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知識產權典型案例中，其中一例“搶票軟件不正當競爭案”引發關注。該案原告是一家知名娛樂票務代理公司，涉及的門票銷售幾乎涵蓋了現場娛樂的所有領域。而被告鄭某忠在某二手購物平臺，售賣針對原告App的搶票“外掛”軟件。這起案件被認為是全國首例認定搶票軟件構成不正當競爭的判例。

如今，互聯網售票已經普及，既為售票者節省了成本，也極大方便了購票者。然而，某些時期或某些領域，由于供需不平衡導致“僧多粥少”，就出現了“一票難求”的現象。這讓某些人看到商機，推出搶票“外掛”軟件進行牟利。比如，每年春運、國慶假期，在搶購火車票的熱潮中就有搶票軟件出沒；在暑期游期間，熱門博物館部分免費門票就被搶票軟件搶走。

在國內演出市場持續升溫的背景下，不少明星演唱會門票銷售火爆，其中也出現了搶票軟件的身影。當搶票軟件通過技術手段模擬人工操作，提高訂單信息的填寫速度，并可在短時間內重復提交，無疑增加了搶票成功的概率，但同時也破壞了售票秩序和購票公平。之前更多的是質疑和譴責。在上述案例中，原告對銷售搶票軟件的被告拿起法律武器進行維權。

這主要是因為被告銷售的搶票“外掛”軟件，不但破壞了原告正常的運營秩序，而且使原告的平臺負載增加，響應速度變緩，直接增加了經營成本。所以，原告以被告構成不正當競爭為由，要求被告停止侵權，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北京東城區法院審理認為，搶票軟件不屬于科技創新，影響到原告正常經營，認定被告的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判賠2萬元。

作為全國首例認定搶票軟件構成不正當競爭的判例，這個案件的判決無疑具有重要的警示與啟示意義。

所謂警示，主要是向那些銷售搶票“外掛”軟件的企業和人員敲響了警鐘。過去，受害者沒有對搶票軟件采取維權行動，再加上受到利益驅使，滋長了侵權者的囂張氣焰。但上述判例表明，銷售搶票軟件可能構成不正當競爭，一旦受害者蘇醒依法維權，侵權者就要為此付出代價。無論是銷售搶票軟件還是功能相似的搶號軟件，都可能構成侵權被法律所懲罰。

所謂啟示，主要是給搶票軟件的受害者注入維權信心。坦率說，受害者分為兩種，一種是像上述原告這樣的售票平臺，一種是搶不到票的消費者。雖然搶票軟件損害了購票公平，但消費者往往沒有時間精力維權，這需要被侵害的平臺方依法維權。除娛樂類售票平臺勇于對搶票軟件說“不”，鐵路售票平臺、博物館參觀預約平臺、醫院掛號平臺，也不宜沉默。

換言之，凡是頻繁遭遇搶票（號）軟件侵害的相關平臺，都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反擊侵權行為。不僅可以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維權，還可以根據情節依據其他法律維權。比如，如果搶票軟件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輕則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9條第1項規定，重則觸犯《刑法》第285條第3款規定構成犯罪。只有依法追責才能倒逼搶票軟件退場。

據悉，目前網絡購物平臺和短視頻平臺上，存在著不少搶票服務，也有不少商家在平臺上兜售搶票軟件，已然形成一條灰色產業鏈。對此，既要加強市場監管，也需要受害者維權和司法機關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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