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川廣重，是梵高最鐘愛并受到巨大影響的日本浮世繪名家。

澎湃新聞獲悉，“歌川廣重——風景之路”近日在大英博物館展出，這是大英博物館首次舉辦的歌川廣重大展，他描繪了一個即將發生巨大變革的國家圖景，仿佛在一抹普魯士藍中看見了涅槃。

從時尚人物、都市景觀，到山水印象，廣重捕捉了當時日本生活的多個側面。他的花鳥畫展現了其對自然詩意的感受力，而那些喚起情緒的風景畫，則映射出當時日本的生活痕跡。廣重有時如實描繪他所處的世界，有時則以藝術家的想象力，呈現他理想中的景致。

歌川廣重，《東都兩國游船圖，》彩色木版畫三聯幅，1832–1834年。在江戶時代（1615–1868年）的夏夜，隅田川南段因游船與煙火表演而熱鬧非凡。圖中的兩國大橋是當時娛樂活動的中心，也橫貫這幅三聯畫的畫面。橋下漂浮的小販兜售新鮮西瓜，樂師演奏樂曲助興。

日本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1797–1858）出生于江戶（今東京）一個低階武士家庭。那是日本歷史上一個動蕩的時期，當日本逐漸面對來自外部世界的壓力時，歌川廣重那平靜從容的藝術視野與社會各階層的人們產生了共鳴，也給予他們安慰與希望。

歌川廣重，《東海道五十三次》之《蒲原：夜之雪》，約1832—1833年。

藝術生涯之初，廣重如同其他浮世繪畫師一樣，主要創作“美人畫”和歌舞伎演員肖像，直到1830年代初，他轉向當時尚屬小眾的風景畫領域，《東海道五十三次》系列使之一舉成名，從此，旅行成為其作品的主要主題之一，他也賦予風景主題新的生命力。

展覽現場

展覽呈現在大英博物館的一個環形展廳，共展出歌川廣重近120幅版畫及數幅繪畫作品（包括來自大英博物館館藏的版畫、素描、繪本與繪畫作品，并特別呈現了美國重要廣重收藏家艾倫·米多的捐贈與借展作品，以及其他重要機構的借展），全面呈現其藝術生涯的廣度。展覽強調了版畫制作的協作性質：廣重與出版商密切合作，后者負責委托與資助每一組系列作品；他也與技藝高超的工匠合作。這些工匠包括雕版師，他們會將廣重的原始線稿粘貼到堅硬光滑的山櫻木板上，小心雕刻，同時保持他筆觸的自然節奏與即興感。而印刷大師則擅長“ぼかし（漸變暈染）”技術，這是廣重作品的標志之一。

歌川廣重，《隅田川賞櫻圖》三聯幅，1847–1848年。一棵櫻樹在繁星點點的夜空下舒展枝葉，籠罩著三位沿隅田川畔散步的女子。畫面左側的女子是著名餐館“小倉庵”的女服務員，其手中燈籠上標有店名；她提著食盒和籃子，為右側兩位女子所購的伴手禮打包送行。

盡管如此，歌川廣重藝術視野的獨特性與力量始終清晰可見——他的風景作品以寧靜與宇宙秩序感著稱，時而帶有幽默點綴，溫和地諷刺人類的愚行。除了展示廣重令人驚嘆的藝術成就，展覽亦思考其在全球的影響力——從日本的江戶時代（1615–1868），一直延續至梵高與當代藝術家朱利安·奧培（Julian Opie）等人的創作中，然而，要真正呈現他所激起的回響，恐怕需要另一個大型展覽，而非僅僅作為一個尾聲。

歌川廣重，《木曾街道六十九次》之《垂井》，約1835/1838

事實上，在展覽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清晰看出法國印象派是如何精準地繼承了歌川廣重的藝術線索。以“雨”為例：在雷諾阿的《雨傘》中，雨成為一種城市生活的樂趣，但早在19世紀30年代，廣重便在作品《垂井》中（選自《木曾街道六十九次》系列），將雨描繪為一個愉快的撐傘借口。他的視角遠在印象派之前。而印象派畫家鐘愛的“雪”這一主題，也早在1832至1834年間被廣重在《隅田川雪景》中生動描繪，令人心醉。

歌川廣重，《江都名所隅田川雪景》，約1832-1834年。

這組三聯畫——歌川廣重最鐘愛的表現方式之一，即將一個完整場景分割為三張獨立版畫——展現的不僅是圖像層面的影響：法國先鋒派藝術家從廣重那里汲取的，遠遠不止視覺語言。19世紀末的巴黎，藝術家與作家們幾乎全面接受了他的藝術哲學。《隅田川雪景》正好體現了廣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種他與畫中人物共享的享樂主義視角。在這幅作品中，一家人身著華服，在江戶寒冷的天氣中縮在袍中取暖。但他們并非身處艱難的冬日旅途中——他們只是在單純享受雪給自然世界帶來的美妙包裹。

無論是一場驟雨、初雪的清冷爽意，還是一頓餐食、一場劇院之行，歌川廣重所追求的理想，正是對轉瞬即逝時刻的享受和記錄。在他的作品中，幸福就藏在對這些微小自由的細細品味之中。這種理想也正是早期歐洲現代主義者從他作品中汲取的精髓——只不過，對這位虔誠佛教徒來說，這是一種平和樸素的常識；而對那些歐洲藝術家而言，卻是一種激進的逃逸路徑。

歌川廣重，《京都名所之內》中的《嵐山滿花》，約1834年

可以說，這其實是一場“關于無物的展覽”。歌川廣重擅長捕捉的是一瞥之間的景象與無重的瞬間：一名男子在江戶花街的拂曉時分，與一位女性朋友告別，藍色的晨影與漸染粉色的天空標志著黎明將至。在另一組三聯畫中，兩位女子目送同伴前往沐浴，僅此而已，但你可以無限久地凝視她們的神情、婀娜的姿態和色彩豐富的衣飾層疊，并沉醉其中。

歌川廣重，《外與內資八景》中的《落雁晚鐘》，1820年代初

歌川廣重筆下的場景清新生動，仿佛不僅可以在19世紀末的法國重現，甚至也能在今天重新上演。你以為“快閃餐廳”是21世紀的新創意？其實早有其先。在《四條川原納涼》中，人群聚集在鴨川邊搭起的高臺上納涼用餐；畫面前景，一群男女坐在河中尚有水流的木平臺上，一邊進餐一邊為朋友跳的滑稽舞蹈開懷大笑。這一幕，仿佛就是雷諾阿的《游艇上的午餐》。至于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在廣重描繪的野餐場景中同樣可以找到——人們鋪開布巾，席地而坐，盡情享受戶外時光。

歌川廣重，《四條川原納涼》（《京都名所》系列），約1834年

然而，歌川廣重并未生活在所謂的“現代”，甚至“現代”一詞用來形容他的藝術也未必貼切。他生于1797年，彼時的日本由德川幕府統治，武士階層領導下的軍事獨裁政權幾乎完全排斥日本與世界的接觸。他1830年代所創作的一組三聯畫描繪了一場武士隊列的行進，生動展現了當時社會的樣貌，但又有所變化：這支充滿儀式感的隊伍幾乎由女性組成——她們正護送一位新娘前往一場婚禮。

歌川廣重，《日本橋——晨景》（選自《東海道五十三次》系列），約1833–1835年。晨光初照，一位大名（武士領主）的隊伍正朝南穿過日本橋。日本橋是東海道（東海沿岸道路）的第一站，這條大道連接江戶與京都，而日本橋也是當時全日本測量里程的起點。廣重是幕府消防官的兒子，因此他在畫面背景中特意加入了一座消防瞭望塔。

或許，與其說波德萊爾，不如說杰弗里·喬叟（Geoffrey Chaucer，約1340年—1400年，英國中世紀作家，被稱為“英國詩歌之父”，也是第一位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詩人角的詩人）才是更貼切的參照。在一幅1851年的廣重作品中，一群愛熱鬧的朝圣者正前往海邊的山中神社，身著鮮亮服飾、舞動前行，他們的姿態熱烈鮮活，恰如喬叟筆下前往坎特伯雷的朝圣者。這幅作品之所以如此耀眼動人——事實上，幾乎所有展品都如此——是因為廣重對色彩的狂喜感知。他筆下的大海宛如藍寶石，天空如烈焰燃燒，畫面中充滿刺目的紅與橘，和服色彩繽紛，與女性的面容形成強烈對比——這是一場萬花筒般的視覺旅行。歌川廣重描繪的游樂園、茶館與野餐場景，看似寫實尋常，卻因他宇宙般的色彩而充滿靈光。他仿佛在一抹普魯士藍中看見了涅槃。

歌川廣重，《洗馬》（選自《木曾海道六十九次》），1830年代晚期。村民們順著平緩的河流前行，與自然和諧共處。這套系列中的大多數作品都直接描繪了木曾海道的路徑，但廣重在此作中只通過屋頂一角稍作暗示。他或許意在展現這條道路未經開發的自然風貌。這幅畫主要源于藝術家的想象，創作于他沿著這條貫穿江戶與京都之間群山的公路寫生旅行之前。

在西方，最熱烈鐘情于歌川廣重的，是梵高。展覽展出了兩幅《龜戶梅屋鋪》版本，梵高曾臨摹其中之一。在這些不同的變體中，歌川廣重為天空染上紅粉色調，仿佛空氣中彌漫著梅子汁的色澤。展覽還展示了梵高為其油畫創作的素描草圖，你幾乎能感受到他緊張而專注的凝視：他用生硬而精細的線條勾勒出果樹，仿佛正努力從廣重甜美而濃烈的藝術中汲取救贖與喜悅。

歌川廣重，《名勝江戶百景――龜戶梅屋鋪》，1857年

他還嘗試描繪多種光源（如篝火、燈籠、月亮）。尤其一些夜景作品中，紙面未上色的留白部分象征燈光，或是旅館中引人入勝的照明。最重要的是，正如展廳中潺潺溪水、瀑布、鳥鳴與蟋蟀聲構成的平靜音效所暗示的那樣，他對自然短暫之美的敏感捕捉——盛開的梅樹、掠過水面的翠鳥——真正打動人心。

歌川廣重，《武藏金澤八景之暮景》，三聯幅，1857年。這幅三聯畫（由三張版畫組成）描繪了滿月照耀下的金澤一帶景色，遠眺江戶灣（今東京灣）。金澤位于江戶）西南方向。據研究推測，1853年夏天，廣重曾與三位友人沿著這片海岸旅行，沿途寫生風景與人物。這些寫生稿成為他當年冬天繪制一卷手卷畫的基礎，并最終發展為這幅三聯版畫的創作藍本。

注：展覽將持續至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