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十月革命”發生后，有這么個小插曲被史書記錄在冊。

沙俄帝國首都圣彼得堡的一家工廠里，一群布爾什維克正在秘密集會。提起沙皇制度的腐朽統治，與會者們同仇敵愾，紛紛破口大罵，看那架勢，如果尼古拉二世此時不小心走進這個房間，怕是要被當場剝皮抽筋。

巧的是，就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突然收到電報，稱尼古拉二世已答應退位。

原本革命勝利是一件值得歡欣的好事情，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大伙兒非但不慶祝，會場反倒陷入了沉默。剛剛還義正言辭批評沙皇制度的人，有的竟然低聲痛哭起來。

當然，這并非是在說他們是虛假的革命者，只是在這個龐大的群體中，相當一部分人接受了“推翻沙皇制度”的宏偉目標，卻并沒有做好這一天到來的準備；甚至有人壓根就沒想到它會被實現。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后的許多年里，這種狀況依舊普遍存在——內部的不團結、群眾的不信任、地方和中央的斗法等等因素，都讓羸弱的新政權顯得搖搖欲墜。它的惡劣影響造成了許多麻煩，把新政權的領導者們折騰得焦頭爛額，列寧甚至無奈得差點擺爛。

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大會上，列寧宣布：“事到如今，我們只有讓無產階級的先進階層來替勞動群眾實施管理……”

這話換個通俗的說法：暫時不鼓勵基層民眾參與政治了，眼下誰站在高位，就繼續讓這些人當權。

這話聽起來似乎沒什么特別的，實則充滿了沮喪與無奈，言外之意：我也實在沒轍了，你們愛咋地就咋地，由它去吧！

那么，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呢？

蘇俄高層中，最先發現并反映問題的是“人事主管”卡岡諾維奇。政權建立后，新的政策要被下達到基層，可就是這么簡單的事就讓他哭笑不得——不知什么原因，政令像是自己長了腿一樣，傳到半路就跑了。

不管怎么折騰，命令都很難傳達到基層，更別提如何推行了。

經調查，卡岡諾維奇發現了問題所在：“去登記分配部門一查，到底是誰在管理農村，居然連一點資料都沒有！”

更讓他難以置信的是，高層此前并非沒有組織過調查，可有關這些調查的記錄是一點兒都沒查到，說明調查可能壓根就從未發生過。

上述足以說明，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當局對基層的管理是完全癱瘓的。

面對這樣的狀況，列寧同志起初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在他看來，俄國就像是一個重癥患者，即便下了猛藥，藥效發作也得有段時間不是？

眼下要做的就是組建起忠實可靠的干部隊伍，船到橋頭自然直，只要脊梁骨堅挺起來了，國家很快就會步入正軌，而這個問題是最不用擔心的。

眾所周知，俄國民眾被腐朽衰敗的沙皇制度壓迫太久，窮苦大眾被貴族踩在腳下，過著望不到頭的苦日子。俄國可是一個擁有億萬人口的大國，眼下突然給所有人一個當官的機會，大伙兒還不得擠破腦袋？

列寧表示，在這個問題上馬虎不得，寧缺毋濫，咱們一開始把目標定得小一些，就培養5000名干部吧！

他把一切構想得很完美，可結果卻傻了眼。

當時，蘇俄當局以全民普選的方式選舉干部，無論身份貴賤，每個人都拿到了一張效力相同的選票。投票開始后，大伙兒也表現得相當積極，似乎對參與國家建設充滿了熱情，可當統計結果出爐，領導者們被氣了個半死——最終勝出的那部分人，幾乎沒有一個是好貨色，大多是三教九流，其中甚至還有罪犯！

出現這種奇葩狀況，問題主要有兩點。

其一，正如先前所講，沙皇倒臺得太快，民眾對蘇維埃政權缺乏了解，沒什么信任。歷史的慣性是巨大的，在封建殘余勢力的影響下，許多人甚至仍愿意效忠尼古拉二世，對新政權充滿猜忌乃至敵視。

倘若把視角切換到普通人身上，問題就很容易理解了：您看，沙皇好端端地統治這片土地幾個世紀，結果新政權一來就把沙皇全家給突突了。對“大人物”尚且如此，誰知道他們會怎么處置咱們這些無名小卒？

不僅如此，大伙兒還聽說當局找了個一群人，穿上深顏色的皮衣，自稱是什么“契卡”，一言不合就闖進別人家里抓人。咱還是別摻和了，老老實實過平靜日子得了。

其二，事情也壞在了人們的私心上。

事實上，當時俄國社會中也有不少心懷遠大抱負、踏實能干的年輕人，不過當他們展現出自己的上進心后，非但沒有得到周邊人的支持，許多人甚至只是抱著“你不能混得比我好”的狹隘心思，故意把票投給了其他人。

另外，投機者們略施小恩小惠，就從窮人那里換到了大量選票。

總而言之，這次實踐讓蘇俄高層充分意識到，就憑眼下俄國民眾的政治素養，太過強調“民主”反而會讓局面更亂。為此，高層轉變策略，決定深入基層考察，親自敲定值得被提拔培養的好苗子。

乍看好像沒什么問題，可情況卻變得更加糟糕。

政權剛建立，高層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便把挑選干部的任務分配給了地方。此舉無意間賦予了地方政府極大的行政權力，各方勢力從利益的角度出發，都希望能把更多的“自己人”送上去。

別看現在選拔的是基層干部，二十年后，他們就是這個國家的掌管者！

這就像是刮彩票，自然是買得越多，刮中大獎的幾率越大。結果在短時間內，當局就拿到了一份長長的名單，人數遠超預期。

當然，高層也不糊涂，對挑選上來的人設置了考核。由于人數眾多，考核也就非常嚴苛，年輕人都以普通公務員的身份被下放到最偏遠、最貧窮的地區，縱使是國家的“接班人”，他們手中也沒有任何權力，只能任人使喚。

果然，艱苦的磨煉像是一面照妖鏡，妖魔鬼怪全都現了原形。

起初，大伙兒都被許以榮華富貴，許多人期待著升官發財，可現實卻恰恰相反：這官是當上了，怎么比過去做農奴還受罪？

沒多久，這批精心挑選的“好苗子”大部分都當了逃兵。根據列寧于1920年提交的《告俄共地方組織書》：“按照計劃，我們本應動員5000名基層干部，但到現在為止，響應者只有1000人?！?/strong>

狀況大大出乎預料，列寧顯然對此十分沮喪，將當下處境稱為“危急關頭”。此后，高層再次轉變策略，主動放權，讓各州政府負責培養干部。莫斯科則定期考察，從中挑選佼佼者。

雖然這套干部培養體制充分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更加高效，但它也促成了各地的官僚主義。一些地方政府故意將能力出眾的年輕人藏起來，同時對一些善于經營和內斗的人大肆包裝。這些人被送去莫斯科后很快就原形畢露：論權斗，個個是好手；談能力，大多是庸才。

這導致了后來蘇聯高級干部隊伍整體素質的下滑，國家陷入危機時，他們無能為力。

此外，蘇俄高層在干部的培養上也存在很大問題。他們不能做到“人盡其才”，即便是真正的干才，也常被調到并非他們專長的職位上，導致許多本可大有作為的青年才俊漸漸淪為平庸。

1923年，卡岡諾維奇無奈地承認：“毫無疑問，當下我們在用人問題上正處于徹底的混亂中……”

再后來，斯大林嘗試解決這個問題。他重新定義了革命群體和革命事業，強調干部不能躺在溫床之上，要重拾“十月革命”和內戰時期的艱苦作風。為此，他花大功夫整肅了干部群體的風氣。

為讓干部心無旁騖地為國出力，不必在物質生活方面花費心思，同時也為確保對他的忠誠，斯大林采取了“高薪養廉”的政策，為干部提供了優厚的待遇，即便是基層干部也能獲得可觀的津貼。

可事實證明，人的欲望是條填不滿的深溝，這番嘗試非但沒能解決問題，反倒把蘇聯引向了另一條危險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