應接踵而至。2021年3月，能源集團首次公開披露9.15億元債務違約事件（含6.85億元銀行承兌匯票和2.3億元信用證）。

短期償債壓力驟然激增，迫使債權人要求追加擔保或修改融資條款，將這家老牌國企推入流動性枯竭的深淵，最終陷入債務危機的惡性循環。

惠譽評級將能源集團信用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理由是現金不足以覆蓋短期債務。市場擔憂其成為“第二個永煤”。

2021年11月，河南最大國有大型煤企永煤集團因債務違約，重創銀行等授信方。

不得已，2022年4月，重慶能源集團向法院申請破產重整。

重慶能源集團因為旗下尚有優質資產，在市場上并不缺少感興趣的買家。

同年8月，重慶市政府與華潤集團簽署合作協議，后者聯合地方國企共同出資80億元參與重慶能源集團的破產重整（華潤出資60億元），最終以持股38.25%成為其控股股東。

預重整階段，重慶能源集團曾與多家央企（如國家電投、中石油等）就清潔能源開發、煤炭保供等領域展開合作洽談。然而，華潤憑借“注資+技術+運營”三位一體的綜合方案脫穎而出，

重慶能源集團破產重整過程中，旗下優質資產重慶燃氣也被華潤集團間接控股。

2023年1月，重慶能源集團持有的重慶燃氣41.07%股權被用于抵償債務。華潤集團華潤作為主要債權人和戰略投資者，通過旗下全資子公司合計接收39.17%的股份，成為實際控制人，全面掌控重慶民用天然氣市場。

華潤集團的介入幫助重慶能源集團化解債務危機，實現重生，但后者及重慶燃氣控制權的讓渡，對重慶經濟社會產生了不少負面影響。

華潤入主重慶燃氣后，2023年第四季度凈利潤同比暴增8.24倍，接連曝出抄表混亂、違規估抄、計費周期不透明等問題，涉及數萬戶居民，削弱了公眾對其的信任。

反映出重慶能源主導權的弱化，以及華潤控股后企業從公共屬性轉向市場化利益優先的趨勢。

盡管重慶監管部門多次介入（如2024年4月免職總經理、2025年2月處罰810萬元），但整改流于形式，可能會促使地方政府反思央企介入對本地治理能力的削弱。

重慶能源集團破產重整后，積極布局新能源領域，但本地裝備制造、技術研發等配套產業可能被華潤體系內企業替代，進一步壓縮地方產業鏈自主空間。

3月3日，華潤建材科技一則公告，將其托管重慶能源集團旗下多家水泥企業的事實，暴露無遺。

在此背景下，今年4月27日，重慶發展能源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

重慶通過打造新平臺，確保本地企業控制資源和收益，重建其在能源供應中的自主權，尤其是在燃氣、新能源、電力等關鍵領域，助力“33618”現代制造業集群體系，避免華潤系企業借央地合作之名控制關鍵資源，稀釋地方話語權。

當然，重發能源公司仍離不開華潤等央企的合作。如它們計劃到2027年實現10億立方米天然氣交易量，這一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央企的資源池支持。

未來如何協調重發能源公司與重慶能源集團的競合關系，將考驗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全國暗戰，地方能源主權爭奪

類似重慶成立全資控股的能源平臺以制衡央企主導權的現象，在全國各地比較普遍，本質上是央地博弈在能源領域的集中體現，其核心邏輯可歸納為經濟主權爭奪、利益分配重構與能源安全訴求的復合作用。

四川是全國最大的水電基地，水電裝機接近1億千瓦，年發電量的三分之一用于“西電東送”，但長期面臨水電“送與留”的矛盾。

一方面，“西電東送” 有硬指標，其電量在全國范圍內統籌分配，省內、省外有固定的分配比例，并不是四川優先消納，多余電量才外送。

2022年和2024年夏天，面對極端高溫干旱天氣，四川因外送電量過大，自身電力供應緊張，出現嚴重限電問題，對電子信息、動力電池等高耗能產業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另一方面，外送電力的定價權和收益分配由國家電網等能源央企主導，地方收益主要通過稅收和參股分紅，難以完全匹配資源價值。

今年2月，由川投集團（水電資產為主）和四川能投集團（新能源為主）重組的四川能源發展集團揭牌成立，總資產達3900億元，整合水電裝機4403萬千瓦（占全省35%），形成“水電+新能源”互補格局。

四川此舉，旨在減少與三峽集團等央企在川西水電開發中的競爭內耗，提升地方議價能力，確保更多經濟收益留在本地，與重慶另起爐灶成立重發能源公司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重慶相似的還有，貴州、廣西、新疆等地。

2023年3月，貴州整合盤江煤電和烏江能源成立貴州能源集團，6月廣西組建廣西能源集團，8月新疆組建成立新疆能源集團，均以省屬全資控股形式集中煤炭、電力、燃氣、新能源，降低央企（如國家電投、華能）在區域內的滲透，確保地方能源利益。

山西是全國最大產煤省，央企（如中煤集團、國家能源集團）長期參與煤炭資源整合，省級能源企業產業集中度和話語權較低。

2020年山西煤企從七家集中為焦煤集團和晉能控股集團，通過整合省內煤炭、電力、煤機裝備制造資源，與央企在煤炭產能、煤層氣開發等領域競爭，提升在業內的話語權和定價權。

盡管重慶、四川、廣西、貴州等省級能源平臺的成立，均帶有“抗衡央企”的色彩，但并非要割裂央地關系，而是通過制度設計、利益綁定與技術合作，在能源領域構建“央地共生”的新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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