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國務院學位辦下發的新版學科專業目錄，在交叉學科中新設“區域國別學”。回眼望去，區域國別學的重要源頭是語言學的下位學科——外語學。為了使語言學在區域國別學中發揮應有作用，需要積極開展區域國別語言學研究。

學科自覺

當前的區域國別研究多困囿于既有理論框架的“譯介式移植”，而以本土語言現象為基點的元理論則有待形成。區域國別語言學研究應打破“語言學是工具學科”的認知，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確立語言學的基礎性與主體性地位，實現從“理論消費者”向“范式供給者”的躍遷。

在區域國別研究中，語言學應具有一席之地。比如，區域國別文化研究便是語言學一展身手的用武之地。語言作為文化的一部分，不僅是一種文化現象，還是文化的載體，更是文化生成的基質。現當代學科體系卻往往將語言與文化割裂為平行范疇。這種“笛卡爾式二分”將語言簡化為符號工具，遮蔽了其作為文化本體論存在的本質。語言文化共生論揭示，語言系統通過符號編碼實現文化經驗的凝結與傳承，其音義結構本身即為特定文明認知模式的具象化表達。基于此，應以“語言即文化”的本體論立場，重塑區域國別研究的知識框架，將語言視為解碼區域國別問題的核心“密鑰”。

突破固有認知，提升學科自覺，是區域國別語言學研究的重要前提。

理論基礎

既有的區域語言學（areal linguistics）指根據地理分布將語言劃分為語言區，并研究同一語言區的各種語言在語音、詞法、句法和語義等方面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以及各語言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擴散，從而建立方言的語言學分支學科（《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百科全書》）。本文所述區域國別語言學是跨社會學、文化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的跨學科語言學，可以寬泛地認為是區域語言學的擴展。具體而言，則可以從本體論、方法論、價值論等維度進行考察。

一是本體論的重構。要走出孤立看待與研究語言的誤區，而應將語言視為“地緣認知的拓撲界面”。從區域地緣視角來看，語言的形態演變不僅反映語音語法規律，更銘刻著空間轉換、環境變化、社會發展、文化交流等歷史進程。

二是方法論的跨學科兼容。其一，超越實證主義語言學，將田野調查的深描傳統與數字人文相結合，構建“微觀語言景觀大數據分析模型”。通過語言景觀的時空可視化，動態呈現區域社會變遷的文化軌跡。其二，超越西方中心比較框架，建立“雙向闡釋”對比語言學范式。既要避免將西方理論簡單套用于非西方語言現象，也要避免文化相對主義的封閉性。可以通過漢語與對象國語言的互鑒性比較，提煉人類語言的共通規律與區域特性。其三，超越西方語言類型學的“譜系分類法”，創建“區域特征參數矩陣”。以東亞為例，可以構建漢字文化圈語言聯盟分析模型，通過訓詁學、金石學與傳統音韻學的現代轉化，闡釋朝鮮諺文、日本萬葉假名同漢字之間的互文性生產機制，從而揭示“形意共生”的認知模式等。其四，超越學科壁壘，創建“語言文化生態系統”分析工具。可以借鑒復雜系統理論，將語言政策、語言教育、語言產業等要素納入統一分析框架，從而揭示語言生態與區域發展的協同演化機制。

三是價值論的文明交流互鑒立場。應超越結構主義語言觀的“價值中立”迷思，直面語言研究中的“知識權力”問題。可以通過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解構或證偽西方學術話語的“元敘事”（如“印歐語中心主義”），在國際語言景觀研究中建構“多聲部闡釋框架”，實現從“他者表征”到“主體言說”的范式轉換。

區域國別語言學研究需要聚焦區域國別語言生態的獨特性（如語言接觸、多語競爭、語言政策沖突等），以問題驅動打破學科壁壘，以技術融合實現數據賦能，以在地參與確保知識合法性，進而提供解碼區域國別問題的語言“密鑰”。

實踐路徑

一是構建三重維度的分析范式。區域國別語言學研究需要突破傳統語言學的微觀分析范式，建立“話語政治—文明互鑒—認知范式”的三維理論框架。其一，話語政治維度：借鑒批評話語分析理論，將語言視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微觀場域。國家語言政策制定、國際組織語言選擇、跨境語言生態演變等議題，實質是語言資源分配背后的權力關系映射。其二，文明互鑒維度：以語言接觸研究為切入點，構建文明交流的“語言動力學模型”。殖民語言的地方化變異、跨境語言的譜系重構、混合語（皮欽語及克里奧爾語）的形成機制等研究，可以揭示文化碰撞中“涵化—抵抗—再生”的復雜過程，也可以從語言學視角解構或證偽“文明沖突論”。其三，認知范式維度：基于語言相對論（Sapir-Whorf假說），建立“語言—思維—民族性”的關聯分析框架。該假說認為，語言結構會影響使用該語言的民族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基于此，雙語者的認知轉換機制、特定語言語法結構對民族思維方式的影響等研究，能夠為理解區域文化心理提供新的認知科學依據。

二是價值重構：知識生產與國家戰略的深度嚙合。區域國別語言學研究具有雙重戰略價值。其一，文化安全維度：通過跨境語言生態監測、語言資源數字化保護等研究，構筑國家文化安全的語言屏障。如中亞東干語研究不僅關乎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更是維護邊疆文化認同的戰略需要。其二，全球治理維度：發展語言外交理論，將語言能力建設納入國際傳播體系。

三是區域語言檔案學的體系化建構。建立“語言地緣數據庫”，整合方言志、碑刻文獻、口述史詩等多元語料，運用數字人文技術繪制“語言文明基因圖譜”。比如，東南亞華裔語言社群研究，可通過語言接觸層累分析，還原“下南洋”歷史中閩粵客方言與馬來語的互滲軌跡，為海洋文明研究提供語言學證據鏈。

四是對比語言學的主體性創新。突破西方對比語言學“二元對立”范式，構建“雙向闡釋”模型，在跨區域比較中揭示語言類型與地緣文明的耦合規律。比如，可以將游牧語系的“空間主導型”語法體系同農耕文明的“時間主導型”語法體系進行比較。

五是批評話語分析研究。此類研究旨在分析語言、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系，揭示語篇如何源于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認為話語不僅是現實的反映或表征，也是社會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張從語言、語篇或符號學的角度來理解和解釋社會現實。在此視角下，對象國外交話語、貿易話語、軍事國防話語等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六是對象國語言政策研究。語言政策是指一個國家或政府為規范、管理和發展其社會中使用的語言而制定的一系列規劃、規定和措施，目的通常是維護國家統一、促進社會和諧、保護文化多樣性以及提高國民教育水平等。此類研究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對象國的政治行政樣態。

綜上所述，在新興學科區域國別學下開展區域國別語言學研究，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這也是建構中國語言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東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