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踐層面，“執行不能”案件占比較高、被執行人規避執行和抗拒執行情況多樣、權利“名實不符”導致執行異議之訴頻發等新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執行質效

　　2024年，全國法院新納入失信名單245.7萬人次，同比下降23.4%；282.1萬人次通過信用修復回歸市場，同比增長35.4%

　　實現府院聯動促執行和解，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各方權益；注重“執行不能”案件與司法救助的銜接，才能真正做到執行案件“案結事了”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屈辰

　　“2024年5月，我接過一個單子，需要查詢一位失信被執行人的車輛和住所等信息。”天津市公安局派駐天津市司法裁判執行聯動中心（以下簡稱“執行聯動中心”）的干警趙子越記得，信息涉及市內多個行政區，查詢信息數量多、要求時間緊。他通過公安系統查詢后很快找到線索，執行法官得以及時辦理并結案。

　　趙子越所在的執行聯動中心，由天津市委政法委、市高院、市發改委、市公安局等21家成員單位組成，辦公室設在市高院執行局，多家單位派員到此駐點辦公。這一執行聯動機制實體化運行平臺，負責開展健全網絡執行查控系統、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息共享、加大對拒執行為的打擊力度等工作。

　　“以執行聯動中心為平臺，天津法院與公安、稅務、人社、民政等單位簽訂聯動協議，實現‘點對點’網絡系統對接，可以線上查控被執行人財產線索，目前已及時協助解決400多件疑難復雜問題。”天津市高院執行局副局長張躍民介紹，執行聯動中心改變了法院“單打獨斗”的執行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執行工作中“查人找物難”“打擊拒執難”“處置變現難”等壓力，大幅提升執行效率。

　　執行工作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最后一公里”，關乎司法權威和公信力。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執行工作面對查人找物難、執行處置環節多、處理流程復雜、協調配合難度大等多重難題。破解執行難，不是“法院一家”或“司法一域”之事，須從跨部門協同、跨層級聯動、多主體配合入手，實現綜合施治、協力攻堅。

　　2019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印發《關于加強綜合治理從源頭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的意見》，將加強執行聯動、綜合治理作為源頭治理執行難、預防和減少執行糾紛的重要內容。

　　中國行為法學會副會長兼執行行為專業委員會會長宋朝武說，目前，黨委領導、政法委協調、人大監督、政府支持、法院主辦、部門聯動、社會參與的綜合治理執行難工作大格局基本形成。

　　最高法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法院受理執行案件（不含恢復執行和保全案件）944.51萬件，同比下降5.50%，其中受理首次執行案件887.12萬件，同比下降6.34%，實現進入執行程序的案件數量有效遏減。與此同時，執行完畢率同比增長5.13個百分點，執行到位率同比增長8.1個百分點，執行案件質效逐步提升。

　　“當前‘切實解決執行難’成效顯現，同時執行案件量尚處于高位運行態勢。這既是矛盾糾紛在法治領域的客觀反映，也顯示出通過綜合治理創新推動破解執行難問題的努力方向。”最高法執行局執行指揮調度室主任劉永存說。

西安市碑林區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王某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一案（2024 年 9 月 30 日攝） 受訪者供圖

　　瞄準新情況新趨勢

　　“切實解決執行難，必須精準把握新情況新趨勢及其產生的原因，在此基礎上綜合施治。”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江必新說。

　　在實踐層面，“執行不能”案件占比較高、被執行人規避執行和抗拒執行情況多樣、權利“名實不符”導致執行異議之訴頻發等新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執行質效。

　　——“執行不能”案件占比較高。受多重因素影響，執行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案件被執行人完全喪失履行能力、經核查確無財產可供執行，客觀上不具備執行條件，即使法院窮盡一切措施，也無法實際執行到位。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解決“執行難”工作情況的報告》顯示，在進入執行程序的案件中，約有5%屬于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仲裁裁決、公證債權文書，約有43%屬于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執行不能”案件。

　　“現在約30%-40%的執行案件屬于‘執行不能’案件，占比依然較高。被執行人的財產變現難度加大。這一問題在法院的執行甚至審判環節難以解決，需要關口前移，各部門合力構建和維護好經濟秩序和交易安全。”江必新說。

　　——被執行人規避執行、抗拒執行情況多樣。“一些被執行人采取隱藏行蹤等方式規避執行，甚至將財產登記到他人名下。”長期關注執行難問題的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譚秋桂說，還有個別企業通過個人賬戶為企業經營走賬，將公司賬戶“閑置”起來，出現“企業正常經營、但公司賬戶不動”現象。

　　“曾有一位被執行人收到天津寶坻法院執行通知書后，不履行法律義務，以協議離婚方式將名下全部財產轉移到妻子名下。”張躍民說，抗拒法院執行行為嚴重侵害勝訴當事人合法權益，損害司法公信和社會誠信，必須與各部門一道依法嚴厲打擊。

　　——權利“名實不符”導致執行異議之訴頻發。實踐中，由于登記的財產權利人和實際權利人不一致等原因，實際權利人認為法院執行錯誤而提出異議，衍生出執行異議之訴。2024年12月召開的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通報，隨著涉及房屋買賣等領域的糾紛增加，執行異議之訴案件數量從2017年的2.6萬件增至2023年的8萬件。

　　“此類案件往往矛盾尖銳復雜，依法妥善化解難度大。”最高法執行局二級高級法官助理盛強說。

　　“這些新情況新趨勢，給各方綜合施治破解執行難提出了更高要求，需加大力度解難題、破困局，持續探索優化執行工作機制。”譚秋桂說。

　　從單兵作戰到協同共治

　　近年來，從法院單兵作戰到各方面多部門協同共治，綜合治理破解執行難機制建設不斷完善。

　　構建執行聯動共治平臺，優化執行資源配置。2024年6月，在湖南瀏陽，各執行團隊在鄉鎮集中組織召開由市政協委員、鎮代表、村（社區）干部參加的見證執行暨民主監督座談會，搭建執行工作綜合治理平臺。

　　天津濱海新區開展“協助法院執行類一件事”改革，構建涵蓋30多家協作單位的一體化“多跨協同”聯動機制。“我們將執行工作中涉及不同部門辦理的‘多件事’，按照執行協同事項推進整合為同一平臺辦理的‘一件事’。”天津濱海新區法院執行局副局長趙瑞東說，比如對于涉不動產、股權等特定財產協助執行事項，法院會依托協助執行類一件事信息系統，線上將執行文書推送至協助執行部門。相應部門按照司法文書要求協助完成執行工作后，線上反饋辦理回執，實現線上“一網通辦”。

　　記者了解到，聚焦執行工作的難點、堵點，各地法院內部挖潛的同時，在外部協作上持續發力，不斷創新執行聯動機制，構建協作共治平臺。

　　完善線索共享反饋機制，提升執行效率。“這錢拿不回來，我們怎么回家過年……”2024年12月2日，多位工人來到天津市津南區雙橋河鎮司法所，控訴某汽車零部件企業拖欠工資，申請法律咨詢。看完材料，司法所工作人員蘇良發現已有部分工人向法院申請執行，當即聯系并告知津南法院執行局：根據此前開展仲裁法律服務咨詢得到的線索，該企業經營異常，同時尚有一些設備和半成品等財產。

　　第二天一早，津南法院執行局局長于寶林帶隊緊急查封涉案企業財產，保障工人利益。工人與公司很快達成和解，案件全部終結執行。

　　“迅速查封涉案企業財產，是線索共享反饋機制發揮重要作用的縮影。”于寶林說，在法院難以及時全面掌握被執行人的財產和行蹤線索的情況下，發揮司法所工作人員、基層網格員等人頭熟、政策熟的優勢，不僅能有效破解查人找物中信息不對稱問題，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執行干警力量不足等壓力。

　　當前，全國各地借鑒基層社會治理經驗，探索完善線索共享反饋機制，為司法所工作人員、基層網格員等賦予“協助執行員”角色，說服引導被執行人自動履行，推動執行治理現代化。

　　建立執前督促機制，促進矛盾糾紛跨領域、跨行業實質性化解。為減少進入執行程序案件數量、不讓程序空轉，部分法院執行局建立“執前督促”機制，由專人通過釋明法律等形式，與各部門一道，盡量將案件化解在裁判文書生效后且權利人申請執行立案前，督促義務人主動履行生效判決。

　　建立執前督促機制，推動法院執行工作由“末端執”轉向“前端治”。在與相關單位特別是專業部門的聯動下，各地法院通過執行前督促程序，促動一部分被執行人自覺履行義務，為矛盾糾紛跨領域、跨行業實質性化解提供了更多可能。

　　“切實解決執行難是一項系統工程。近年來，與協同共治相關的聯動機制越來越健全，凝聚起綜合施治破解執行難的合力。”譚秋桂說。

　　合力充實執行“工具箱”

　　加快兌現當事人勝訴權益，不只有查封、扣押、凍結等傳統手段，執行“工具箱”里大有乾坤。合力充實執行“工具箱”，讓執行工作提質增效，各方正在努力。

　　發力網絡執行查控，豐富查人找物特別是財產查控的形式和途徑。

　　“人民法院建成覆蓋全國的網絡查控系統，與公安部、民政部、自然資源部等多家單位和3900余家銀行業金融機構聯網，實現對被執行人主要財產形式的‘一網打盡’。”劉永存說，網絡查控系統極大提升了執行效率，實現了執行查控模式的根本變革。

　　政法機關加強協調配合，加大打擊拒執犯罪力度，提升執行聯動威懾力。

　　2024年12月25日一早，天津濱海新區法院執行局展開行動，依托警法聯動辦公室查人找物優勢，出動40多位執行干警、法警和15輛警車，拘傳、拘留被執行人共15人次，執行到位金額近30萬元，有效震懾、打擊拒執行為，保障勝訴當事人合法權益。

　　2024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出臺的《關于辦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正式施行，明確判決、裁定生效前隱藏、轉移財產的，可以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守信激勵、失信懲戒，深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鼓勵被執行人主動履約，推動解決執行難。

　　近年來，最高法與國家發展改革委等60余家單位持續完善失信被執行人聯合懲戒機制，不斷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息在各部門各單位之間共享互聯，能夠對被執行人采取100余項失信懲戒措施。

　　2024年，全國法院新納入失信名單245.7萬人次，同比下降23.4%；282.1萬人次通過信用修復回歸市場，同比增長35.4%。2025年第一季度全國法院新納入失信名單39.42萬人次，同比繼續下降9%，同時完成信用修復超40萬人次，失信名單人數延續了2024年的負增長趨勢，為進一步強化經營主體信心，推動經濟穩步發展、激發市場活力提供司法助力。

　　由天津市公共信用中心運營的信用惠民小程序“海河分”，建立自然人公共信用評價體系，依托大數據通過科學的綜合評價模型計算，形成個人信用分數。

　　“‘海河分’采取千分制，上線信用旅游等近340個信用惠民應用場景。如果有人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海河分’將低于575分，無法享受相關優惠場景。”天津市發展改革委信用建設處處長、天津市公共信用中心主任楊立全說，“海河分”以信用積分激勵守信行為，旨在加強引導被執行人履約，提升全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

　　下好執行聯動“一盤棋”

　　受訪業內人士表示，下一步，下好執行聯動“一盤棋”，需統籌各方資源，緊密銜接各個環節，細化機制運行條件，打通執行數據瓶頸，從程序、操作、技術等方面更好形成綜合施治破解執行難的合力。

　　其一，注重執行程序前后銜接，進一步實現“案結事了”。

　　宋朝武說，實現府院聯動促執行和解，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各方權益；注重“執行不能”案件與司法救助的銜接，才能真正做到執行案件“案結事了”。

　　宋朝武建議，下一步法院需加強與有關機關、社會團體的溝通協作，強化執行程序與社會保障體系、商業保險體系的銜接，擴大商業保險特別是責任保險的適用范圍。不斷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積極拓寬救助資金來源渠道，做好困難當事人的救助工作。

　　其二，提升執行聯動綜合效力，進一步細化聯動機制。

　　針對機制涉及部門較多、情形復雜情況，譚秋桂說，在現有法律法規基礎上，還需對執行聯動機制進一步細化，如全面詳細地規定啟動條件，明確各執行聯動單位責任、義務和法律后果，制定與之相關的具體操作規程和細則。

　　其三，提升技術賦能水平，進一步打通數據瓶頸。

　　當前，執行工作“人案比”矛盾顯現，辦案壓力有所增長。“2024年，天津濱海新區法院59名員額執行法官，人均新收案件近1100件，人均結案超過960件。”趙瑞東說，在這種情況下，還須做到執行流程不能少、結案標準不能低。

　　曾多次到基層調研的劉永存說，面對這一難題，一方面需要法院堅持立審執協調配合，加強規范化建設，提升執行法官專業化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各部門一起加強網絡查控、評估拍賣、信用懲戒等方面的數據整合共享，讓數據多跑路，盡可能減少人力支出。

　　專家認為，應充分運用大數據等現代科技，進一步打通數據瓶頸，加強信息化與執行工作深度融合。比如，持續擴大查控系統合作單位和查控財產的范圍，實現對更多領域更多財產信息的查詢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