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雷:《紅樓夢》與詩書畫,一場跨越時空的藝術對話
作者/孫樹恒
一
王登雷,這位身兼多重身份,作為金融高管,他在經濟領域縱橫馳騁,憑借卓越的商業(yè)頭腦和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在金融界闖出一片天地。然而,他的志向與追求遠不止于此,在文化的領域里,他同樣展現(xiàn)出非凡的熱情與深厚的造詣。
他是中華詩詞學會會員,用詩詞抒發(fā)內心的情感與感悟,在平仄韻律間探尋著文字的魅力;作為內蒙古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他沉醉于書法的世界,以筆墨為媒介,將自己的心境與思考融入到線條的流轉之中;身為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副會長,他積極推動詩書畫藝術的交流與發(fā)展,為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貢獻力量;同時,作為內蒙古作家協(xié)會會員和內蒙古曹雪芹學會黨建負責人,他深入研究文學經典,尤其是對《紅樓夢》有著深刻的見解。在《紅樓夢》研究會和詩書畫研究會中,他都占據(jù)著重要位置,成為連接文學與藝術的關鍵紐帶,致力于挖掘《紅樓夢》與詩書畫之間的深層聯(lián)系,為我們開啟了一扇全新的詩書畫探索之門。
二
《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巔峰之作,不僅是一部偉大的小說,更是一座蘊含著豐富藝術寶藏的殿堂。詩書畫藝術在書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與小說的情節(jié)、人物、主題緊密相連,相互輝映。
從詩詞方面來看,書中人物所作的詩詞數(shù)量眾多、形式多樣,涵蓋了詩、詞、曲、賦等多種體裁。這些詩詞并非作者曹雪芹的隨意堆砌,而是根據(jù)每個人物的身份、性格、才情量身定制。例如,黛玉的詩多愁善感、清新脫俗,充滿了對生命的感悟和對愛情的渴望,如《葬花吟》中“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將她的孤獨、敏感與對美好事物易逝的惋惜之情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寶釵的詩則端莊大氣、含蓄典雅,體現(xiàn)出她的穩(wěn)重與睿智,像《詠白海棠》中“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展現(xiàn)出她恪守禮教、溫婉自持的一面。這些詩詞不僅豐富了人物形象,還推動了情節(jié)發(fā)展,深化了小說的主題,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風貌和文人的審美情趣。
在書畫藝術方面,書中雖未對人物的書畫創(chuàng)作過程進行大量細致的描寫,但通過對書畫作品的展示、人物與書畫相關的活動以及對書畫器具的描述,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書畫藝術在《紅樓夢》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元春為大觀園題字,彰顯出皇家的威嚴與文化底蘊;寶釵撲蝶手持的扇面、海棠詩社用精美的雪浪箋抄寫詩詞,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書畫創(chuàng)作的精致與講究。從書中的描寫可以推測,這些書畫作品大多屬于娟秀雋美的文人書法,與古代女子書家如衛(wèi)鑠、薛濤、管道升、柳如是等的簪花小楷相近,具有清秀可人的特點。此外,書中還提到寶玉完不成臨帖作業(yè)時眾姐妹替他完成且能瞞過賈政,這足以說明賈府中的女子個個都是書畫高手,她們的才藝不輸寶玉,特別是黛玉,其一目十行的聰慧以及在書畫方面的天賦更是令人贊嘆。
《紅樓夢》中的書畫創(chuàng)作特點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清代是中國書畫藝術發(fā)展的重要時期,文人書畫盛行,強調筆墨情趣和文化內涵。書中的書畫作品不僅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成果,更是人物情感表達和文化修養(yǎng)的體現(xiàn)。它們注重形式美與意境美的結合,通過筆墨、色彩、構圖等藝術語言,傳達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審美追求。
三
自古以來,書齋便是文人墨客讀書、藏書、寫字、創(chuàng)作的重要場所,而書齋的命名更是極具講究,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文化水平、性情志趣和人生追求。《紅樓夢》中眾多饒有趣味的書齋命名,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啟示,對于當代書畫家而言,更是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書中的齋名可謂琳瑯滿目、雅俗共賞。如李紈的“稻香老農”,體現(xiàn)出她質樸、恬淡的性格特點,以及在賈府中遠離世俗紛爭、安于田園生活的心境;探春的“秋爽齋”“秋爽居士”“蕉下客”,展現(xiàn)出她爽朗、豁達的性格和高雅的情趣,“秋爽”二字給人以清新、明快之感,與她的才情和氣質相得益彰;黛玉的“瀟湘妃子”,源自她所住的瀟湘館,瀟湘竹的典故與她的多愁善感、才情出眾相契合,同時也暗示了她與寶玉之間的愛情悲劇;寶釵的“衡蕪君”,則體現(xiàn)出她端莊、穩(wěn)重、內斂的性格,以及對儒家禮教的恪守。
這些書齋命名的方式和寓意,為書畫家們提供了靈感。齋名可以是對自己藝術風格的概括,如追求清新淡雅風格的畫家,可借鑒黛玉的“瀟湘”之意,為自己的書齋取名“瀟湘雅舍”;也可以是對自己人生理想和志趣的表達,若畫家向往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創(chuàng)作生活,或許能從寶玉的“絳洞花主”“怡紅公子”中獲得啟發(fā),取一個富有浪漫色彩的齋名。
從歷史上眾多文人墨客的齋名中,我們也能看到書齋命名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懷素的“綠天庵”,因他在庵中種植芭蕉,以蕉葉代紙練字,滿院綠色如天,體現(xiàn)了他對書法藝術的執(zhí)著追求;陸游的“學老齋”,表達了他活到老、學到老的治學態(tài)度;蒲松齡的“聊齋”,則是他收集奇聞異事、創(chuàng)作《聊齋志異》的地方,充滿了神秘色彩。這些齋名不僅是主人的個人標識,更是他們文化精神的象征。
在當代,許多書畫家也通過起齋號來展現(xiàn)自己的個性與風格。如內蒙古的曹化一“三石齋主”、郭瑞金“五福堂主”、董茂蕓“三草堂主”等,他們的齋名簡潔而富有韻味,與個人特點緊密相連。中書協(xié)的劉洪彪“逆坂齋主”,寓意著在藝術道路上不斷挑戰(zhàn)自我、逆流而上;曾翔的“木木堂”,則以獨特的命名方式展現(xiàn)出他的藝術個性。這些齋名的存在,讓我們看到了書畫家們在傳承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也在不斷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賦予齋名新的時代內涵。
四
從《紅樓夢》與詩書畫聯(lián)系中獲得的啟示:
(一)字如其人,藝術與人格的完美契合。“字如其人”這一觀點在《紅樓夢》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xiàn)。書中不同人物的書法風格與其身份、學養(yǎng)、性格、環(huán)境緊密相關,仿佛每個人的字跡都是其內心世界的外在寫照。黛玉的書法如林下風,清新秀逸,極具文人書卷氣,這與她出身書香世家、才情出眾、性格孤傲清高的特點相吻合;寶玉的書法草草如風,瀟灑不羈、創(chuàng)新有余而剛勁不足,恰似他叛逆、隨性、追求自由的性格;寶釵的書法端莊內涵、精巧娟秀,反映出她穩(wěn)重、內斂、恪守禮教的一面;探春的書法風格剛健,端莊大雅,展現(xiàn)出她精明能干、有主見的性格特質;而薛蟠的書法任性隨意、胡涂亂抹,則與其不學無術、粗俗魯莽的形象如出一轍。
然而,“字如其人”并非絕對的真理,不能一概而論。歷史上有一些書法家,如蔡京、趙孟頫、秦檜、張瑞圖、鄭孝胥等,他們的書法技藝精湛,堪稱一代巨匠,但在人品方面卻存在爭議。他們在青年時代或許并非品行不端,只是后來在復雜的歷史政治環(huán)境中,逐漸走向墮落。因此,對于書法作品的評價,我們不能僅僅依據(jù)作者的人品,更要從藝術本身的角度出發(fā),客觀地欣賞和分析其藝術價值。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年齡階段,人的性格和書寫風格都可能發(fā)生變化,所以在看待“字如其人”這一觀點時,需要保持辯證的思維。
從身邊的老書法家身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他們獨特的個性特征,他們的作品風格鮮明,即使遠觀也能一眼辨認出來。這說明書法藝術與個人的內在品質緊密相連,一個真正熱愛書法、在書法藝術上有所造詣的人,往往能夠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展現(xiàn)出自己獨特的魅力,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二)學書作畫的態(tài)度,傳承紅樓血淚精神。蘇軾曾云:“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做索靖。”這句話生動地描繪了學習書法的艱辛與執(zhí)著。在《紅樓夢》中,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歷程同樣充滿了艱辛與血淚,他用舊皇歷、竹紙,在簡陋的環(huán)境中,餓著肚子,缺紙少墨,卻憑借著頑強的毅力和對文學藝術的熱愛,“批閱十載,增刪五次”,完成了這部百萬巨著。他的創(chuàng)作精神,為我們學習書法和繪畫樹立了榜樣。
學習書法和繪畫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我們具備長期抗戰(zhàn)的精神和堅持不懈的努力。在當今社會,一些不良風氣卻影響著藝術教育領域。速成班、高研班、名師室層出不窮,這些機構往往以高額的學費、短期的課程和響亮的頭銜吸引學員,聲稱能夠幫助他們快速掌握書法或繪畫技巧,實現(xiàn)成名成家的夢想。然而,這種急功近利的學習方式違背了藝術學習的規(guī)律,不僅無法讓學員真正掌握藝術的精髓,還可能誤導他們,使他們忽視了基本功的訓練和文化修養(yǎng)的積累。
真正的藝術大師,大多是通過長期的刻苦鉆研和不斷的實踐,才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孫過庭在《書譜》中說:“下筆無由,聚墨成形。”中國書法博大精深,需要我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和領悟。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書法家,如滑國璋等,他們大隱于市,飽讀詩書,潛心研究書法藝術,在不斷的練習中,將池水染盡墨色,最終達到了“人書俱老”的境界。他們的成功,源于對藝術的敬畏之心、對傳統(tǒng)文化的尊重以及持之以恒的努力。
作為有志于書法和繪畫的年輕人,我們應該學習曹雪芹的精神,做好長期奮斗的準備。在學習過程中,要保持謙虛謹慎的態(tài)度,敬畏古人的藝術成就,尊重老師的教導,珍惜紙張和筆墨,認真對待每一次練習。同時,要摒棄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不被外界的誘惑所干擾,踏踏實實地打好基礎,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水平和文化素養(yǎng)。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藝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創(chuàng)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作品。
五
《紅樓夢》中的藝術元素與當代藝術的融合與發(fā)展
(一)琴棋書畫,人物形象的生動寫照。琴棋書畫作為古代文人修心養(yǎng)性的四樣雅事,在《紅樓夢》中不僅是藝術形式的展現(xiàn),更是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性格和命運的重要手段。在《紅樓夢》中,對琴棋書畫的描寫豐富多彩。例如,黛玉撫琴,那悠揚的琴聲中蘊含著她的孤獨、哀愁和對愛情的渴望;寶玉與姐妹們下棋,展現(xiàn)出他悠閑自在、追求風雅的生活情趣;惜春作畫,更是書中的一大亮點,她為了完成《大觀園圖》,日夜操勞,寶釵還教她起稿布局、選購紙筆、調制顏料,這一過程不僅體現(xiàn)了惜春的繪畫才能,也展示了寶釵的多才多藝。這些描寫使人物形象更加立體、豐滿,讓讀者能夠深入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
藝術本是相通的,琴棋書畫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在金庸的《笑傲江湖》中,江南四友:黃鐘公、黑白子、禿筆翁、丹青生,分別代表琴棋書畫,他們的形象和故事深受《紅樓夢》的啟發(fā)。這說明《紅樓夢》中對琴棋書畫的描寫對后世文學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反映出藝術元素在不同作品中的傳承與發(fā)展。
(二)篆刻藝術,漢字獨特魅力的展現(xiàn)。篆刻作為伴隨書法文字相生的藝術形式,在《紅樓夢》中雖未被濃墨重彩地描寫,但也有著獨特的存在價值。篆刻興起于先秦,盛于漢,衰于晉,敗于唐宋,復興于明清,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它是漢字特有的藝術形式,通過在不同材質上雕刻文字,展現(xiàn)出漢字的獨特魅力。
在《紅樓夢》中,寶玉佩玉及寶釵項圈上的文字就涉及到篆刻藝術。寶玉佩玉上的字稱“瑑”,刻在玉石上,體現(xiàn)了古代對玉石雕刻的精湛技藝;寶釵項圈的字稱“篆”,刻在金屬或其他材質上,展現(xiàn)了篆刻在飾品裝飾中的應用。從青埂峰石頭刻字到通靈寶玉,這一過程是由“篆”到“瑑”的演變,反映了古代工匠在篆刻藝術上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也讓我們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
在當代,篆刻藝術依然受到許多人的喜愛和推崇,它不僅在書畫作品的落款、印章制作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還成為了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在藝術展覽、文化交流等活動中展現(xiàn)出獨特的魅力。
(三)賞石文化,藝術靈感與人格塑造的源泉。在《紅樓夢》中,石頭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重要元素。從開篇的青埂峰頑石到寶玉佩戴的通靈寶玉,石頭貫穿了整個故事,承載著豐富的寓意。大觀園中的石刻、石雕、石碑、石畫、石鐘、石磬、石塔、石硯、石印,以及小園獨徑的亂石鋪階等,不僅增添了園林的美感,還體現(xiàn)了古人對石頭的喜愛和對自然美的追求。
石頭一旦刻上字,便被賦予了生命和文化內涵。它象征著堅貞不屈、不動搖變節(jié)、淡泊名利、不嘩眾取寵、表里如一、不弄虛作假、樂于奉獻、不惜粉身碎骨等美好品德,這些品德可以為書畫家塑造人格、汲取靈感、提升美學素養(yǎng)提供重要的啟示。例如,巴盟農民畫家郭廣順根據(jù)原石造型作畫,將石頭與字畫融為一體,創(chuàng)造出獨特的藝術作品。他的作品露天放置在大自然中,與自然環(huán)境相互映襯,渾然天成,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和心靈震撼。這種將石頭與書畫藝術相結合的創(chuàng)作方式,不僅展現(xiàn)了他對自然的熱愛和對藝術的創(chuàng)新精神,還讓我們看到了賞石文化在當代藝術創(chuàng)作中的新發(fā)展。
在當代社會,迷石、賞石、贊石的人越來越多,賞石文化不僅成為了一種藝術欣賞活動,還與旅游、收藏等行業(yè)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產業(yè)。對于書畫家而言,賞石文化可以拓寬他們的藝術視野,激發(fā)創(chuàng)作靈感,使他們的作品更加富有內涵和生命力。同時,石頭所蘊含的美好品德也能夠引導書畫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藝術觀,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紅樓夢》與詩書畫之間的聯(lián)系緊密而深刻,它不僅為我們展現(xiàn)了古代詩書畫藝術的輝煌成就,還為當代藝術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借鑒和啟示。通過王登雷的精彩分享,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到了《紅樓夢》在藝術領域的重要價值。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xié)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xié)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xié)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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