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朋友中，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特立獨行，遭受非議；也少有像他那樣治學，備受稱贊，連論敵也不乏褒獎之詞。

非議的是他的壞脾氣，他桀驁不馴，盛氣凌人，遇有不合意的，立即拉下臉來開罵，不管不顧，有的學術會議甚至不敢請他參加，就是怕他弄得人下不了臺；稱贊的是他的功力非凡。他師從經學大師周予同，專治經學史，這是一門頭緒紛繁而又古奧艱深的學問，他憑借嚴密的思維，流暢的表達，條分縷析，把一團亂麻整理得井井有條，且多有獨特的見解。經他編注的古人文選，準確精當，明白曉暢，廣受好評。

學業成就了他的聲名，也毀了他個人的幸福。他治學之勤奮，實屬少見，白天教學，夜間工作，經年累月徹夜不寐，直至早晨才合上眼，休息半日。他自述做學問是自討苦吃，每有興會，又興奮不已，深夜空腹也要自斟自飲，甚至酗酒無度，貶之者視為酒鬼，褒之者譽為酒仙，日積月累傷害了身體。

他的前妻是出身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也是學業有成的數學家，可是強強聯合，難免不會針尖對麥芒。在居家生活中，兩人都忙于學業，不及他顧，總要吃飯吧？誰也不愿起身動手，結果呢，誰耐得住饑餓，誰就是勝利者！這樣的婚姻又怎能不走到盡頭？在大學時他們本是一對身材高佻，面目姣好的金童玉女，是人見人羨的絕配，又有兩個可愛的兒女，那該多么美滿！然而婚姻終于被歲月消磨。

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他前妻出國深造，感情已有裂痕，他托我買一火腿請人捎給她，為了這火腿，一再囑咐，什么品牌、規格、包裝等等，叮嚀復叮嚀，大大咧咧的他，竟然也會這樣婆婆媽媽！這使我意外，也由此感受到他對妻子的款款情意，如此佳偶又何以不能相守白頭？難道沉醉于學問的人，是如此不通人事? 對此我只有嘆息！后來他終于找到現在的妻子，在家庭生活上畫了圓滿的句號，這是他的幸運。

他的罵人有時是怪怪的，使人不可捉摸。一次他對王元化說：“你當上海宣傳部長三年，一事無成。”這是指責嗎？是，也不是。接著又說，一上任，便遭遇反對精神污染，連自己都差點成了反面教員，怎能再有建樹？不過有一件事沒做，沒有主動整過一個知識分子。還有一次他和我一見面，劈頭來一句：“你怎么去搶文學家的飯碗，一個歷史還不夠你搞的！”我一怔，才明白這是指我寫了些散文，這句話是對我批評還是表揚？不明白。他就是這樣，好話當作壞話說，壞話更要使勁向壞處說。

他的罵人，有時也帶來一些麻煩，不僅到處樹敵，有人還揚言要控告他。這是因為他說孔子是私生子，孔子家系自東漢孔融之后就已混亂，孔子后世70多代，到底有多少孔子的真血緣？早就斷檔了！這引起孔子后裔的不滿，50多人聯名寫信要告他侮辱先圣。對孔子血脈一說，雖不中聽，可也沒有什么不妥，據新華社2010年2月7日報道，最新科學研究發現，當今中國實際上已不存在純種的漢族人，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漢人已與其他民族融合，經現代生物學的檢測，漢族已不再具備專有的DNA。連當今中國人已不再有純漢族的血統，現代孔子后裔怎能擁有二千多年前孔子的純血脈？要說是后人也只能是文化傳承。當初他說這話并不知道后來這一結論，與孔子后裔也無怨無仇，為什么要甘犯眾怒，出此言說，為的是堅持真知，這就是他治學的風骨。

當然，他的罵人也有失之偏頗之處，尤其對國學和國學院，用語之尖刻，出言之不遜，使人難以承受，國學不是“學”嗎？既為之學，不妨多元多議，豈能以罵壓人？有時他罵得太出格了，被罵的也就一笑置之，這才是高人之態，相比之下，他反而顯得偏狹。

他這樣的不近人情，有時也對著自己。他是國內外的著名學者，佳作迭出，可很少能申請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補助。因為凡是申請者都需要填寫一疊申請表，說明課題的主題、內容、價值、作用和意義等等，申請人往往為此費盡心機，有的還組成團隊反復論證，以期獲得通過。而他在課題有何作用這一欄，大筆一揮，寫出的竟是“無用”兩字！在實用主義橫行的今朝，這又怎么能通過？！他不是不知道這一后果，為什么還要頂風而上？是他的信念！歷史作為一門學科，是民族的記憶，社會科學的基礎，學術上有價值的并非都能有用于今天，這是專家學者心知肚明的事，然而掌控基金大權的學官們，有幾人能堅持這一學理？他又是這樣不配合、不識相，基金哪有他的份!

他的罵人和不識時務，既有性格因素，也有文化淵源。當他口出狂言時，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些話會出于一個白面書生，江南才子之口，細察之下，方知這是魏晉狂士之遺風。在治學中他自稱，最喜歡的是莊子，可他不書一言；著力寫的是他疑惑的東西，力求以研究澄清自己的疑慮，并曉之于眾。質疑、解惑、求知，這是他治學的境界，學問做到這一步，才可謂真正的科學精神，唯有這種精神才能從事創造性的研究。有個學生送給他一幅對聯：“毒眼看世界，辣手做文章。”形象地概括了他的為人和治學風格。豈不知，他的為人與做學問如出一轍，把學問當作人生，若癡若迷，以致學問與人生混沌不分，做學問不妨處處質疑，為人處世哪能與人為難，難以與人共事？然而這就是他！性格使然。

我們這一代人都成長在輿論一律、思想一律的時代，都已習慣相似相近的人事，凡有出格者都視為異類，甚至加以排斥。坐井觀天看人，將人看成一種模式，這已成為思維定勢。殊不知，這世界上山川日月，斗換星移，天地之間最為豐富多彩的是人，是人的面目、性格、心理和情感，在人群的汪洋大海中，你能找出兩個面目一模一樣的人嗎？除非是雙胞胎，13億人口就有13億模樣，豈能以有限的個性模式來評論最復雜的人！古往今來，凡是高才俊逸之士往往伴有與眾不同的性格或怪僻，莊子的狂放、嵇康的怪異、李贄的反叛、袁枚的荒誕，直至民國的章太炎、辜鴻銘等等，種種毛病可以找出一羅筐，可都不妨礙在學術上作出杰出的貢獻。這樣的人也許就在你的身前身后，請理解這樣的個性，像諒解前人一樣，寬容身邊的人吧。

雖然他常有出口傷人之處，但為人還是有底線的。文革前夕他是上海寫作組“羅思鼎”的成員，我也被借調到中宣部參加擬定“二月提綱”的工作。上海和北京這兩個陣地，被視為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次他來我家，一進門就趾高氣揚地宣告：“現在我們可是對手了!”我淡淡地回他一句：“這有關系嗎?”他哈哈一笑：“當然，沒關系。”我們避開彼此的工作，相談一如既往。不久文革開始了，以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為號角，在全國掀起批倒一切的風暴，北京的“二月提綱”被認為是包庇吳晗，成為眾矢之的，然而任憑狂風暴雨鋪天蓋地，我和他之間風平浪靜，他更沒有落井下石。在兒子打倒老子，妻子揭發丈夫，人人發狂的年代，有這點操守，也是不容易的。

如今他已駕鶴西去，對他緬懷最深的除了親人就是他的學生。他有獨立的思想，出色的口才，學生都愛聽他的課，擁有眾多的粉絲。經他教誨的學生，幾乎眾口一詞稱贊他這樣的老師。多年來他一直站在教學第一線，出了名的嚴厲，他能將學生的作業改掉三分之二，從不手軟。對學生他注重的是基礎訓練和獨立思考精神的培養，他曾擬出100個文史試題，讓學生任意挑選一個，寫出1000字的文章，再依據文章逐個對學生面試，不惜化費大量時間，對學生精心培育。在他癌癥晚期，一步一步，艱難地爬上三樓，親自為學生授課，臨終時念念不忘的是，已承諾的書稿尚未完成。他就是這樣一個為學業而生，為學業而狂，為學業而死的人。學術界有了他多了一分熱鬧，少了他卻有了一分寂寞。

他的離去給朋友留下不盡的思念。與他唇槍舌戰對陣多年的王春瑜也稱贊他的學問功底，在他病危時多次想與他通活，以表白對他的關切，又對我說：“他目空一切，罵了許多人，可對你一直是很好的。”是的，他對我不錯，也只是沒有被他罵而已。其實，他對女學人一向是很尊重的，你若與他同行，同進一個門，他必定停頓一下讓你先行，彬彬有禮。如今他已走出人世，走進天國，陰陽兩隔，再也回不來了。他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啊!有中國士大夫的倨傲，又有西方紳士的風貌，這兩者相互矛盾而又奇妙地結合一起，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另類，這就是他——我的老同學，朱維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