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1933—2020），原名高世昌、高崗，曾用筆名浩風，原籍天津市。南開大學經濟學系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研究室主任、南開大學經濟學系副主任、教授，兼任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和天津《資本論》研究會會長等職務，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問題等。1978年以來，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學動態》《南開學報》《南開經濟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出版學術著作14部，其中個人專著6部、主編教材1部。代表性學術著作有《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壟斷與競爭——壟斷資本理論研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演變》以及遺著《積累與演變：20世紀以來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曾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等學術獎勵。

高峰先生終身堅守馬克思主義，在理論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領域專心耕耘六十載，以“少而精”的高水平一流學術作品，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現代資本主義研究作出重大貢獻，被譽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研究的大師。

資本主義經濟宏觀理論探索者　

“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是高峰先生早年專著的書名，也是他一生學術探索的主題。他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研究上的學術貢獻，是以“廣義的資本積累理論”解釋為核心，創新性地構建了“技術—市場—制度”三元框架，著重考察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演變與發展趨勢，探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學。

不同于將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學說局限于《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的傳統觀點，他主張“廣義的資本積累理論”解釋，認為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貫穿于《資本論》全書，主要考察了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長期趨勢規律，核心內容包括資本有機構成理論、相對過剩人口理論和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他的解釋囊括了微觀的個別資本積累視角和宏觀的社會資本積累視角，在馬克思主義的微觀分析和宏觀分析之間建立了內在聯系。

他綜合經濟思想史上關于資本積累演變機制和長周期（即長波）運動機制的討論，將解釋資本積累演變機制的“制度—市場”二元假說，進一步發展為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長波運動機制的“技術—制度—市場”三元假說。他認為，資本積累的演變和經濟長波的內在機制，是由社會經濟生活中與投資直接相關的多種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應以積累率為中心，圍繞“技術—制度—市場”三個方面觀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各階段和各次長波的基本特征，這一解釋框架被稱為“高峰假說”。相比于傳統的二元假說，“高峰假說”更為科學而全面，具有獨特的理論優勢，豐富完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經濟演變和長期波動的理論解釋，體現了我國政治經濟學界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原創性貢獻。

思想史上，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國家經歷的三次長波和戰后20世紀50—60年代經歷的第四次長波上升階段，學術界幾無爭議，但對此后的發展觀點不一。學者大多認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直到20世紀末，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持續的長波下降階段，并延續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高峰先生則持不同看法。

基于“技術—制度—市場”三元框架的理論分析和嚴格的實證分析，高峰先生認為，在20世紀50—60年代第四次長波上升階段的經濟繁榮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并非轉入持續的下降，而是經歷了一個新的長波。高峰先生認為，美國1973—1982年大約10年的增長率減速為第四次長波下降階段，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新的增長加速時期，應看作進入第五次長波上升階段，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轉入第五次長波下降階段。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增長重新加速，是當時的信息技術革命（技術）、新自由主義傾向的制度調整（制度）和經濟全球化（市場）共同推動發生的重大結構轉換。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并非一次單純的周期性衰退或一般危機，而是一次形成長波轉折點、開啟蕭條長波階段的結構性大危機，也因此被稱為“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大衰退”結束后，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并未出現通常的周期性高漲，而是步入一個至今仍在持續的相對停滯期，即“長期蕭條”，這充分說明這場“大衰退”確是開啟第五次經濟長波下行階段的轉折點。未來，資本主義國家長波的變化仍取決于“技術—制度—市場”三個基礎性的結構矛盾得以解決的時間和程度，即能否真正實現深層次的結構調整與轉換。

總之，高峰先生以“廣義的資本積累理論”解釋為核心，貫通微觀與宏觀視角，探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學，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動特點，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解釋當代資本主義宏觀經濟方面的獨特優勢，提升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現實解釋力。有學者評價道，高峰先生的研究成果將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同時說明中國學者很早就致力于政治經濟學“中國學派”的建構，可謂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成果的典型代表。　

馬克思主義的實證分析倡導者

高峰先生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出重要學術貢獻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自覺地堅持使用實證分析方法，倡導、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證分析的發展。他1991年出版的代表作《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以“理論的和實證的分析”為副標題，2014年該著作經修訂再版時，仍使用這一副標題。他認為，缺乏實證分析的經濟理論，必定是蒼白無力的。實證方法是經濟學的通行方法，不是也不應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專利，馬克思等經典作家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著作都緊密結合資本主義現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應充分、合理地運用實證分析方法。

高峰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研究，一是相對靜態地考察其運行機制，二是考察其長期動態的發展趨勢。依此，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也可相應分為運行規律和發展規律。這些支配資本主義經濟內在必然性的經濟規律，必然會表現為各種經濟現象，并可以通過實際經濟資料加以證實。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發展規律，會表現為若干基本經濟變量（典型的變量如資本集中程度、實際的壟斷程度、資本積累率、工人的實際工資和可支配收入、剩余價值率、資本技術構成和價值構成、生產能力利用率、實際的失業人口、一般利潤率等）的長期變動趨勢。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化，一些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形式或強度也會發生變化，這都需要用長期統計資料加以證明和檢驗，因此亟須學術界研究整理出全面、系統且可信的長期統計數據。高峰先生的研究成果大多包含詳細的實證分析，他使用的經驗資料一般都盡量追溯到19世紀中葉，因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比如美國，只有在1869年或1880年以后才有比較系統的統計資料，更早的一些估算資料則零散而不可靠。

高峰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馬克思主義的實證分析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有著原則界限，雖然在形式上二者都要收集經濟數據，進行經驗分析，但與后者相比，馬克思主義的實證分析有著三個明顯的特質：一是重視對研究對象質的規定的實證分析，始終強調研究對象的社會經濟性質；二是重視對事物的總體和內在矛盾作用下事物發展趨勢的分析，認為任何一種長期趨勢都是多種經濟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三是強調對實證對象運行時間的長期性分析，因為作為發展趨勢的運動具有長期動態性質，即使是運行機制也需要長期資料考察予以證實。主流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則往往滿足于表面的量的分析，以局部、淺層次和階段性的經驗資料為基礎，缺乏歷史感和整體視野，其實證結論有可能揭示一些“小真理”，但很難提供關于社會制度本身的“大真理”。

在研究過程中，高峰先生總是結合對“抽象力”的靈活運用進行實證分析，并不是同時強調和運用這三個特質。即使讓這些特質同時發揮作用，也會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側重。例如，研究資本積累規律的當代作用時，他使用大量有關利潤率長期變動趨勢的資料，舍象了經濟周期和長波等影響的資料和研究。分析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增長方式演變的一般趨勢時，為使研究主題更集中，他舍象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矛盾及其周期問題，較少涉及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及其影響。在分析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增長方式演變的一般趨勢時，他甚至舍象了資本積累的長期趨勢。因為資本積累的長期趨勢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不能混為一談，生產力發展雖然離不開經濟關系的制約，但它本身有較強的連續性和累積性，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經濟增長趨勢幾乎為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所共有，生產關系可能影響它們變動的速度，但一般不會影響它們運動的方向。他在這種限制下研究工業化過程中增長方式的演變規律的目的很明確，即探討其演變規律，吸取其經驗教訓，為我國經濟發展服務。高峰先生在研究中遵循的實證分析的這些原則，對推進馬克思主義的實證分析有重要意義。

高峰先生還特別強調“中間性術語”的關鍵作用。所謂“中間性術語”，是指介于馬克思原有術語和具體的統計資料之間的術語，借用這些術語才能完成馬克思主義的實證分析。比如，資本有機構成作為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比，近似地反映生產中使用的生產資料與勞動力之比，既表示物質生產領域中的技術關系，又反映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系，是馬克思獨創的術語，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及其統計資料中，是不存在這一概念的。對這樣的術語進行經驗統計的關鍵是找到合適的“中間性術語”。他為此耗費很大精力，最后采用預付固定資本存量價值與職工工資總額計算資本價值構成，進而考察資本構成的長期變化。可見，找出能夠用于經驗統計并體現馬克思主義規定的“中間性術語”，是實證分析的前提和關鍵，本身也是豐富、擴展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

“理論聯系實際”優良學風踐行者

高峰先生之所以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出重要學術貢獻，還在于他自覺踐行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他在晚年曾坦承自己的學術貢獻主要還不在“提出新觀點和新材料，而在于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問題嘗試了一條新的研究思路”，這正體現了他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

高峰先生曾多次強調，我國理論界應切實遵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并未窮盡真理，而是開辟了認識真理的道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科學論斷推動學術研究，尤其要摒棄過去那種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對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一概否定或批判的態度，以及對西方經濟學盲目排斥的態度。實際上，許多西方左派經濟學家的研究緊密聯系實際，思想束縛較少，理論思路開闊，觀點可能有對有錯，但對許多理論問題的探討要比國內學者更加深入。現代西方經濟學也已發展到非常精細的程度，論著浩繁，學派林立，大多數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感和對策性。他強調，我們要樹立正確的指導思想，堅持從現代資本主義實際出發，重視長期統計資料分析，充分吸收國內外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基礎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在理論擴展和實證分析的互動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圍繞現代資本主義的許多重要經濟現象，他在資本有機構成理論、一般利潤率下降趨勢理論、壟斷資本理論、競爭理論、當代資本積累理論、企業并購理論、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理論、虛擬資本理論、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理論、生產方式理論、經濟長波理論等領域都作出了極具創新性的貢獻。在深入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同時，他也對社會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思考，針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實踐作出研判、提出建議。

高峰先生的所有學術作品構成一個有機的學術整體，體現出他在理論經濟學研究中的鮮明特色，即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吸收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成果，重視長期統計資料分析，對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他在《資本積累理論與現代資本主義》一書的“結束語”中說：“在對馬克思積累學說的幾個主要方面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的研究之后，給筆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不是他的理論的某些難以避免的缺陷或局限，而是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和預見力，他的經濟學說的科學價值和強大的生命力。”終其一生，他從未動搖過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信仰，堅持不懈地宣傳和捍衛馬克思主義，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貫徹和發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

（作者系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