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記者張興軍駐印三年期間，印度大選牽動全球，中印關系經歷了從洞朗對峙到加勒萬河谷沖突，世界范圍內則發生了中美貿易摩擦、新冠大流行等諸多影響廣泛而深遠的大事件。

在歷史與政治的宏大敘事之外，他還造訪了印度社會的各個階層：從路邊小販、出租車司機、工廠老板，到教師、學者、電影明星。

也通過在印華人的視角，提供了一個中國人眼中真實的印度，見證了古老的大國在現代化的高速發展下的斷裂與新生。

奔赴印度：探索未知與尋求互鑒

2017- 2021年，張興軍擔任新華社駐印度記者。他表示，選擇印度，一是得益于新華社提供的海外輪換機會，二是受全球化浪潮驅使，渴望探索這個信息相對匱乏的龐大鄰國。

中印同為十億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彼此存在諸多誤解，他希望通過觀察印度，更好地理解中國。 但相互之間的理解和認識還遠遠不夠，且存在不少誤讀和誤解。

比如張興軍帶回國的書簽，女兒分給同學時，同學竟難以置信這是印度制造；在孟買，印度朋友常問他中國人是否都會功夫、中國為何支持巴基斯坦與印度作對，以及中國人是否什么都吃等問題。

甚至有印度人看到YouTube上韓國人吃狗肉的視頻，誤以為是中國人的飲食習慣。這些誤解反映出中印之間在文化認知上的巨大差異。

態度分化：民眾與媒體的不同視角

在印度，民眾與媒體對中國態度迥異。日常接觸中，印度普通人友好平和，張興軍結交了不少朋友。

但印度媒體多由私人、家族或財團掌控，主流英文媒體受西方影響，加之歷史因素，對中國報道常帶偏見。

在印度，媒體對中國的報道篇幅較大，經常出現在重要版面和時段，而在中國，對印度的關注相對較少，大多停留在刻板印象和段子層面，嚴肅話題的討論也不夠豐富。

在一次線下活動中，一位印度中年大叔得知張興軍是中國人后，突然大聲質問中國為什么支持巴基斯坦，場面十分尷尬，這讓張興軍深刻感受到兩國之間認知的 “溫差”。

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加勒萬河谷事件發生后，印度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相關消息，讓身處印度的中國人時刻被這樣的信息包圍。

印度也存在 “龍象之爭” 的觀點，這一觀點源于歷史糾葛和新的競爭因素。

1962年的邊境沖突始終是印度的一個心結，而在全球化上半場，中國順利融入全球體系成為世界工廠，印度卻未能抓住機會，部分印度人將此歸咎于中國，產生了“酸葡萄心理”。

如今，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又與印度相鄰，給印度帶來了一定的壓迫感。

華人與中企的困境

印度華人社區發展受限，新德里無唐人街。張興軍分析，印度傳統文化排外、勞動力成本低削弱華人優勢，而不穩定的雙邊關系是主因。1962年后，華人處境惡化，被迫移民，如今留下的多為老人，局勢緊張時會隱藏身份。

中印簽證問題突出。印度對中國記者簽證嚴苛，期限不定、續簽繁瑣，還與銀行卡、通訊綁定，過期即停機，嚴重阻礙交流，相比之下西方記者待遇更好。

印度手機市場，中國品牌包攬前五中的四席

中資企業對印度市場態度復雜。疫情前，雖不適應環境，但因市場龐大保持樂觀；疫情后變得謹慎保守。自媒體稱的 “逃離” 雖不準確，但反映發展趨勢變化，如印度對小米等企業罰款、對 TikTok 訴訟等。

不過，比亞迪、富士康等仍積極布局。在中資企業全球規劃中，印度因體量、市場等因素難以繞過。

經濟社會：獨特結構與深層矛盾

印度經濟結構特殊，服務業占GDP60%左右，制造業僅15%，與多數新興經濟體不同。這源于殖民時期資源供應定位、獨立后計劃經濟受阻及土地制度制約，最終形成以技術密集型服務業為主的畸形結構。

莫迪推動制造業面臨國家整合難題。他以印度教民主主義動員國家，若平衡得當，或可突破基礎設施、勞動力等障礙。蘋果在印布局加速，是積極信號。

社會文化上，種姓制度殘留影響深遠，跨種姓通婚常生悲劇。工作文化中，印度企業 “內卷” 程度低，中企面臨管理挑戰。

文化交流方面，中國接納印度文化多，輸出少，印度電影講故事能力強但市場分散。互聯網領域，印度雖落后，但智能手機發展快，吸引中國內容商。

印巴沖突

張興軍最關注印度工業化進程，認為其將影響全球地緣政治。雖有報告預測印度經濟未來可期，但仍存樂觀成分。

談及疫情，他認為印度政府已盡力。雖早期防控失誤，過度關注中國輸入，但后續采取封鎖、救助等措施，在能力范圍內應對。

近期印巴沖突中，印度的表現也反映出其在軍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從紙面實力看，印度軍力占優，但在沖突中，其空軍表現不佳，被巴基斯坦擊落多架戰機，包括先進的 “陣風” 戰斗機。

這背后反映出印度軍隊在戰斗意志、飛行員訓練水平和實戰經驗等方面的不足。

同時，印度在戰略層面的布局也存在問題，其參與的 “四邊機制” 軍事意義有限，在此次沖突中，外部支持不足，與巴基斯坦背后有中東國家和中國支持形成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