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本身有著各種欺詐的謀略，被很多道德家批判。那么用道德評價兵法可靠嗎？

當然不可靠。孫子兵法寫道：“兵者，詭道也。”又說“兵不厭詐”。意思是用兵打仗的時候，必須依靠詭詐來確保成功，依據是否有利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孫子這種追逐功利為宗旨，以詭道欺詐為手段的戰爭指導思想被很多道德家批判。道德家們總是喜歡以德服人，而且提倡儒家的仁義理智信，要所有人都遵守儒家的道德規范。他們總是把社會看得理想化，而且把這種理想擴展到用兵方面，要求用兵也要講求仁義。宋襄公講求仁義，最終被消滅。仁義只是道德方面的要求，而在用兵方面卻并不能講仁義，而是審時度勢，實則虛之，虛則實之，讓敵人摸不透，猜不到，才能出奇制勝。大將領兵在外，可以臨時調度兵將，而不能總是聽皇帝的指揮。叫做“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即便權力系統都不能完全指揮臨敵的大將，就更別提用道德來指揮了。道德只是拿來宣講的，讓人們普遍遵守的，而道德本身大多屬于儒家道德，被統治階級修改之后，廣泛推廣。人們接受了儒家道德以后，就會變得知足常樂，變得講究仁義，懂禮節，可以促進社會和諧，但對于用兵來說，卻沒有絲毫的作用，甚至適得其反。用兵是動用暴力來獲得利益，而這種暴力并不能隨意使用，需要在獲得利益的前提下才能使用，不管是侵略別的國家還是抵抗別的國家侵略，都有一定的利益在里面。倘若人人都講道德，就沒有侵略與反侵略，也就不會存在軍隊了。

事實上，人性是難以遏制的，尤其是一個人做了皇帝以后，會為全體老百姓的利益著想，哪怕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也要防止別的國家入侵，而當自己發展壯大以后，就會悍然發動侵略戰爭。人性的基因里似乎有好轉的因素，即便兩個好朋友經常在一起做事，也有可能因為利益打了起來，最終分道揚鑣。人類群體就像猴子群體一樣，要讓最厲害的人做首領，而當社會文明進化到一定的程度，最厲害的人并不一定當首領，而是擁有權力和錢財的人才可以做首領，因為他們掌握了社會優質資源，就是權力和錢財。這個時候，用道德來評價社會各個階級的狀況，本身就存在著前提錯誤的問題，就是在階級差別之下，樹立全社會統一遵守的道德體系，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公正的。雖然道德也會分層級，有統治階級依存的道德，也有被統治階級依存的道德，當然還有社會普遍推行的道德，要求每一個人遵守，但這些道德體系之間存在著抵牾，并不是推行道德的人能夠看清楚的。按照孔子的初衷，君王和老百姓都要遵守“仁”的道德，而不能有所差別。可是君王不聽他的，要改造他的思想。最終統治階級有自己內部的道德體系，被統治階級也有自己內部的道德體系，并不能互通互用。哪怕形成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現象，也仍然被人們視為正常。

道德不具備強制執行力，總是用一種社會習俗或風尚、傳統來影響人們。即便有人違背道德，也不一定被其他人發現。沒有被發現的就被社會視為不存在，當然不會受到懲罰。即便有人違背了道德，被其他人發現了，也只是被批判，卻沒有產生強制執行力。倘若違背道德的人被強制懲罰，那么社會將會重新回到封建家族統治的時代。封建大家族可以樹立族規，對偷盜、奸淫、搶劫等犯罪分子實行懲罰。雖然這些族規并不一定合乎法律，但族人們都認可。這樣實行一段時間，可以確保家族穩定發展，不至于因為作奸犯科者太多而走向崩潰。社會發展也是如此，需要設定法律，嚴格執行，而法律就是國家的暴力條款，由暴力機關來執行。由此擴而大之，軍隊是國家的暴力機關，需要對抗暴力，不然國家很快就會被滅亡。既然是暴力對付暴力，就等于以暴制暴，不用講什么儒家的仁義道德。仁義道德是用來安撫人心的，是要宣講出來的，至于作奸犯科者沒有被發現，仁義道德就不起任何作用。道德不具備強制執行力，而軍隊具備強制執行力，而且會通過暴力來實現目的。越是這樣，軍隊就越要穩操勝券，哪怕失敗了，也仍然要韜光養晦，力求東山再起。

道德家們批判孫子兵法，認為他的兵法教人用詭詐的計謀，會導致人心變壞。他們說的并不是全無道理，而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人們用了兵法的謀略，就會變得詭詐，甚至沒有真實的朋友。荀子就曾經批判過孫子兵法：“ 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除厄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為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斥之為“傭徒鬻賣之道”，說明孫子的兵法并不足以治理國家，而且容易把人心弄壞。宋代的陳師道直斥孫子兵法為“盜術”，要求朝廷廢黜。葉適的看法也是如此，說孫子兵法“非詐不為兵，蓋自孫武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道德家的這種批判只是從社會治理方面來看的，從宣傳方面來看，卻沒有從實際作戰的角度來看。甚至很多道德家都是一介書生，根本沒有用兵的經驗，也不知道戰爭的重要性。用書生的道德觀念來評價兵法，總是不著邊際，甚至完全走向歧路。

雖然兵法的功利性比較強，而道德大多不講什么功利屬性，但兵法有實際應用的環境，不能和社會道德完全等同，或者說不能用道德來評價兵法。就像不能用道德來評價某項技術一樣，技術無所謂善惡，只有使用技術的人才有善惡的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