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貝萊德，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為全球的最大資產管理公司的？

王劍/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出品

前不久，一則與港口有關的重磅消息震動了全世界：李嘉誠計劃將旗下系列港口業務出售給美國貝萊德集團（US.BLK）牽頭的買方——“貝萊德-TiL財團”，總價格為227.65億美元，其中就包括爭議最大的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港口。

貝萊德-TiL財團由三方組成，即貝萊德、基建投資公司GIP（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以及貨柜碼頭營運商TiL（Terminal Investment Ltd）。

也正是這次收購，讓幕后的貝萊德集團，這個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悄悄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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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套利的初始版圖

說到貝萊德，如果不是李嘉誠此次將港口資產賣給對方，估計許多人連其名字都沒聽過。

可事實上，這是一家掌控全球11.6萬億美元的資產，資本觸角滲透全球3000余家上市公司，幾乎所有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國際企業，都有貝萊德的影子。

甚至，如果將貝萊德集團按主權國家來算，在2024年全球GDP排名中，其管理的總資產規模可以排在世界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中國，約等于德國+日本+法國三個大國GDP的總和。

更令人震驚的是，貝萊德還同時是阿里第二大外資股東、美團第二大股東、騰訊第四大股東、百度第五大股東……其股東名單覆蓋國內互聯網、新能源、消費等眾多核心領域。

那么，如此實力雄厚且神秘的公司究竟有何來頭？

其實，貝萊德剛成立時，整個公司算上創始人拉里·芬克只有8個人，蝸居在曼哈頓的一間狹小的辦公室內。

1988年，貝萊德集團聯合創始人拉里·芬克從第一波士頓銀行離職，他和他的四位伙伴剛獲得了黑石集團500萬美元的投資，作為黑石集團的資管子公司——“黑石財富管理公司”，開啟了在金融市場的探索之旅。

彼時，黑石集團與貝萊德還如同師傅和徒弟關系，雙方體量極為懸殊。

雖然沒有明確的資料說明黑石集團為何要單獨投資建立貝萊德，但這兩大資本巨頭后來在面對相同的市場機會時，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風格：貝萊德選擇快速收割，黑石則選擇長遠布局。

成立初期，在創始人拉里·芬克的帶領下，團隊成員憑借著深厚的專業知識與敏銳的市場洞察力，逐步在行業內嶄露頭角。

從1988年到1994年，貝萊德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管理的資產規模從最初的10億美元一路攀升至數百億美元。

1995年，出于戰略發展等多方面因素考慮，貝萊德宣布與黑石分道揚鑣。

貝萊德被黑石出售給了PNC金融服務集團，轉讓完成后，PNC向貝萊德39位員工轉讓18%股份，自身剩余21%。

在此期間，貝萊德不斷夯實自身業務基礎，主動吸收了PNC的股權、流動資產與共同基金等業務部門，使得業務版圖逐步完善，推動業務條線和資管規模的雙重增長，羽翼逐漸豐滿。

1999年，貝萊德以每股14美元的價格在紐交所成功上市，成功募集到1.26億美元資金，頓時“兵強馬壯”。

正是在不斷并購和拆分業務中，貝萊德深刻認識到技術對于金融業務的關鍵推動作用。

2000年，貝萊德上線了研發多年的“阿拉丁”系統（Aladdin），其全稱為“資產、負債、債務和衍生品投資網絡”。

在全球金融市場，“阿拉丁”系統可謂鼎鼎大名，不僅可隨時監測2000個以上風險因素，每周執行5000個投資組合壓力測試和1.8億個期權調整計算，還能通過運用隨機抽樣技術生成股票和債券的走勢預測圖，發現不同類型資產之間的關聯性，幫助決策者進行日常風險評估。

甚至，這套系統還能通過對海量數據進行深度學習后，專門用于評估“黑天鵝”事件風險，模擬如“新的重大疫情暴發”“俄烏沖突戰事再次升級”等重大極端事件狀況下金融市場的相應走向，讓貝萊德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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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帶來的豐厚回報

在互聯網時代逐漸興起的時代，“阿拉丁”系統也正是華爾街風靡的量化交易的形式之一，即通過數學模型和計算機算法替代主觀判斷，自動執行投資決策。?其核心特點是通過數據挖掘和歷史驗證構建策略，減少人為情緒干擾，提升交易效率和風險控制能力。

憑借“阿拉丁”系統強大的功能，貝萊德又立即推出了風險管理解決方案，開始向其他機構提供各類金融風險管理及解決方案，成功借助“技術流”，在華爾街站穩腳跟。

新世紀開始后，昔日夢幻般的互聯網神話破滅，金融市場動蕩不安，貝萊德卻從中看到了機會，開始悄悄布局。

2005年，貝萊德收購道富投資研究與管理公司，實現了產品線從固收類向權益類的拓展，完善了自身的產品布局；一年后，貝萊德又做出了一項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決策——與美林投資管理公司（MLIM）合并。

美林投資管理是全球知名的投資企業，尤其在零售和國際業務方面具有強大的實力與廣泛的市場渠道。

此次合作，可謂是“強強聯手”，不僅讓貝萊德的資產管理規模進一步擴大，也讓旗下的“阿拉丁”系統涉足到歐洲金融市場，正式開啟全球化的步伐。

不過，真正讓貝萊德在國際金融市場大放異彩的，卻是2008年那場席卷全球的次貸危機。

彼時，這場蔓延到全世界的金融風暴，讓無數金融機構瑟瑟發抖，甚至轟然倒塌。

可貝萊德卻在這場危機中迎來命運的重大轉折，逆勢而上。

當時美聯儲因為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75萬份衍生品合約（ABS、MBS、CDO等）陷入流動性危機，考慮到貝萊德在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領域擁有專業團隊，便力邀其前來協助處置相關資產。

貝萊德也毫不含糊，憑借專業的分析能力，以及“阿拉丁”系統這一強大的風險分析算法平臺，主導完成了對貝爾斯登、AIG、花旗等機構的清算工作，并承擔起監控房利美5萬億美元資產負債表的重任。

在此期間，貝萊德不僅忙著協助美聯儲定價并處置資產，還能抽空幫助私人客戶收購同類資產。如此專業的能力讓其在金融圈聲名鵲起，尋求合作的機構紛至沓來。

值得一提的是，貝萊德曾因為資產處置問題遭遇國會相關機構調查，可沒想到的是，此事很快偃旗息鼓，而提出審查的總檢察長巴羅夫斯基卻不得不宣布辭職。

危機過后，貝萊德在全球資管市場中繼續開疆拓土，而且聲勢越發浩大。

此時的貝萊德已經在考慮如何借助更有說服力的品牌，悄悄滲透進全球資本市場。

機會很快就來了。

2009年，英國著名投行巴克萊集團陷入經營困境，決定出售旗下安碩基金業務。貝萊德抓住這一機遇，以135億美元的價格成功將巴克萊相關資產納入囊中。

巴克萊集團所轄的安碩是當時全球著名的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發行商，管理著超1萬億美元的資產，背后的指數基金網絡更是遍布全球各大資本市場。

正是通過這次收購，貝萊德不僅將自身管理規模再度提升幾個維度，更通過ETF樹立的品牌優勢，在全球資管領域開啟從“評估”到“定價”的歷史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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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本運作的幕后玩家

2014年，貝萊德的管理資產規模一舉突破4萬億美元大關，相當于日本全年GDP總量。

這一數字不僅標志著貝萊德在全球資管領域絕對領先地位，也為其后續的全球布局奠定了堅實基礎。

對于全球投資者來說，憑借強大的技術系統、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多元化的投資策略，成功穿越了多次市場波動，是毫無爭議的投資“避風港”。

而貝萊德能屢屢在資本市場所向披靡，靠的是兩大“秘密武器”：“阿拉丁”系統與ETF的深度運用。

在很多投資機構口中，貝萊德“阿拉丁”系統甚至被視為“現代金融的支柱”。

這套最初用于內部風險管理的工具，歷經數十年迭代，逐漸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數字中樞”：美聯儲用其監控5萬億美元資產負債表，歐洲央行依托它管理3萬億歐元主權基金，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GPIF）更將萬億級美元資產的配置決策完全托付于此。如今，阿拉丁系統每天處理的數據量相當于整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十年的數據總和。

憑借“阿拉丁”系統對全球金融乃至政治事件的精準預判，貝萊德總能在危機到來時，通過不斷調整ETF配置，或減持股份或調整黃金價格布局，幫助客戶躲過各類危機，成功避免了資產大幅縮水，在全球投資者中樹立了“穩健”的形象。

不過，貝萊德能在全球資管市場長袖善舞多年，除了旗下“兩大秘密武器”，更重要的還是在政商權力領域的深度耦合，打造了復雜且利益攸關的“政商旋轉門”體系。

比如在貝萊德背后，既有前紐約聯儲主席杜德利，也有美國財政部副部長馬克·索貝爾等幾十位高官的影子。

據統計，貝萊德前員工占據美國財政部43個關鍵職位，其“政商旋轉門”也屢遭質疑。比如2020年疫情期間，貝萊德未經競標就獲得4500億美元救助基金的管理權，就曾引發國會多次質詢。

可借助深厚的政商關系，貝萊德不僅輕松過關，還能參與美聯儲政策解讀，甚至在《放松監管法案》等政策庇護下將手伸得越來越長。即便面臨戰爭危機，貝萊德同樣可以“火中取栗”。

2023年俄烏沖突爆發后，地緣政治風險急劇上升，貝萊德應聲而動，迅速調整全球資產配置。

為了應對可能發生的不利局面，貝萊德一邊大幅削減對俄羅斯相關資產的持倉，盡可能降低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的風險，另一邊則加大對能源、軍工等受沖突影響較大且具有潛在投資機會行業的關注。

與此同時，貝萊德又通過“政商旋轉門”，介入到洛克希德·馬丁等軍工巨頭的投資項目，并在隨后軍工訂單增加、股價上升過程中再度實現了資產增值。

甚至，貝萊德的影響力并不局限于經濟領域，其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還影響著全球從氣候政策到企業監管等方方面面的決策。

比如2021年，貝萊德瞅準全球可持續投資熱潮興起，推出了一系列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概念以及相關ETF產品，不僅吸引了大量追求可持續發展的投資者資金流入，也樹立了自身在ESG領域的話語權。

近年來，貝萊德又不斷在全球基礎設施領域動作頻頻，開始與實體經濟深度綁定。

2024年1月，貝萊德宣布以接近125億美元的對價收購全球基礎建設合伙公司（GIP），這一舉措使其在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實力大幅增強。

借助收購GIP獲得的資源和經驗，貝萊德得以參與更多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與運營。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貝萊德聯合當地企業參與投標，通過投資建設收費公路、港口升級等項目，不僅獲取長期穩定收益，也進一步強化了其在全球實體經濟領域的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貝萊德在參與很多國家的敏感項目時，往往通過設立特殊目的實體SPV來規避政治風險，這種操作手法也越來越受到各國監管機構的警惕。

不過，憑借深厚的政商資源，以及通過技術手段實現ETF的靈活運用，貝萊德依舊可以不同危機中精準套利，并持續深化其控制全球資產定價底層邏輯的“隱形權力”，從而編織出一張龐大而緊密的資本網絡，其中就包括了中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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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萊德與中國經濟千絲萬縷的關系

之前提到的貝萊德集團以227.65億美元買下李嘉誠旗下巴拿馬港口的交易，不過是其涉足中國經濟產業的冰山一角。

鮮為人知的是，作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貝萊德在中國的投資布局早已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外資”概念，涵蓋了互聯網、金融、新能源、消費等多個關鍵領域，已深度滲透到中國的核心產業領域。

截至2025年2月，貝萊德通過港股通和QFII渠道，持有騰訊9.39%的股權，成為其第四大股東；同時持有阿里巴巴9.94%的股權，是阿里第二大外資股東。

此外，貝萊德還在美團、百度等互聯網平臺持有超過3%的股份。而旗下的iShares中國科技ETF在過去三年規模增長了210%，成為分享中國新經濟紅利的重要參與者。

縱觀貝萊德在中國的一系列投資，其策略更是堪稱資本市場的“精準手術刀”。從抄底出險資產、押注新經濟，到收割消費升級，貝萊德作為幕后最大資本，始終“磨刀霍霍”。

比如近年來的國內房地產行業調整期，貝萊德就已涉足其中。

2021年，貝萊德以7折價格購入恒大20億美元債，當市場陷入恐慌時，又通過債務重組協議獲得廣州、深圳核心地塊的優先處置權；2023年，在部分中資房企信用崩塌前，貝萊德又通過“債務重組套利”轉移了90%風險，使其在華不良資產投資收益率高達28%，遠超全球平均水平。

此外，貝萊德還曾先后重倉小米、寧德時代等企業，吃盡國內智能硬件與新能源的紅利。也參股了國內商湯科技、曠視科技等AI企業，同樣掌握著城市安防、交通監控等關鍵數據。就連蔚來汽車的換電站網絡背后同樣有貝萊德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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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無國界，但風險有邊界

站在全球背景下看，雖然貝萊德的投資哲學將“危機”重構為財富再分配的工具，但其套利模式本質是風險的社會化轉嫁。

從次貸危機開始收購壞賬，到接管李嘉誠港口資產，貝萊德的核心策略始終是：利用危機中的信息不對稱，以政府資金為杠桿收割戰略資產。

這種模式在烏克蘭重建計劃中更是達到新高度，貝萊德通過成立“烏克蘭發展基金”，以1100億美元債務置換為籌碼，接管了烏克蘭絕大部分的國有資產，完成了傳統殖民主義時代都難以想象的“資本征服”。

更令人擔憂的是，現行國際規則中，一直缺乏對“非國家行為體”金融權力的約束機制。貝萊德如今正積極投身的加密貨幣、太空資產等新興領域，更是處于監管真空地帶。

換句話說，由于缺乏相應法律和監管，貝萊德通過“阿拉丁”系統構建的數據壟斷，不僅不會受到任何反壟斷法管轄，反而還能憑借技術和規模優勢，重構有利于自身的全球規則。

當資本可以通過技術手段突破國界限制，當算法能夠替代法律成為資源分配的核心規則，人類社會需要思考的已不僅是金融監管的技術細節，而是在看似自由的市場交易背后隱藏的地緣政治博弈、金融權力壟斷等深層次問題。

對于全球投資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民眾而言，貝萊德的一舉一動，都值得持續關注與深入思考，因為它所帶來的影響，早已超越商業范疇，關乎全球經濟秩序與金融穩定的未來走向。

因為真正的全球化，不應是資本帝國的單向擴張，而應是不同文明在規則框架內的平等對話。

站在新的歷史節點回望，貝萊德的崛起也如同現代金融文明的一面鏡子：既折射出人類利用資本與技術創造財富的驚人能力，也照見了貪婪與權力結合可能導致的深淵。

這場沒有硝煙的權力博弈中，貝萊德的每一次落子，始終都在重新定義資本、技術與國家權力的邊界，而這背后往往伴隨著巨大的戰略風險與利益重構。

正如歷史學家弗格森在其著作《金錢崛起》中所言：

“金融的邏輯從來都是雙刃劍，它能建造巴比倫空中花園，也能挖掘出毀滅文明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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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貝萊德：全球最大資管巨頭，石偉，證券市場周刊，2022.5

[10]資管王貝萊德問鼎之路，熊華喬，新理財（政府理財），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