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我的天才女友》）

無論是電影、文學、音樂還是短視頻平臺，她們的名字正從邊緣走向主流，不再只是被歸類在“女性題材”里，也不再只是那幾個耳熟能詳的代表人物。

?作者 | 張蔚婷

?編輯 | 鐘毅

2025年4月19日，新周刊副總編輯吳慧與祝羽捷、遼京、李穎迪三位女性創作者在武漢展開了一場有關文學、成長與社會的深度對談。她們談寫作，談生活和表達的力量，也談這個世界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她們以各自的經歷印證了一件事：女性創作的邊界正在打開。

祝羽捷說，很多女性已經不再按照主流敘事寫作，而是回到自己的感受里，把細膩、復雜、難以歸類的部分寫出來。這種創作姿態，不是反抗什么，而是選擇相信自我經驗本身就值得書寫。

遼京認為，寫作是她重新整理世界、重新理解自己的方式。她的小說像一面柔光鏡，照出都市生活里的情緒波動，也折射出當代年輕人的精神困境。

而李穎迪則用非虛構寫作記錄逃離城市的年輕人，和他們一起尋找意義。她說，那些“逃走”的人，其實是在試圖找到更貼近真實生活的方式。

（圖/刀鋒時間）

她們的表達沒有統一的方向，卻共同指向了一種變化：女性創作不再是附加的存在，而是正在成為一種重要的、獨立的敘事力量。她們講述的故事，早已超出“女性經驗”的范疇，而是在通過個人視角介入更廣闊的社會現實。

以下是對談記錄精要。

寫作是對自我的重新審視和發現

吳慧：首先想詢問遼京老師，你最初在豆瓣上發表作品，隨后逐漸受到更多關注，并在近年來創作了《晚婚》《白露春分》等作品。你最初創作的原動力是什么？為什么想要寫這些內容？

遼京：我的創作原動力可能源于某一天、某個時刻的自我覺醒。我意識到，在當下的生活中，除了現有的工作，我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寫作。我此前一直從事文字相關的工作，在期刊行業負責處理文字、采訪，以及撰寫他人期望看到的文章，傳達他人想表達的觀點。在某個階段，我想寫自己的東西，沒有目標、期限，也沒有交稿壓力，書寫自己的故事和情感。至于這些作品最終會呈現怎樣的效果，以及會給讀者帶來什么，都是未知的。

寫作的過程就是將這些未知逐漸變為已知，可能將不確定變成更不確定的過程，它是對自我的重新審視和發現。寫作對我自己的的意義，遠大于對讀者的意義。因為讀者有很多選擇——走進書店或圖書館，但一個作者一生能創作的作品有限，更多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

《晚婚》

遼京 著

中信出版集團·春潮Nov+，2021-1

吳慧：你認為寫作對自身的意義大于對讀者的意義。那么，回望過去，你的創作主題和題材是否有變化？有沒有一條清晰的脈絡？

遼京：在寫的過程中，我沒有明顯的感覺，好像只是隨意地想到什么就寫什么。如今回望，我的作品似乎有一個比較集中的主題，即都市情感、女性心理狀態、女性情感問題以及家庭問題，以及更多地關注人在成長過程中面對自我的問題。總體而言，我所寫的故事都是一些比較小的切口，比較小的故事。

（圖/刀鋒時間）

吳慧：穎迪呢？你最初寫作，比如創作《逃走的人》的初心和原動力是什么？

李穎迪：我大學時主修新聞，畢業后在媒體工作，早期參與過一些重大新聞現場的報道，例如武昌火車站兇殺案等。這些經歷更像是工作的一部分。

時間久了，除了更極端的事件以外，我還是更好奇平常的生活，想知道其他人在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這種好奇心讓我開始關注“隱居”這一現象，進而了解到在黑龍江鶴崗、河南鶴壁這樣的城市，有一群跟我年紀相仿的年輕人，選擇離開大城市到這樣的地方生活。我就去（這些城市）待了一段時間。

最初是為了觀察他人，但寫著寫著，我發現自己與他們有許多相似之處，尤其是新冠期間那種精神狀態，人跟人疏離的狀態，讓我與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所以加入一些“自我”進去。

《逃走的人》

李穎迪 著

文匯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4-8

從私人寫作到“關系”

吳慧：每年我們都會討論近100本好書，并最終選出刀鋒圖書獎的榜單。羽捷，你擔任推委多年，從你的觀察來看，近兩三年女性創作是否呈現出一些明顯的變化或趨勢？

祝羽捷：我明顯感覺到女性的寫作，或者是女性的表達越來越多元，也有更多的出版物的出現。這不只是推委的閱讀經驗或喜好，很重要的一點是，市場在這些年有大量和女性相關的書籍出版。

在我們的小時候，閱讀經驗沒有那么豐富。隨著新一代女性的自我意識覺醒，她們對女性敘事的需求，眾多原因造成今天有那么多優秀的女性的寫作者。

過去她們還在“討好”敘事的框架，或者是原來的讀者的品位，后來因為這樣的一個趨勢，她們逐漸意識到個體的經驗非常值得書寫，它是珍貴的，所以大家又返回了自身。

（圖/刀鋒時間）

吳慧：我的感受也比較明顯，可能是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本。作為70后，我們當時讀陳染、林白（的作品）——那時被稱為“私人寫作”（一種寫作方式）。在我看來，現在的寫作似乎更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化，比如家庭關系的變化和失去。遼京老師在《白露春分》中也展現了這種對關系的細膩描寫。你們覺得現在的寫作與過去的寫作有什么不同？

遼京：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活在這樣的一個關系里：出生在家庭關系里，隨后進入學校，進入集體生活。我還寫過大學宿舍的故事，這種集體生活中的關系變化極具中國特色。如果一個人獨居，可能糾結或“關系”就不會出現。

人的許多成長和經驗和故事都是在跟環境碰撞中產生的，并不是一個人坐在家里就產生了一種宇宙，一定有很多外圍的故事，會來自外來的人、一些關系、變化、沖突，或者是溫暖。所以每當建構一個故事時，我會首先想，需要一個什么樣關系場景——是充滿張力、激烈、緊張的關系，還是溫和、松馳的關系，會讓整個小說呈現不一樣的質感。

（圖/刀鋒時間）

在我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情感就是小說的脈絡和血流。

祝羽捷：我是陳染和棉棉的讀者，我也很喜歡。而且我覺得她們的作品非常酷。

這很有意思。在藝術領域也一樣，90年代時，很多女性藝術家通過自己的身體進行創作，用行為藝術表達觀點、進行抗爭。身體成為她們的第一戰場。因為身體是最接近自我的媒介，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女性好像失去主體的表達權，所以她們首要奪回身體的表達權和使用權。

西方也有類似的情況，如小野洋子。在那個剛剛改革開放、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年代，這種表達顯得尤為大膽。現在考古，我也覺得很刺激。有時候我也在想，今天的寫作者怎么都那么溫和，不敢去挑釁了呢？

小野洋子，《Fly》（1971）。

吳慧：我剛才提到的閱讀感受，其實和祝羽捷說的類似。過去我們看的作品往往具有很強的冒犯性和挑釁性，給人一種獨特的意味。但現在的女性寫作似乎相對舒緩，穎迪，你有沒有這種感受？

李穎迪：我感覺像美國小說家理查德·福特或者加拿大的愛麗絲·門羅都寫關系，我不覺得它是小的題材，好像全世界的作家都在寫關系。

我在《逃走的人》中也探討了這個問題：一個人能不能脫離其他人的關系而存在？人和人之間能否真正的達到理解？不是我要去寫關系，而是這個東西讓我困惑。包括我在嘗試寫小說，其實是因為我對自己的家庭關系很困惑，這個出發點還是很自我的。所以我不覺得它觀念的問題。

人能不能脫離其他人而存在？

吳慧：你之前提到去鶴崗時帶著困惑，你在那三個月里見識了許多人和故事。離開后，你是否解開了當初的困惑？

李穎迪：其實我關注的起點不是鶴崗，而是隱居生活。我好奇一個人在封閉自我、不與外界接觸的狀態下會怎樣。我內心或許也向往這種狀態——不想向世界匯報，只想獨自隱居。

之前有個朋友開玩笑說，很厭惡人，但是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好像離不開人，人有的時候很復雜的，有這樣的兩面性。

一名女性的特寫肖像，與通過玻璃反映的男性輪廓疊加，攝影者由此展示了遠距離關系的概念，或者說是未來的夢想，一個家。（圖/視覺中國）

吳慧：現在的年輕人，有時候會特別焦慮、特別迷茫，包括我們說的躺平。我想知道三位老師對身邊年輕人的這種焦慮、迷茫、躺平現象是怎么樣的看法？

遼京：我們從小被灌輸一種邏輯：好好學習，考上好大學，就會有個好工作、好前程和好家庭，（這種付出）會得到非常明確和及時的回報。

可能回報會慢一點，但它一定會來。可能今天忍受一下領導的壓榨，等你成了領導，你就熬出來了。但是現在年輕人會發現，所有的這些回報在一個非常穩定的社會體系里才會實現。

比如說像我們父輩那一代，在工廠這種穩定的單位里，像我爸媽一輩子都沒換過工作，他們就干一件事情，所有的這些邏輯鏈條也許是成立的，因為你真能看一群同事里，有人可能平步青云了，有人一輩子是個小科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辦公室里，心力交瘁的打工人。（圖/視覺中國）

像我父母那一代的人，對于同事之間的很多矛盾，他們可能都會忍，一輩子不會撕破臉，因為他們可能要共事幾十年。

但現在的年輕人不再用“長期主義”看待事物，因為老板和同事都可能隨時更換，行業和公司也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某些職位可能在未來消失。我們現在都處在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中。

所以我覺得躺平，實際上是在飛速旋轉和飛速變化的社會里的一種放空。因為你可能再怎么樣去卷、去趕，最后發現可能還是趕不上AI。

好像在一個高速旋轉的機器里面，隨著它去旋轉。所以我覺得不是主動想安靜下來，而是在這樣一個狀態里，被動地進行了選擇。

我依然覺得所謂的躺平是一種選擇，是一種我在面對當下人際關系、經濟，包括情感，各種各樣的觀念在飛速的變化。既然一切都在變，那我關上房門，就過我自己的生活，這一點是不是可以不變的？就像吳老師剛才說的，我們寫關系，對自我當下感受的尊重、確認和認可，反而是當下年輕人的特點。

作者丨張蔚婷

編輯丨鐘毅

校對丨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