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黃道婆登上返鄉的海船，她也許未曾料到，此行將會給烏泥涇鎮帶來一場巨變。

相傳，早年身為童養媳的黃道婆因不堪夫家欺凌，乘船逃往崖州（今海南三亞），一住就是三十年。崖州土著素來有種棉織布的傳統，黃道婆很快就被當地先進的棉紡織技術折服，虛心求教，逐漸習得一套領先中原的棉紡織技術。

到了元代元貞年間（1295—1297），黃道婆乘船返回故鄉——松江府烏泥涇鎮后，無以為靠，只得“躬紡木棉花，織崖州被自給”。

當時，烏泥涇鎮一帶因“地土磽瘠，民食不給”，百姓便因地制宜改種棉花，但苦于技術無有突破，棉布產量難以增加。見此情景，黃道婆將從崖州學到的棉紡織技術加以改進，向眾人傾囊相授。一時間，“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家既就殷”——在黃道婆的技術加持下，當地人逐漸逆襲，實現了家給人足。

高峰時，一鎮就有千余戶從事棉紡織業，烏泥涇鎮的經濟結構因此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受此帶動，松江府的棉作超越了稻作，逐漸成為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重鎮，并隨之有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美譽。

▲江南古鎮。圖源：攝圖網授權

在普遍重農抑商的傳統帝制時代，以烏泥涇鎮為代表的江南市鎮，卻漸漸脫離傳統的糧食生產，走出了一條別樣的經濟發展道路，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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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江南市鎮的起點，繞不開宋代的軍鎮轉型與草市興起。

通常認為，軍鎮的建制始于北魏。北魏朝廷為應對北境軍事壓力，“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隨著軍隊的長期屯駐，販夫走卒發現了其中的商機，加之軍鎮往往設置于水陸交通的要沖之地，商貿活動愈發繁盛。以邊防為重心的軍鎮，由此帶上了濃厚的商業色彩。中唐安史之亂后，內地亦開始增設軍鎮，分戍地方。此后，各地軍鎮與商業之間的互動持續進行，軍鎮的軍事功能慢慢弱化。

北宋建立后，出于對軍事政變和武人政治的擔憂，趙氏在中央“杯酒釋兵權”，在地方則“諸鎮省罷略盡”，將藩鎮權悉數收歸朝廷，以此達到強干弱枝的目的。各軍鎮失去軍事意義后，商業活動卻未一同消亡。對于這些小型商埠，朝廷直接入場接管，“諸鎮置于管下人煙繁盛處，設監官，管火禁或兼酒稅之事”。

與依附于軍隊發展起來的商鎮相比，草市則更依賴于城市和鄉村。

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草市已經出現。最初的草市，是指在官方設立州縣坊市之外的一種非正規交易場所，大多數時候指的是服務于小農、調劑余缺的小型鄉村集市。唐代對商業活動有著“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的明文限制，草市就在這種不被官府認可的情況下緩慢發展。轉機與變革，同樣出現在了宋代。

北宋建立后，經濟重煥生機。史載，“景德、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廬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經濟恢復帶來的人口快速增長，使得城市愈發擁擠，剩余人口不得不散出城外居住，城廂制度應運而生。然而，城內原有的坊市，并不能滿足城廂居民的消費需求。于是，一批“附城草市”隨之興起，為城墻以外的城廂居民提供各種消費品。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汴梁（今河南開封）郊外的草市已極具規模，達到了“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的地步。宋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回憶，當時汴梁城郊已經出現了都市農業，“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并無閑地”。

▲北宋《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草市的興起不可逆，北宋坦然接受了這一現實。宋真宗時期，朝廷開始對各地草市征收商稅。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間（1023—1032），全國又掀起“草市升鎮”的浪潮。至此，起初不被認可的草市終于完成了身份躍遷，走到歷史的前臺。

無論是軍鎮，亦或是草市，隨著鎮官與稅務官的到任，這些新興市鎮正式被納入北宋的行政體系中。歷史學者普遍認為，宋代是中國市鎮發展史上的轉捩點，正是從這時起，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從超大型城市的形成轉向中小城鎮的起步。

相較于中原市鎮，江南市鎮的興起，則多了一些“意外”的因素。

靖康之變后，包括北宋皇族在內，大批中原人士南下避禍，這場人口大遷移后來被稱為“建炎南渡”。對于中原而言，這是一場災難；可對于江南，卻是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

隨著南宋政權的建立，行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烏鴉變鳳凰，地位直逼北宋舊都汴梁。經過百余年的發展，臨安人口暴增，汴梁舊景再現——城市剩余人口大量外溢，大批附郭市鎮興起。南宋筆記《都城紀勝》記錄了臨安城外的這一盛況：

“今中興行都已百余年，其戶口蕃息僅（近）百萬余家者。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

▲浙江杭州塘棲古鎮。圖源：攝圖網授權

在建炎南渡中，中原人口大量南遷，江南迎來了自吳越、南唐之后的又一次大發展。移民來到江南后，在南宋朝廷的招撫下，分田務農或編入軍隊。但仍有不少人為謀生計而投身于商賈之列，江南草市、商鎮逐漸興起，以至于在常州轄下的晉陵、武進兩縣出現了“諸關城外皆有小市”的繁榮景象。

對于江南市鎮的興起，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權因能從中獲得巨額商稅，故亦樂見其成。而在此之前，朝廷需要在這些新興市鎮中設立鎮官與稅務官，為其正名。得到朝廷認可后，江南市鎮快速發展。比如，南宋中期，海鹽縣澉浦因“專通番舶”成為坐擁五千戶的江南大鎮，時人稱其“人物繁阜，不啻漢一大縣”。

但此時，江南市鎮的功能仍舊十分傳統，主要是為周邊城鄉居民提供日常消費物資，“布粟蔬薪之外，更無長物”。兩宋的舞臺，顯然已經有些局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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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紀中后期，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權在蒙古鐵騎的沖擊下走向崩潰，終為元朝取代。不同于以往的中原政權，元朝多數時間里重農不抑商，對江南實行的是幾近于自由放縱的經濟統治政策。一個農商并重的大一統政權，對于江南市鎮的發展，無疑是利好的。

元朝對科舉不甚重視，一度停考長達數十年。許多讀書人無奈接受這一現實，開始轉投于商業活動。久而久之，棄文從商蔚然成風，江南社會“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即便是一些官宦之家，也不乏棄官從商之人。

無錫人徐元度，“起家儒林”，是科舉制的擁躉。在元廷任職期間，是公認的好官。然而，官場生涯并未給他帶來物質層面的富足，反倒是“身顯而家益貧”。徐元度的政治地位與經濟收入嚴重不對等的狀況，給兒子徐仲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長大后，徐仲剛完全沒有入仕的熱情，轉而經營家業，“田疇之荒者治之，室屋之敝者葺之”，最終帶領家族實現了生活的富足。

一些原本在仕途上有著大好前程之人，也紛紛“下海”。如金陵人李汝成，果斷放棄仕進，“賈六合市上”；左丞相阿里海牙之孫貫云石，原本享受著翰林學士的高位，亦毅然放棄官爵，在江南的錢塘隱姓埋名，“賣藥市肆”，當起了藥材商人。

元朝從商的風氣盛行后，“名士逸民，都無心于仕進，終元之世，江南登進士者，止十九人而已”。對于這一歷史反常現象，晚明嘉興人李日華解釋道：“元季，士君子不樂仕，而法網寬，田賦三十稅一，故野處者，得以貲雄，而樂其志如此。”重商而輕仕，實屬帝制時代的一朵奇葩。這不僅影響到個人前程，也改變著江南市鎮的走向。

浙江濮院鎮原是江南一個普通的草市。南宋時期，濮鳳攜家帶口移居此地，因其后人、吏部侍郎濮光斗為宋理宗所器重，濮氏家宅獲賜名為濮院。此后，該草市在濮氏家族桑蠶絲織業的帶動下走向繁盛，進而得名濮院鎮。南宋滅亡后，元廷鼓勵農商發展，濮氏家族遂在經營桑蠶絲織業的基礎上，兼營絲綢集散貿易，又于大德十一年（1307）春，斥資萬金設立了具有貿易中介性質的四大牙行，逐漸將濮院鎮經營成為江南地區的絲綢重鎮。

▲浙江桐鄉濮院香海禪寺。圖源：攝圖網授權

海鹽縣澉浦鎮是江南海運重鎮，早在兩宋時期，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起點。元革宋鼎之后，元廷不但承襲了宋代市舶司制度，還將這一重要管理機構設置于澉浦鎮。同時，元世祖忽必烈將慶元（今浙江寧波）與上海等另外兩處市舶司一并交由熟悉海事的楊發家族打理。經過楊氏三代人的經營，澉浦一躍而成為與泉州、太倉齊名的海外貿易中心。

農商并重，同樣促成江南棉業市鎮的興起。

起初，江南并非棉花的主場。作為外來經濟物種，直到宋末元初，棉花才進入長江、黃河流域。當時，江南部分地區因土質問題，百姓不得已之下“因謀樹藝，以資生業”，將棉花種植當成副業發展，用以填補糧產的不足。但，直到元朝涉棉政策與技術發生變化前，江南的棉花產業一直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

忽必烈“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先后設立勸農司和司農司，督導各地農業生產，鼓勵棉花種植。至元二十六年（1289）夏，元朝政府“置浙江、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采用行政手段推進江南地區的棉業生產。到了元貞二年（1296），元成宗又對江南稅制進行改革，“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將棉布列為常賦之物。

同樣在元貞年間（1295—1297），江南落后的棉紡織業因黃道婆“教以造捍彈紡織之具”，迎來了一輪技術革新。于是，在政策推動與技術革新所形成的奇妙合力之下，江南地區熱烈擁抱這一新興產業，并培育出以烏泥涇鎮為代表的一批棉業市鎮。

可以說，棉業市鎮的出現，是元代江南市鎮走向專業化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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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元代放縱江南自由發展不同，明初之于江南市鎮，不亞于一場噩夢。

明初，朱元璋對江南實行抑豪刬富的國策，強令江南富民遷徙他處，一代傳奇巨富沈萬三及其家族也在這場移民運動中走向衰落。這一高壓政策，幾乎等同于釜底抽薪，使以富家巨室為基礎的江南市鎮陷入近百年的凋敝狀態，甚至一度激起了民間追憶前朝盛況的“元季情結”。

盡管備受打擊，但假以時日，江南市鎮仍展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到明代中期，人口激增，江南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嚴峻，剩余人口不得不轉入尚未充分發展的商品貿易領域。自此以后，延至清代，江南市鎮經濟趨于專業化的特點愈發明顯。

▲蘇州山塘街。圖源：攝圖網授權

作為江南地區最為重要的兩種貨品，棉布和絲綢始終是難以繞開的話題。

繼元朝于江南大力推廣棉花后，明朝亦不遑多讓。明初，朱元璋曾下令，“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仍對植棉念念不忘，再度下詔“（民間）如有隙地，種植桑棗，益以木棉，并授以種法，而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明末時期，江南的棉花種植已遠超水稻，太倉地區“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棄稻襲花”。

位于太倉的鶴王市，既是明代的優質棉花產地，也是重要的棉花集散市鎮。鶴王市一帶的棉花因“比之他鄉，柔韌而加白”，聲名遠揚。每當棉商打出“太倉鶴王市棉花”的旗號，來自遠方的閩廣商人紛紛爭相收購。靠著棉花產業，鶴王市每年秋季的交易額高達“數十萬金”。

吳江縣盛澤鎮，是明清時期江南的一個絲織重鎮。明初，盛澤不過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莊，因人口稀少，甚至于“屠日不能畢一豚”。但到了嘉靖年間，重織輕耕、以綾綢為業的盛澤逐漸聚攏大量人口，升格成為市鎮。關于盛澤鎮的繁榮，明末文學家馮夢龍在《醒世恒言》中有過這樣一段描述：

“說這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里有個鄉鎮，地名盛澤。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樸，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線牙行，約有千百余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蠶所在甚多，惟此鎮處最盛。”

清代，盛澤鎮的絲綢貿易依舊繁榮。當地貿易往往以“每日中為市”，高峰期的交易額甚至達到“日逾萬金”的程度。

棉絲經濟的興盛，逐漸擠占了江南糧食作物的生產空間，部分地區形成“棉七稻三”的農業格局。南宋時期“蘇湖熟，天下足”的景象，竟在明清時期成為了過眼云煙，江南地區不僅供應不了天下糧食，還嚴重依賴外糧輸入。于是乎，一些主打糧食轉運貿易的市鎮也開始勃興。

▲蘇州楓橋古鎮漁隱橋。圖源：攝圖網授權

楓橋鎮，位于蘇州城郊，毗鄰京杭大運河。明清時期，因其交通區位優勢明顯，逐漸發展為江南地區最大的米糧轉運中心，“各省商米豆麥，屯聚于此”。清代乾、嘉時期，楓橋鎮糧食貿易達到高峰，鎮中米行多達200余家。

除楓橋鎮外，吳江縣平望鎮也是江南一大米糧集散中心。早在明朝初年，平望鎮便已經是“居民千百家”的人口大鎮。而且，當地“里中多以販米為業”，糧米加工也極為發達。每當湖廣等地的運糧船抵達，平望鎮便呈現出一幅“千艘萬舸，遠近畢集”的畫面，熱鬧之程度，可與楓橋鎮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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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江南市鎮興起以來，每一次王朝更迭所帶來的戰亂，幾乎都會變成一把扼殺的劍，輕則元氣大傷，重則湮沒消亡。

元明鼎革時期，嘉興縣濮院鎮受到戰火波及，備受打擊。至正十七年（1357），元將楊完者領兵進駐該鎮。一些地痞無賴聞訊，紛紛成為帶路黨。在這些人的指引下，楊完者“抄括院境，擄男女老幼皆殺之”，在濮院鎮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慘案。作為江南的絲織業重鎮，當地產業在這場災難中受損嚴重，紡織工人“杳然散去者歲余”。事后，經過濮氏一族的努力，濮院鎮方才“稍稍漸振”。

然而，好景不長。至正二十六年（1366），張士誠與朱元璋所部大戰于嘉興一帶。濮氏家族見狀，特意借糧給張士誠的女婿潘紹元，希望以此換取濮院鎮的和平。怎料，張士誠大軍后來為朱元璋所敗，濮氏家族也因借糧行為得罪于朱元璋，遭到嚴厲清算。濮氏一族“三十七昆弟”被朱元璋強令拆分，遷徙他處。到了永樂七年（1409），明成祖朱棣發起了對靖難之役的清算，一些已經回歸濮院鎮的濮氏族人因與“建文遺臣”楊任有姻親關系，不得不隱姓埋名，再度遠遁他鄉避禍。直到弘治、正德年間，濮氏家族及濮院鎮才重新走向復興。

在元末的戰亂中，其他一些江南市鎮也未能幸免于難。如烏青鎮（今浙江桐鄉市烏鎮）“民廬寺觀書館舉為煨燼矣，其僅存者唯兩浮屠之遺跡焉”，全鎮幾近毀滅；璜涇鎮因戰亂波及，“民始蕩析離居，而昔時繁華之地鞠為草莽之區矣”，破敗不堪。戰爭對于江南市鎮之害，由此可見一斑。

▲江南水鄉：烏鎮。圖源：攝圖網授權

除去戰亂，江南市鎮亦面臨著其他紛繁復雜的危機與挑戰。

上海縣烏泥涇鎮，曾是元朝帶動松江府“衣被天下”的棉業重鎮，一度“人民熾盛于他鎮”。可到了明朝中期，卻開始走下坡路。嘉靖年間，倭寇肆虐沿海地區，烏泥涇鎮因無城防，為倭寇所破，焚掠而無遺，元氣大傷。加之該鎮河道逐漸淤塞，閘廢渡荒。至清代中期，這個曾名揚天下的棉業市鎮淪為了普通的鄉村。

太倉劉河鎮，自康熙年間開放海禁后，憑借著便利的水運，一躍成為江南最大的餅豆油雜糧市場。然而，此后的劉河鎮，海口日漸淤塞，商流逐漸不通。最終，朝廷于嘉慶十三年（1808）頒發告示，允許商船靠泊上海。一紙命令，讓劉河鎮的繁華戛然而止。

進入晚清之后，特別是咸豐年間，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戰火隨著太平軍的北上燃及江南地區，并重塑了江南市鎮的經濟格局。

自明清以來，浙江始終處于缺糧狀態，每年不得不從兩湖、安徽、四川等地運糧以填補缺口。大量糧食的調入，需要轉運和分銷的中間市場，而這個歷史機遇，落到了海寧長安鎮身上。在承擔起浙北糧食轉運與分銷重任的同時，長安鎮迎來了繁榮局面。可是，隨著太平軍與清軍的戰線推移，長安糧市在戰爭中嚴重受損。戰爭結束后，浙北糧食貿易重鎮的頭銜不得不轉移至硤石鎮，長安鎮自此從神壇上跌落。

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受傷”的江南市鎮不勝枚舉。嘉定羅店鎮“敗壁頹垣鞠為茂草，昔之衣綺羅食珍羞者，今則什無一二焉”。蘇州的巴城鎮原是“五邑通衢”商業重鎮，但在戰爭中，“市廛盡毀，商業大衰”，直到宣統年間才稍有恢復……

有清一代，以“胡絲”為代表的江浙生絲不僅暢銷國內，亦為洋人所青睞。鴉片戰爭后，因關稅降低，且臨近新的通商口岸（上海與寧波），江南生絲出口逐年呈現增長態勢。有著生絲貿易傳統的南潯鎮，很快就吃到了時代的紅利。

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后，清王朝為恢復經濟，在江南地區大力推廣桑蠶，不少農戶逐漸將稻田改種桑樹，以致到了同光年間，江南呈現出“栽桑遍野，比戶育蠶”的景象。在政策與出口向好的情況下，江南的生絲產業擺脫戰爭陰影，再次繁榮起來。

當時，商人們云集于南潯鎮，幾乎將湖州一帶的生絲產銷全部壟斷。南潯鎮一時風光無兩，成為胡絲的一大貿易中心。生絲貿易帶來了更多的人氣和商機，販夫走卒、行商坐賈紛紛進駐，尋求新的商機。據統計，當地市鎮人口在巔峰時期曾高達四萬，人口的增加使南潯鎮在民國初期被升格為市級建制。

▲浙江湖州南潯古鎮。圖源：攝圖網授權

大浪淘沙之后，曾經的江南市鎮，命運雖然各不相同，卻都帶有歷史演進的影子。

江南市鎮的崛起，本質上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經濟革命。無論是軍鎮轉型、草市升格，還是棉絲產業興盛、交通集市擴展，都離不開民間智慧的積累與商業活力的迸發。而它們的命運也始終與時代緊密相連，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危機與機遇往往如影隨形。

回望江南市鎮的千年歷程，仿佛翻開了一部跌宕起伏的經濟史詩。從黃道婆一梭一線改變烏泥涇鎮的命運，到濮院鎮的絲綢商賈云集；從元朝農商并重的自由之風，到明清戰火中市鎮的興衰浮沉——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小鎮，都是歷史長河中的一葉扁舟，載著無數普通人的生計與夢想，在時代的浪潮中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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