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他是我國命名植物新種類最多的植物學家,帶領我國的植物學研究走向世界。
英國人請他鑒定清朝時在中國采集的難以鑒定的植物標本,他用英語準確地說出每一種植物的拉丁名,科、屬、種,地理分布,以及曾經有記載的文獻,被稱贊為“植物電腦”。
????野外考察時,他常因為專心觀察植物沒看路而摔跤,甚至曾因一次摔跤
發現了中國此前未有過記錄的新物種——錫杖蘭,他笑著跟人說:“要是每摔一跤,就能有新的發現,那我愿意多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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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中國植物的活字典”——吳征鎰。
《吳征鎰:草木知音》
毛蘆蘆 著
翻開這本由黨建讀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聯合出版的“中華先鋒人物故事匯”系列叢書中的《吳征鎰:草木知音》,一起走進吳征鎰的草木年華。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這八個字出自西漢著名辭賦家枚乘的《七發》,意思是陳說山川之本源,盡名草木之所出。長期以來,這八個字被眾多植物學家奉為圭臬,也被定為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所訓。
吳征鎰用一生的努力,為這句話做了印證。
工作中的吳征鎰
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他不僅扎根云南,走遍全國,還走訪了世界上的多個國家,成了世界上無數植物的知音。
吳征鎰說:“植物不會走路,需要我們到深山老林去請它們。”
為了拜訪植物朋友,吳征鎰一次次出發,一趟趟跋涉,一程程奔波,披星戴月,風餐露宿,熟悉了一種又一種植物的習性和分布,為這些植物朋友做標本,寫稿子,出專著。
1959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中國植物志》 編委會,錢崇澍、陳煥鏞任主編,秦仁昌任秘書長,吳征鎰等專家任編委。1973年,吳征鎰任副主編。1986年,俞德浚主編辭世后,吳征鎰接任主編。吳征鎰連任主編十七年,最后完成《中國植物志》的出版工作。
20世紀50年代在海南考察的吳征鎰
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三百多位植物研究人員和一百多位繪圖人員,從1959年至2004年,歷時四十五年時間,完成了五千多萬字的《中國植物志》。《中國植物志》記載了我國三萬一千多種植物的科學名稱、形態特征、生態環境、地理分布、經濟用途等。它為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我國的植物資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基礎信息和科學依據。
植物學家們都說《中國植物志》的編寫和出版,為中國的植物建造了一套“戶口簿”。吳征鎰花十年時間整理出來的那三萬多張植物卡片為這套 “戶口簿”提供了重要參考。
1979年吳征鎰編著的《中國植物志》封面
圖片來源: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
這三萬多張卡片現在珍藏在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吳征鎰研究中心。參觀者走進昆明植物研究所圖書館三樓的研究中心,就會看見一排古色古香的書柜。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會微笑著打開書柜的抽屜,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張張巴掌大的卡片,為參觀者展示并介紹這些珍藏了八十多年的植物學資料。
“當年吳先生吃盡苦頭,坐了十年‘冷板凳’,做了這三萬多張卡片,如今這些卡片不僅是我們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鎮所之寶’,也是我國植物學界的寶貝。當年在編撰《中國植物志》時,吳先生貢獻出了這三萬多張卡片作為重要資料!”
在主編這套世界上最大型的植物志時,凡是吳征鎰看過的稿子,每個種他都要仔細審核校對,寫上幾千字乃至上萬字的審稿意見。每一個字他都用 “吳韞珍體”的小楷寫得清清楚楚。如今,這些資料被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檔案館珍藏。
在主編《中國植物志》的過程中,吳征鎰也培養了一大批植物學后輩人才。
1979年,在審稿會上,榕樹屬本來是分給吳征鎰編撰的。吳征鎰考慮到貴州省沒有撰稿人,就找到貴州省生物研究所的張秀實,請她來編撰榕樹屬。
“謝謝吳主編!但這個任務我恐怕勝任不了,我對榕樹屬研究不深,文筆又不好,我不敢接,怕辜負您的一番美意!”張秀實惶恐地推辭著。
“放心去做吧,我會幫助你的!”吳征鎰鼓勵張秀實。
吳征鎰說到做到,他不僅為張秀實提供了詳細的資料,還幫她做了榕樹屬的分種檢索表。稿子寫出來后,吳征鎰又親自為張秀實改稿,前后三次易稿。
1988年,吳征鎰帶六位博士生在昆明西山考察留影
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謝謝吳主編!我知道,為了幫助我,其實您花費了比自己動手寫還多的時間啊!”張秀實對吳征鎰十分感激。
吳征鎰笑道:“雖然我多花了一些時間和精力,但你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啊!咱們植物學家的隊伍里又多了一個人才!”
這就是吳征鎰,不僅自己花費心血為植物立傳,還帶領著很多年輕學者一起為祖國大地上的植物命名、撰文、編志。
除了主編《中國植物志》,吳征鎰還主編過《中國植被》《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十多部對我國植物研究貢獻頗大的植物研究著作。
吳征鎰的學生——植物學家武素功清楚地記得他與吳征鎰一起編寫《西藏植物志》時的情景。
1975年,吳征鎰(右二)在西藏希夏邦馬峰考察時合影
圖片來源: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
1976年,吳征鎰從西藏考察回來后,鑒于他的身體情況,上級安排吳征鎰和武素功一起去青島療養。可吳征鎰叫武素功把從西藏收集來的一大箱標本、材料帶到了療養院。
當時,他們師生住的是同一間屋子。在療養院療養時,不需要參加會議和處理行政事務,所以吳征鎰一天到晚都在整理從西藏帶回的材料,連中午也不休息。
“那時,他為了不打擾我午睡,做事總是輕手輕腳的。看到老師那么拼,我也不敢休息了,跟著他一起看標本、寫名錄。這哪像療養,就是一個編輯組。”
武素功說起這段往事,總會笑著說:“就這樣‘療養’了一個月,吳先生編寫了《西藏植物名錄》 和《西藏地名錄》兩部重要資料,為后來主編《西藏植物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吳先生把‘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寫在紙上,也寫在心里。2013年,吳先生去世后,植物所把他‘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的手跡,刻在了大理石上,豎立在我們研究所里。每次看見吳先生的手跡,我的心里都充滿了對他的回憶!”云南吳征鎰科學基金會秘書長楊云珊曾做過吳征鎰的秘書,所以對他也有特別深的懷念和敬意。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門口的石碑
圖片來源:清華校友總會訂閱號
楊云珊說:“我進所工作時,他已經八十歲高齡,早已拄上拐杖。1981年,他從貴州梵凈山 入湘,經張家界上太平山,隨后又登上鄂西神農架。從神農架回來不久,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斷了股骨頸,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八個月。他一邊忍受著鋼絲牽引、不能翻身的痛苦,一邊審閱了近百萬字的《云南植物志》。出院后不久,股骨頸還帶著鋼螺釘,吳先生架著拐杖,到昆明武定獅子山為科研人員講授有關植物區系的課程,之后又去了海南島、西雙版納、新疆等地參加會議和考察,如此奔波勞累,讓他從此離不開拐杖。看他拄著拐杖堅忍前行的樣子,非常令人敬佩!”
1984年,吳征鎰在武定獅子山考察,給科技人員講學
圖片來源: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馬雄才是昆明植物園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員,種過樹,栽過花,如今在園區內開游覽觀光車。他常常跟游客談起吳征鎰先生,說:“吳先生調到云南時,已經是院士了,他對我們植物研究所的貢獻很大。他很親切,見到我們這些后輩,總是笑瞇瞇的。吳老讓我知道,越是厲害的人,往往越是平易近人、質樸無華。吳先生常拄著拐杖在植物園里走動,無論看見什么植物,眼里都會露出慈祥的笑意,好像那些植物都是他的孩子。他也常常跟來植物園游玩的孩子講解植物學知識,像個親切的鄰家爺爺。”
2008年,吳征鎰獲得了2007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記者采訪他時,他說:“我的能力有限,人生不過幾十年……年輕的科學工作者,一定要在比我們還要艱難的路上去攀登,我愿意提供肩膀做墊腳石。”他又說,“我父親曾經問過我 ‘你學植物有什么用’,那個時候我答不出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因為,植物是‘第一生產力’!”
1984年,吳征鎰在昆明植物園蘭花室鑒定蘭花植物
他曾被祖母叫作“花妖”,但如今,吳征鎰的弟子們都尊稱他為“花神”。
從“花妖”到“花神”,吳征鎰用一生的熱愛和努力,改寫了他的命運,也為青少年和青年科學工作者樹立了榜樣。
責任編輯:馮煒茜
責任審校:李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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