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交惡溯源

（節選）

作者｜齊春風

原載｜《史學月刊》

刊期｜1998年第5期

圖源｜網絡

（本文約5000字）

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得力助手，他襄助其師發動中國資產階級第一次改良運動——戊戌變法，從此二人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就是這一對共患難的師徒，在日后的合作中，分歧越來越大，后來竟分別站到了對立的陣營。探究二人的交惡根源，對了解清末民初跌蕩起伏的政治風潮有所幫助。

一、學術門戶的分立

1890年（光緒十六年），梁啟超初次拜會康有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下子被康有為的學識所懾服，下決心追隨康有為。

1895年后，梁啟超撰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救亡圖變文章，“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于南海”，在思想上與康有為亦步亦趨。維新運動失敗后，康梁相繼出逃日本。在日本期間，梁啟超如饑似渴地閱讀日文書刊，思想發生了大轉變，對康有為的學術觀點越來越不能接受。

首先，對于康有為一貫提倡的尊孔保教論，他由模糊的懷疑轉為明確的反對。康有為把孔子學說拔高到宗教的地位，梁啟超則認為孔子學說不是宗教。孔子學說講求倫理道德，治國安邦，是一種積極進取的學說，是入世，而不是出世。孔子本人也不是宗教家，對靈魂、鬼神采取一種懷疑乃至敬而遠之的態度。梁啟超進一步認為，把孔子學說無限上綱，會對現實生活產生深遠的危害，最主要的是束縛國民思想。他認為保教之說是拿近世的新學新理來緣附孔子，這是愛孔子，而不是愛真理。

其次，對于康有為一向堅持的托古改制，梁啟超也漸漸視為陳詞濫調。托古改制學說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期著力宣揚的理論，也是他呼吁君主立憲的理論基礎，梁啟超早年對這一學說曾津津樂道。到日本后，梁啟超拋棄了這種站不住腳的論斷，“啟超自三十歲以后，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第三，對于康有為自視甚高的《大同書》，梁啟超也不以為然。梁啟超認為所謂烏托邦式的“大同”，實際上是西方的世界主義，是一種理想，可施于未來，而中國的現狀岌岌可危，講大同于事無補，不如提倡講現實的國家主義。梁啟超晚年曾說：“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相淆’，若援思想，而必自謂出孔子；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獲，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啟超蓋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論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從康有為和梁啟超兩人的性格和治學精神來看，兩人學術思想的分家是必然的。首先，康有為為人固執，他的學術體系成形較早，以后不愿有所改易，“有為常言：‘吾學三十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有進’”。而梁啟超則不然，他善于學習，易于接受新思想，學問突飛猛進的梁啟超與墨守成規的康有為之間的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明顯。

其次，梁啟超長期跟隨康有為，對康有為為人為學的短處洞若觀火。梁啟超在批評其師的缺點時曾說：“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煞證據或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到日本后新學得科學主義，大有青出于藍之勢，對他老師的武斷越來越不能容忍了。

最后，梁啟超反對治學“好依傍”與“名實相混”，而康氏學說似乎二者均占。二人學術上的分歧越來越大，最終造成康梁學派的分家。

二、政治信仰的乖異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前后，秉承其師衣缽，在保持君主政體不變的大前提下，著力宣揚變革。到日本后，他接受了大量西方先進思想，促成了他學術思想的轉變，并帶動了他政見的改變。他創立新民說，大力提倡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是天下的公理，人生的要具。而康有為卻對自由二字深惡痛絕。梁啟超認為興民權是啟迪民智，祛除奴隸性的必要手段。康有為認為當日之急務在于開民智，但與此同時又不能提倡興民權，否則會天下大亂。

二人最大的政見不同還在于救國之路是革命還是改良上。康有為始終抱著他的公羊三世說不放，認為歷史必須沿著據亂、升平向太平世演進，相應的政體只能是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不可“躐（liè）等”（不按次序），不能躍進。

而梁啟超則思想日益激進。1899年，康有為去美洲后，梁啟超與孫中山的關系日益密切，傾向革命，醞釀兩派聯合。此事被康有為拆散后，梁啟超專心發動自立軍勤王起義。起義失敗后，受好友唐才常被殺的刺激，梁啟超又傾向革命。同時梁啟超閱讀了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大量著作，思想激蕩，盧梭的《民約論》對他影響尤大，認為是最適合醫療中國之病的良藥。他拋開了維新變法理論，轉而主張“破壞主義”、革命排滿等激進思想。在給康有為的信中，明確提出應該搞“民族革命”。

康有為又驚又怒，在公開的場合，他著文荒謬地把印度亡國的原因歸結到各省的自立上。在私下里，他給梁啟超寫了數以萬字的信函，一方面痛詆梁啟超，一方面繼續兜售他的革命恐怖論。梁啟超表面上屈從于康有為的壓力，實際上仍堅持自己的主張，“惟言革事，則至今未改也。……問諸本心，能大改乎？”（梁啟超：《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

在與康有為爭論不休之際，梁啟超去美洲游歷了一次。不想這次游歷起到了康有為不能起到的作用，從美洲回來后，梁啟超的思想言論竟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悄悄地收起了革命排滿的主張，反對起原來大力提倡的“破壞主義”，聲稱與共和永訣。

梁啟超立場的這一退縮，究其原因，他在本質上仍屬于資產階級改良派，對革命暴力還有一種排斥感。在改良主張走投無路的情勢下，他有一些激烈主張。一旦脫離了主戰場，頭腦冷靜下來，他的改良主張便占了上風。于是，他從革命主張的門檻又滑回溫和改良的陣營了。其立場的這一改變，使得他與老師又站在同一面旗幟下，而不至于過早地分手。

梁啟超立場的退卻，使師生度過了到海外后最大一場政見不同引發的危機。而梁啟超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漸行漸遠，革命黨和保皇黨深溝巨壑，嚴重對立。1904至1905年，梁啟超作為改良派的喉舌，與康有為一起，與革命派展開論戰。師徒二人師唱徒和，是他們到海外后“配合”得最默契的時光。但時勢不饒人，不論他們二人如何巧言善辯，保皇派在論戰中明顯處于下風，最后不得不主動偃旗息鼓。

梁啟超與康有為的政見“統一”，只是改良主張的統一，他們對改良的途徑有著不同的選擇。康有為認為改良必須在保持君主政體的前提下進行，最終成為不可救藥的復辟論者。梁啟超對清廷則沒有那么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的既成事實面前，他很快表示了贊成共和的意思。至此，師生政見上的殊途也成定局。

三、國事參與的沖突

1906年，清政府宣布要“預備立憲”，這一騙局鼓舞了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梁啟超組織政聞社，擬回國參政，而清政府查封了政聞社在國內的組織。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載灃攝政，把袁世凱開缺回籍。1909年（宣統元年）春，梁啟超擬將戊戌政變的罪責歸于袁世凱一人，以開脫慈禧太后，此舉意在與清廷和解。

康有為在辛亥革命勝利后進退失據，他先主張“不廢舊朝”，繼而哀嘆清王朝氣數已盡，后來又提出了“虛君共和”說，他像發現新大陸似的撿出了孔子后裔，說素王就是素帝，是最好的虛君。康有為顛三倒四的做法，令梁啟超十分難堪，他致書康有為，說康師舉措乖張，不能令人心悅誠服，愿師還講學之舊，相與弦誦。但康有為并沒有按他學生的指引行事。袁世凱東山再起后，積極地拉攏康有為和梁啟超，康有為以“十不忍”回絕了他。

在改良派中，康有為已失去了昔日一言九鼎的地位。許多人對康有為的保皇說教早已不耐煩，力勸梁啟超擺脫康有為的束縛：“南佛（指康有為）之政見，偏僻迂謬，不切時勢，萬無附從之理。……政見本隨時勢而變遷，不足為病也。如佛決不以為然，出其專制之力來相阻格，則各樹一幟，各行其是，萬不可再屈以求合。”（《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他們選擇了聯合袁世凱的道路。

在梁袁接近時，康有為仍堅持以往的保皇論，共同為拯救垂死的清王朝努力。梁啟超則表示不再倡言“虛君共和”，并希望康有為改變態度，擁護共和，“藉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否則師生要“趨舍異路，愴恨何言？”康有為不為所動，決定了師生分立門戶的形勢。

1913年，梁啟超任司法總長，康有為極力反對，而梁啟超仍我行我素。但袁世凱要恢復帝制，梁啟超堅決反對。他苦勸袁世凱不要成為千夫所指的罪人：“誠愿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愿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并拒絕20萬元的收買，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公開抨擊袁氏。隨后南下廣西，與蔡鍔發動護國戰爭。康有為也積極投身于倒袁斗爭中，“康有為、梁啟超、潘若海等在滬集議，咸以為倒袁必須舉兵，不舉兵，即無以倒袁”，師生二人又走到了一起。

此次師生相投是如此短暫，不久他們便直接對抗了。梁啟超南下廣西前，康有為仍然“大聲疾呼以主張其平昔之復辟論也，且謂吾輩若不相從，后此恐成敵國”。梁啟超認為其師的言論會對他的政治活動造成不利影響，當康有為公開主張復辟時，梁啟超嚴詞駁斥了他的老師：“吾既驚其顏之厚，而轉不測其居心之何等也。”師生至此公開、正面地決裂了。

護國戰爭鏖戰方酣，康有為等人的復辟活動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1917年，張勛復辟，康有為當上了偽弼德院副院長。梁啟超則來到了段祺瑞的幕府，充當反復辟軍的軍師，師生走到了對立面。7月1日，梁啟超發出《反對復辟電》，“此次首造謀逆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把矛頭直指張勛和康有為。

復辟失敗后，康有為對梁啟超恨之入骨，寫詩咒罵其為食父母的惡獸，師徒關系斷絕。

四、組織事務的齟齬

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康有為與梁啟超在紛繁的日常工作中，難免產生一些摩擦。流亡海外后，康有為創立了保皇會。后來康有為赴加拿大活動，留在日本的梁啟超與孫中山交從甚密，擬與革命黨人聯合，他特擬《上南海先生書》，第一次勸老師隱退，“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康有為聞訊大怒，令梁啟超前往檀香山辦理保皇事務。梁啟超為顧全師生情誼，遵命前往，但康梁的關系從此一直不睦。

1900年，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后，梁啟超前往香港向康有為匯報，康有為把起義失敗之責全推到他身上，竟對他“擊之以椅”，直打得梁啟超跪在地上連連告饒才罷休。康有為專制家長式的粗暴作風對二人的關系起了惡劣的作用。湯覺頓、楊度等人勸梁啟超另立門戶，而梁啟超不愿因具體事務與康有為決裂，師生二人處于貌合神離的境況。

1903年前后，康有為與梁啟超因保皇會內部事務又掀起了軒然大波，梁啟超不得不就經費和人事問題詳加解釋，表示“悔改”，這段公案才得以了結。

1904年，康有為情急之下欲借助暗殺手段達到目的，梁啟超對此原則上是贊成的，但對康有為用金錢收買殺手的做法卻很不以為然，認為既浪費大量金錢，又因所用之人不可靠，收效甚微。

此后的幾年，康梁之間表面上是平和的。1905年梁啟超籌組政聞社時，向康有為多有請教，康有為則“虛名遙領”。師生間有了一段難得的好時光，在1910年內，康有為給梁啟超的信最多。

辛亥革命打破了師生間的這份寧靜，梁啟超希望在新的政治形勢下有所作為。1912年四五月份之間，他第二次請康有為退隱，遭到麥孟華的激烈反對，此事遂寢。梁啟超此舉有避各方對保皇黨攻擊的用意，客觀上卻造成更大的裂痕，師徒至此已分道而行。

綜觀康梁的交惡，可以看出，是一個多層次的過程。他們在具體事務上的齟齬與整個交往相始終，但不足以使他們各奔東西。學術思想的分野，在到日本不久便涇渭分明，但他們還維持著表面的團結。而政見最終的迥異，及其相關聯的國事參與的不同抉擇，才是他們異趨的根本原因。

但是，二人的決裂是政治上的決裂，梁啟超對康有為的師生情卻從未泯滅，始終以師禮事之。

五、師生情誼的維系

在日本初期的爭論并未減低梁啟超對康有為的崇敬之情。1901年，他以深情的筆調作了《南海康先生傳》，稱頌康有為是先時人物。1911年，康有為來到日本，住在梁啟超的寓所。正值他五十五歲生日，“梁啟超等十余人連日為壽”。

1913年，康有為的母親去世，梁啟超特致函吊唁。1915年，長期追隨康有為的麥孟華去世，梁啟超聞訊后致書康有為，勸他節哀攝己。1917年因復辟事，師生問詢暫告中斷。1923年，康有為漫游至天津，梁啟超聞訊后三次致信康有為，師生兩度會晤，打破了互不往來的僵局。

1927年3月8日是康有為的七十壽辰，梁啟超專程從天津奔赴上海，親撰《南海先生七十壽言》，情文并茂，傳頌一時。又集漢賢成語撰寫一聯，此聯在眾多壽聯中被認為是最上乘之作。

康有為過完七十壽辰后不足一月，病逝于青島。梁啟超聞訊后立即電匯數百元為其師成殮。4月17日，康門弟子在北京先哲祠為康有為設靈公祭，梁啟超宣讀了《公祭康南海先生文》。這篇悼文，情深意切，哀婉動人。循人之常情，梁啟超在祭文中也有為逝者諱的筆調，置其他細末于不顧，唯獨婉轉地提到了丁巳復辟：“復辟之役，世多以此為師詬病，雖我小子，亦不敢曲從而漫應。”而這恰好點明了師生間最大分歧之所在。

加主編微信TZBB668，備注進群，可進大觀粉絲群（本群為邀請制，謝絕空降）

注：除本平臺聲明的原創外，其它內容源于網絡或它方投稿，旨在供讀者多種文化視角的探討與解讀，并不代表“新大觀”的觀點和立場，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后臺留言，將第一時間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