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考古研史”，原刊《讀書》2000年第7期（題目有更易，后半部分刪）。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記得辛棄疾曾說過“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后來讀了點史書，頗感辛棄疾這句話或有故意為之的嫌疑，因為他根本生活在一個相當不安寧的時代，少年時似應已領會愁緒滋味了（這當然需要重建辛氏的少年生活才可以下定論）。對我這一代的許多人來說，如果可以套用一句《紅燈記》里的話，是“讀書人的孩子早知愁”，而且這一“愁滋味”還非常具體。不過，雖然少小知愁，少年時代的生活仍充滿少年的特征，稍讀書，便好隨意“指點江山”、臧否人物。今日回首，自然知道大多是“眼高手低”的廢話而已，這或者也是許多人成長的經歷吧。

前幾天電視上討論足球，有位自認是吃了“假球”大虧的俱樂部人說中國足球還是個孩子，可惜保姆不夠好，不但不能“打假”，恐怕還有助假成風之嫌。那是年輕人不曉得“孩子”的可貴，待人到中年，便知能作“孩子”亦一美事。中國道家的修煉一派最曉此意，能修成“嬰孩”乃是極高的境界。不過那位先生所說的“打假”，的確觸及今日世風的痛處。現在制假已成風氣，所以“打假”也出現了專業戶。而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真有點像陳獨秀所說的是“一家眷屬”，在商品經濟影響下，學術界的制假現象也有漸趨嚴重之勢，同樣似已出現專事學術“打假”之人，且這類“打假”文字好像還頗受刊物的青睞。

我們的刊物前些年太少學術批評，現在能注意及此并加以補救，當然很好。不過學術批評與學術“打假”實有所區別：前者是平等的，不同的觀念處于一種競爭的關系；后者則對錯先已判定，“打假”者是站在正確的一面來糾正錯誤，帶點警察捉小偷的意味。我個人不甚主張學術“打假”，因為今日學術刊物數量之多雖已是前所未有，但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刊物的版面仍是非常珍貴的，用之以“扶正”也許更合適，且在很大程度上應足以起到“抑邪”的作用；其實我們在“扶正”（而非吹捧）方面做得非常不夠，一部真正的好書往往看不到品質接近的好書評。

通常“打假”之人和發表“打假”文章的刊物當然都出于善意，不過他們對學術論著的讀者似乎都有點像諸葛亮之視阿斗，太低估其識別能力。對真正的學界中人，“假”學術作品其實一眼便可看出，無需好心人來提醒。制假能類真，在學術研究上是極其不容易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學術研究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而非“標準化”的固定產品，重復生產至少在理論上是無效的。抄襲的論文能獲得博士學位，我以為從指導老師到評審專家的責任不僅不比抄襲者更小，恐怕還更大。“導師”和“專家”竟然看不出論文是抄襲，則其平日實不知在干什么。正因為有這樣的老師（其聘請專家必也選擇類似者），才會培養出抄襲的學生。而學術“打假”多半只能幫助這些平日不怎么讀書的讀者（對全不讀書者則也無助，因其連“打假”文字也不會看）。

有時候“半真半假”的東西對學術的負面影響比完全“假”的要大得多，所以強化學術戒律恐怕應更多著眼于這一類的問題。比如寫文章或著作不引他人的相關論著在今日史學界就特別流行，許多人的論著也不是沒有第一手資料，但似乎總像是個開拓者，全不見他人相關研究的存在。史學發展到今天，除極個別的小問題外，幾乎已不存在無人研究過的內容，尤其不可能沒有相關的研究。比如要研究劉邦，如果確實沒有既存的研究在，那也可引用對項羽的研究，如果連項羽的也沒有，那總還應有對秦始皇、明太祖或者外國什么王朝開創者的研究在，至少也還會有關于劉邦所處時代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等研究在。學術論著如果不與以前的研究掛鉤，其實也就不曾進入整個的學術發展流程，恐怕也難真正地算作學術。

這個問題當然不能完全責怪我們的研究者，特別是初入道的研究者。實際上許多大學教師視此為必然的“應該”，所以根本不曾告訴學生（自己也不守此規矩者的老師當然也有）；不少學術刊物和出版社過去并不十分強調這一點。如果老師肯撥冗講講這類粗淺的起碼要求，如果凡未引證他人論著而又沒有一開始就申明并證明是完全開拓之作的論著均不得出版發表，這一問題應該不需多長時間即可迎刃而解。我們的學術批評似以側重這類相對更具有建設性的問題為好。

我總覺得今日專事學術“打假”之人似乎有點業余“學術警察”的心態，他們自覺地承擔起監視的責任，總是環顧左右，視何處有“嫌犯”的存在。當年美國駐華商務參贊曾對其駐華武官說：我們都關注中國事務，但關注的對象實不相同：我注意的是機會，以便發展貿易；你注意的是問題，看是否需要出兵保護（大意）。前者是建設性的（當然主要是對美國而言），后者則是典型的警察心態。我不是主張對學術制假視而不見，但如果專看出問題的一面這種心態成為風氣，治學者逐漸忘掉自己的建設工作而習慣于尋找需要懲治的問題，最終勢必形成破而不立的結局。

這同時還會影響到學界的整體學風，蓋近墨者黑，學者久與假學術相處，恐怕不能不受其所染。曹聚仁注意到：孟子破口謾罵楊墨，表面上與楊墨相徑庭；實則孟說亦有為楊墨主張所滲透而與孔說相違背者。同樣，“朱子動輒刺誹佛道，而其學說則自佛學變化而來者甚多”。這是治學有心得的見道之論。與假學術打交道太多，便可能無意中受其影響而不覺。今日“打假”之風漸盛的同時，出現了一種隨意“點評”學人著作的傾向，不論好書次書，隨便選出一兩點便痛下褒貶，很有些類似媒體評說足球，在場上實際踢球的人常不免感到評球者“會說不會練”。

這里牽涉到一個學術批評與一般文學、影視、體育和餐飲評論等的大不同處：所有后面這些行業里似都有“專業”的評論家，他們確實可以不必自己“會練”，只要會看會品嘗（這也非易事）即可。而學術評論便不然，一般都認為必“內行”始能從事批評，且這里“內行”的意思是自己必須“會練”。不過我們現在的學術批評卻漸有與體育和餐飲評論認同的趨勢，有些人本來也是“會練”的，漸漸只說不練了；更有新興的一些“學術評論家”，尚未體現出是否“會練”，卻也專說不練，且越說越帶“口吐真言”式的隨意性了。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即“打假”者自身的行為方式無意中漸與制假者相類;“同流”之后，“合污”便是自然的發展。本來一般的學術評論還是有些“行規”的，比如說話不能太越出學術范圍即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但隨著“學術警察”心態的普及，打假者漸染制假者的風格，學術批評遂有“突破”這一規矩的勢頭。20世紀中國給我們的最大教訓也許就是建設比破壞更重要，學術批評者或者也可借鑒這一歷史經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