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新看了一遍電影《建國大業》，發現這部十幾年前的電影有些細節很值得考究。

那會兒大概是因為年歲小，所以很多劇情其實都只是看了看熱鬧，大家相互比較，認出了幾個明星臉，從來也沒有想過，每一個出場過的歷史人物的含義。

比如李濟深。

李濟深這個角色在《建國大業》這種群像電影中，出場次數并不多，但每一次都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基本上這個角色每出場一次，就交代一個歷史背景，不僅僅是劇情展現的當下，還有脫離劇情之外幾十年的歷史。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濟深是個分量相當重的角色，他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創始人，1949年新政協召開，他是作為民革代表出席的，并且也是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一

《建國大業》劇情進展至遼沈戰役勝利后，大約是1948年末至1949年初。

當時困居香港的李濟深家里迎來了不速之客，根據字幕顯示，來人是南京國民政府的說客盧廣生。根據電影資料顯示，盧廣生不光是南京國民政府的水客，還有南京國防部保密局特務的身份（保密局的前身是軍統）。

兩人的對話很有意思。

李濟深看著桌上的那張報紙說：“你來看我，帶了張十八年前的舊報紙，用心良苦啊。”

盧廣生說：

“您跟總統之間的恩怨，那是本黨自己的事。您跟共產黨之間，您別忘了，當年在廣州殺了他們多少人？”

李濟深問道：“你想說什么？”

盧廣生說：“跟我回南京，行政院、立法院隨您挑，只要不投共就行。”

李濟深說：“封官許愿，你說，我會去嗎？”

盧廣生繼續勸：“任公，臨來的時候副總統已經交代了，希望通過您與共黨進行溝通，至于條件嘛，無不可談，就是劃江而治，也不是不行。”

李濟深氣憤地說：“劃江而治，這是分裂中國。你告訴李宗仁，這個千古罵名，他背不起！”

李濟深與盧廣生對話并不長，但卻透露出很多信息。

1948年年中以后，當時的政界對走“第三條道路”的呼聲特別高，宋子文還親自到香港去，想和李濟深合作，疏通張發奎、余漢謀、薛岳、龍云及原十九路軍舊部和桂系地方勢力，在廣東另組政府，重舉孫中山旗幟，推翻蔣介石，由廣東政府直接與中共談判。

不光如此，當時美國人也派了一個他們在南京國民政府的代表到香港，鼓動他成立一個由美國人支持的新政府，甚至還派記者上門（電影《建國大業》中對此也有體現，成龍飾演記者）。

李濟深當時所面臨的選擇顯然非常多。

不過，也可能是因為電影時長以及布局安排問題，李濟深與盧廣生這段談話在時間上相較于現實可能滯后了一點。

從1948年秋開始，李濟深在香港的活動就已經略見成效，他那時已經下定了決心北上去解放區參加新政協會議和聯合政府。但因為國民黨當局以及港英政府阻撓，出行很受阻礙

周恩來為此特意指示潘漢年要小心應對，利用過圣誕節（12月25日）的假日，安排李濟深等民主人士登上一艘蘇聯貨船。

按照時間推算，李濟深抵達大連應該是十多天以后，即1949年初。

二

影片中，李濟深與盧廣生對話，特意提到了一張十八年前的舊報紙。

按照1949年往前推算應該是1931年，但這個時間節點很明顯不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李濟深被蔣介石釋放，之前因為1929年蔣桂大戰，李濟深站隊李宗仁、白崇禧被蔣軟禁，剝奪軍政大權的同時并被宣布“永遠開除黨籍”。

李濟深獲釋后，同年11月的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并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辦公廳主任和訓練總監。

只是當時李濟深并未受蔣收買，而是掉頭返回了廣州，繼續從事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政治活動。

要按照正常勸降的那套邏輯，盧廣生帶去給李濟深看的那張報紙上的內容很明顯不是。

電影中，盧廣生隨后跟了一句：

“您跟總統之間的恩怨，那是本黨自己的事。您跟共產黨之間，您別忘了，當年在廣州殺了他們多少人？”

盧廣生提及廣州一事，應該是1927年。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與革命群眾，李濟深同月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反共會議，并在會后返回廣州，發動“四一五政變”。

根據資料記載，李濟深在派兵包圍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辦事處和省港罷工委員會后，被其屠殺的共產黨人以及革命群眾就達到了2000多人，包括鄧培、蕭楚女、熊雄等一批黨創建初期有影響力的領導人。

南昌起義后，李濟深還派兵積極進攻進入潮汕的起義部隊。

也因為李濟深進攻南昌起義部隊，導致廣州空虛，為南下的張發奎提供了奪取廣東政權的機會，當然客觀上也為我黨發動廣州起義奠定了基礎。

也不難看出，在1927年這個時間節點上，李濟深是追隨蔣介石的。

李濟深手上有這筆“血債”，所以電影里他對北上一事顧慮重重。

1949年6月（影片時間），新政協召開前夕，毛主席找到李濟深（民革主席）、張瀾（民盟主席），并對他們說：

“準備提名二位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張瀾沒有出聲，李濟深卻顧慮重重，末了說了一句：

“我殺過你們共產黨。”

電影中，唐國強飾演的毛主席沉吟了一下，咳嗽了一聲，隨后才緩緩地說臺詞，據唐國強自己說：

“這是一個政治家的胸懷，但對方的話并不是沒有觸動他——他畢竟曾經是你的敵人。那么這一種瞬間的停頓是非常正常的，而不是那種“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這樣倒反讓人覺得有點假。這個停頓也有點傷心，這就是心理活動。”

很明顯，這里李濟深與盧廣生談話里的“十八年前的舊報紙”就有了沖突。

《浙江省戲劇家協會》刊文《粵劇《抉擇》 | 用信仰之光照亮舞臺》，這里面提到的粵劇《抉擇》講得也是李濟深1948年這段時間的內心考量，劇中敵特用于勸說李濟深的“報紙”就直接改稱為1927年，與此同時的還有毛人鳳的信。

“（軍統特務頭子黃翠維送的）舊報紙上登的是當年李濟深判斷錯誤，奉命清黨，殺害共產黨的報道。毛人鳳的信則是陰謀挑撥李濟深和共產黨的關系，阻止他北上的步伐。”

三

李濟深糾結要不要北上，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電影《建國大業》李濟深和蔡廷鍇兩人一起登場就是在1948年5月1日新華社公布“五一”勞動節口號后，兩人正在下棋，當時兩人同樣在糾結要不要站隊。

后來兩人第二次再出場，就是“五一”勞動節口號播發以后，民盟與民革都響應，但張瀾當時困居上海，無法脫身，而李濟深則是有另外一重考量。

蔡廷鍇：

“任公（李濟深字任潮），毛澤東寫了親筆信給您，您還顧慮什么？”

李濟深：

“當初在福建，相約一道反蔣，可是他們變了卦。”

蔡廷鍇：

“福建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數年了，再說那是博古，不是毛澤東。”

李濟深：“我不是記仇，實在是跌跟頭跌怕了，老蔣拿我們玩兒了幾十年，中共這些年雖然信譽很好，可萬一呢？旗號剛立起來，我既然坐在了民革主席這個位子上，就不得不為民革的前途和命運盡心盡力。”

蔡廷鍇：“我們先單獨發表一份申明，以反蔣的名義，重申我們反對一黨獨裁的宗旨，就算是對中共一個回應。”

李濟深口中“當初在福建相約一道反蔣”，指的應該是1933年的福建事變。

蔡廷鍇過去曾參加過南昌起義，但他其實是被裹挾參加，后來就脫離了起義隊伍，但他與中國共產黨人沒有徹底撕破臉，這里等于說預先埋伏了釘子（過去聊過蔡廷鍇，視頻也有，可移步去觀看），所部編為十九路軍。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副總指揮兼軍長。

1929年蔣桂戰爭期間，李濟深負責調停雙方，但因說了太多桂系的豪華（李本人既是桂系，又是粵系）引起蔣介石不快，后被蔣騙到了南京，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頭發難，謀反黨國”為罪名軟禁于南京湯山。

至1931年才獲釋（之前說過）。

李濟深后來與蔣決裂，終身致力于反蔣，并于1932年聯合方鼎英、陳銘樞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蔣光鼐、蔡廷鍇也都參與其中。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場召開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事變。

李濟深、陳銘樞通過蔡廷鍇的關系，與閩西紅軍取得聯系，相約共同反蔣抗日，雙方當時甚至簽署了《反蔣反日同盟協定》。

應該指出的是，李濟深發動福建事變，對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是很有利的，既分化了敵軍勢力，又能團結壯大己身。

可當時掌握話語權的是“左”傾路線執行者，博古秉持王明的意見，認為李濟深是“軍閥”，“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機”，導致雙方合作失敗。

不久之后，國民黨軍大舉壓進，僅3個月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敗，一年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踏上長征路。

毛主席后來談及此時，認為紅軍是“喪失良機”。

李濟深對此事耿耿于懷，也不是不能理解，如果依照這個邏輯，到1948年國民黨當局派說客，出示1933年年份的報紙其實比出示1927年年份報紙也許更有說服力。

這兩年發生的事都是擊中李濟深內心軟肋。

結語

總而言之李濟深是個相當復雜的人物。

大革命時期他追隨孫中山先生，后來孫中山先生去世后，他又聽信蔣介石，使得在蔣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便追隨在廣州“清黨”，盡管他有心反對屠殺，但也架不住下面的人動手，這件事令他內疚了一輩子。

“每想起這件事，我深感內疚，對不起人民。我當時有清黨之心，而無殺人之意啊！”

1929年蔣桂戰爭期間，李濟深本來是負責調停雙方矛盾，結果反被蔣誤為是站隊桂系，結果被蔣軟禁，自此李濟深與蔣介石產生矛盾，從此以后雙方水火不容。

福建事變后，李濟深手中唯一的軍事力量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被蔣打垮收編。

李濟深盡管失勢，但在國民黨派系眾多的內部始終獨樹一幟，后來更是成為國民黨內民主派的中堅力量，在歷史潮流的關鍵時刻，他終于做出了最正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