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18 歲的郭天增攥著供銷社工作證站在盧店街頭，命運的齒輪就此轉動 —— 他在大躍進的鋼花飛濺中揮汗，在本溪機建隊巷道里與滲黑水的枕木為伴，在內蒙古草原測量隊的沙塵暴中守護帳篷，又在城關鎮南城墻下用拉架子車撐起小院。從戰天斗地的 “排長”“連長” 到 “工頭”，從紅旗煤礦供應科的票證堆，到青藏高原雪線顛簸的藥材車；從中越邊境炮火里的驚險狂奔，到少室路商業街的出租門面房，這個曾在日軍戰火中被轉送、在 “反右” 漩渦中險些沉淪的中原漢子，歷經九次命運轉折：靠發霉大豆餅熬過本溪水災七日饑荒，在文革武斗中護工撤退，因誤診 “癌癥” 窮賣床鋪，卻因捐贈 “袁毅” 匾額成為地方史活證人。他的故事里，藏著中國近代史最真實的呼吸 —— 是戰火與政治的淬煉，是商業與人性的博弈，更是一個民族在苦難中向陽而生的韌性密碼。

登封豪門落，稚子亂世生

1940 年 11 月 11 日，郭天增出生在河南登封一個曾經顯赫的家族。家族祖上是登封的富戶，與少林寺頗有淵源，既從事佛教相關事宜，又開辦私塾從事教育。這樣的家庭背景，讓郭天增一出生便自帶幾分特殊的光環。

日軍侵華時期，雖然日軍沒有直接攻入河南登封，但戰爭的陰影依然籠罩著這片土地。家族為了躲避戰亂，開始了四處躲藏的生活。在這期間，郭天增經歷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變故。母親為了讓他能夠在亂世中存活，將他 “轉送” 給了一位無子女的國民黨太太。小小的郭天增就這樣離開了父母的懷抱，進入了一個陌生的環境。

國民黨太太的家里，雖然有著相對優渥的物質條件，但卻缺少家庭的溫暖。年幼的郭天增每天都在思念自己的父母，渴望回到那個雖然貧困但充滿愛的家。幸運的是，隨著局勢的混亂，國民黨太太一家也無暇顧及他，郭天增終于有機會逃離，回到了父母的身邊。

這次 “轉送” 的經歷，讓郭天增早早地見識到了戰爭的殘酷和人性的復雜。而家族與國民黨勢力的交集，更是讓他的童年充滿了政治的陰影。親戚們大多是國民黨軍警人員，這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成為了困擾他多年的難題。

盡管生活在動蕩之中，郭天增的父母依然十分重視他的教育。他們將他送入私塾和小學就讀，1957 年，郭天增完成了六年級的學業，成為了當時為數不多的完小畢業生，這樣的文化程度在那個文盲率極高的年代，顯得尤為珍貴。

紅潮卷故園，右派困少年

新中國成立后，郭天增的家族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于家族曾經是地主，且與國民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被劃為 “右派分子子弟”，從此陷入了政治的深淵。

父親郭金升作為國民黨時期的郵電局職員，膽小怕事卻又好賭博，在政治運動中成為了批斗的對象。家里的財產被沒收，曾經的富戶瞬間變得一貧如洗。郭天增也因為家庭成分的問題，受到了周圍人的歧視和排斥。在學校里，他被同學們孤立；在社會上，他處處碰壁，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工作。

1957 年，“反右運動” 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年輕氣盛的郭天增因為一些言論問題，險些被劃為 “反革命分子”。那段時間，他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被抓走。幸運的是，由于證據不足，他最終逃過了一劫，但這件事卻成為了他心中永遠的陰影。

供銷社中困，躍進潮里奔

五十年代末，郭天增迎來了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 —— 在盧店供銷社任職。這是他踏入社會的起點，每天接觸著計劃經濟下的物資分配，看著糧票、布票在手中流轉，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體制內工作的規矩與局限。然而，家庭成分的陰影始終籠罩著他，在供銷社的晉升之路舉步維艱，他只能在最基層崗位默默工作，眼睜睜看著同期入職的年輕人憑借 “根正苗紅” 的背景步步高升。這段經歷雖短暫，卻讓他深刻體會到時代洪流下個人命運的無奈。

1958 年，“大躍進” 運動席卷全國。為了響應國家的號召，郭天增離開供銷社，投身到這場全民運動中。他參與了大煉鋼鐵、挖煤、煉焦等勞動，每天都在高強度的工作中掙扎。在新登煤礦工作期間，郭天增憑借著自己出眾的體力，成為了工人們中的佼佼者。然而，煤礦工作的危險性極高，一次安全事故讓他不得不返鄉養傷。這次事故不僅讓他身體上受到了重創，也讓他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迷茫。

闖關赴本溪，豆餅度饑寒

1959 年，全國饑荒蔓延，河南老家的生存壓力陡增。郭天增做出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遷徙 ——“闖關東”。他跟著同鄉踏上了北上的火車，目的地是遼寧本溪。初到本溪，這座工業城市的煙囪與鐵軌讓他充滿期待，他在商業機電工程處找到了一份工作，成為三級工，每月能拿到 54 元的工資，這在當時已是相當可觀的收入。

然而，命運并未眷顧這個異鄉人。當年秋季，本溪遭遇罕見水災，城市交通癱瘓，物資供應中斷。郭天增所在的工程處駐地淪為孤島，倉庫里的糧食很快耗盡，最終只能靠庫存的大豆餅充饑。這種原本用于牲畜飼料的粗糙食物，成了他每日的主食，難以下咽的口感和營養不良帶來的浮腫，讓他深刻體會到 “生存” 二字的重量。水災稍退，他看著滿目瘡痍的城市，意識到體制內的安穩不過是脆弱的表象，遂萌生了離開的念頭。

轉戰內蒙古，沙海覓生機

離開本溪后，郭天增輾轉來到內蒙古，在一支中央直屬的測量隊找到了新的出路。這支測量隊負責大漠中的植被研究，常常深入荒無人煙的區域，挖掘古樹根系、采集土壤樣本。郭天增的工作是協助技術人員運輸設備、搭建營地，偶爾也跟著進入沙漠腹地。

在內蒙古的日子里，他見識了草原的遼闊與殘酷：冬季零下三十度的嚴寒，能瞬間凍裂皮膚；春季的沙塵暴遮天蔽日，常常讓隊伍迷失方向。有一次，測量隊在騰格里沙漠邊緣作業，運輸物資的駱駝群意外受驚逃散，全隊斷水斷糧。郭天增跟著老隊員挖梭梭草根取水，用隨身攜帶的指南針辨別方向，最終在沙漠中跋涉三天后找到綠洲。這段經歷不僅磨礪了他的體魄，更讓他學會了在極端環境下與自然博弈的生存智慧。

成家南街院，立業小飯攤

1963 年底，郭天增迎來了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 結婚。他的妻子比他小 6 歲，兩人在親朋好友的見證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他們在登封城關鎮南城墻下（現懷玉堂位置）的一個小院落戶。這個小院成為了他們生活的起點，也承載了郭天增后來的創業夢想。

為了養家糊口，郭天增以拉架子車、開荒地、做土坯為生。在修紙坊水庫的過程中，他憑借著自己的領導能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擔任了農民工排長；在修焦枝鐵路時，他任突擊隊連長，帶領連隊完成了一項又一項艱巨的任務。那段時間，雖然生活依然艱苦，但郭天增卻感受到了家庭的溫暖和工作的成就感。

隨著時間的推移，郭天增逐漸在小院里安定下來。他利用小院的地理位置，不斷拆除老城墻擴建門市房，開始嘗試發展副業。最初，他開設了一個飯店，憑借著實惠的價格和可口的飯菜，吸引了不少顧客。隨著生意的逐漸好轉，他又將飯店擴大規模，并增設了旅社，為過往的行人提供住宿服務。最終，在這個小院建成 20 余間門市房用于商業運營，后來，嵩陽路拆遷，他用搬遷補償款又在少室路建成三處商住房，見證了他從一個普通農民工到小商人的轉變。

煤礦掌采購，黑市涉邊緣

1970 年，郭天增進入了紅旗煤礦，擔任供應科采購員。這個工作對于他來說，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在計劃經濟時期，物資短缺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煤礦也不例外。郭天增憑借著自己的人脈和能力，四處奔波，解決了礦上的物資短缺問題，成為了礦上的 “關鍵人物”。

在采購過程中，郭天增也接觸到了一些邊緣行業。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他開始涉及少量的走私活動，如倒賣木材、藥品等。這些活動雖然為他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收益，但也讓他時刻面臨著法律的風險。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國家政策的調整，煤礦的經營狀況逐漸惡化。郭天增的采購工作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最終，他不得不離開了煤礦，開始尋找新的謀生之路。

肺病誤判癌，藥商轉乾坤

七十年代末，由于長期酗酒，郭天增患上了肺病，并且被誤診為 “惡性腫瘤”。這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讓他和家人陷入了絕望之中。然而，郭天增并沒有放棄，他四處尋醫問藥，最終在一位中醫的治療下，病情得到了好轉。這次患病的經歷，讓他深刻地認識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也讓他了解了些中醫藥知識，并能鑒別中藥，了解中藥行情，決定轉行從事中藥生意。

從此，郭天增開始往返于東北三省、云南、廣東、廣西等地，采購蟲草、川貝等珍稀藥材，賺取差價。在中藥生意中，他見識到了市場的廣闊和利潤的豐厚，也感受到了其中的風險和挑戰。

隨后，1982 年他參與了煤礦投資，投入了 30 萬元。然而，由于政策變化和資金問題，這次投資最終以失敗告終。投資失敗后，郭天增并沒有氣餒，他迅速調整了自己的發展方向，繼續專注于餐飲和旅社生意。此時，嵩陽路開始擴建，郭天增的家所在的城關鎮南城墻區域面臨拆遷。他抓住機會，用拆遷補償款在嵩陽路附近購置了新的房產，將飯店和旅社搬遷到了新的位置。新的住處地理位置更加優越，人流量更大，生意也更加紅火。

車輪爆響驚，傷腿守故園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熱了物流運輸行業。郭天增敏銳嗅到商機，東拼西湊借了一筆錢，購置了一輛帶掛大貨車，開始在河南周邊省份跑起了運輸生意。駕駛室里，泛黃的行車日志記錄著他日夜兼程的足跡，方向盤上磨出的凹痕見證著無數個奔波的晨昏。

然而，命運的無常總是猝不及防。1983 年隆冬的一天，郭天增在湖北襄陽一處簡陋的汽修廠給輪胎充氣。當他俯身檢查氣壓時，突然一聲震耳欲聾的爆響撕裂空氣，高壓氣流裹挾著鋼圈碎片如子彈般襲來。巨大的沖擊力瞬間將他掀翻在地，雙腿傳來的劇痛讓他幾乎昏厥。劇烈的震動和飛濺的碎片，在他的雙腿上留下了粉碎性骨折的重創。

這次事故成為郭天增人生的又一轉折點。躺在病床上的三個月里，他經歷了數次痛苦的手術，即便康復后，右腿也落下了永久殘疾，走路時一瘸一拐的姿態，成了這段慘痛經歷的印記。無奈之下，他只能含淚賣掉心愛的大貨車，放棄了外出闖蕩的生意。

但郭天增骨子里有著不服輸的勁兒。傷痛稍愈，他便將全部心血傾注在城關鎮的飯店和旅社上。他拄著拐杖穿梭在廚房與客房之間，憑借多年積累的商業經驗和豪爽義氣，將生意打理得有聲有色。曾經轟鳴的車輪聲漸漸遠去，取而代之的是飯店里的煙火氣和旅社中往來旅客的談笑聲，他用堅韌在傷痛中開辟出了新的生活天地。

邊境涉走私，炮火險逃生

在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經濟尚未完全建立，體制外的經濟活動存在著許多灰色地帶。郭天增也參與了一些走私活動，包括倒賣機械零件、電子產品（如手表）、藥品（大三陽 / 小三陽藥物）等。
他曾赴中越邊境、山東等地進行走私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他經歷了許多驚險的時刻。有一次，他在中越邊境進行走私活動時，恰逢中越戰爭爆發，他被困在了邊境地區。當時，戰火紛飛，子彈在耳邊呼嘯，他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然而，
憑借著自己的機智和勇敢，他最終安全地回到了家鄉。
這些走私活動雖然為他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收益，但也讓他深刻地認識到了法律的威嚴。隨著國家法律的不斷完善，他逐漸放棄了這些邊緣行業，開始專注于合法的商業活動。

暮年守商鋪，牌匾證滄桑

1990 年后，郭天增的生活逐漸趨于平靜。他在少室路的新住處擁有了三處臨街門市房，后院用于自己和兩個孩子自住，門面房用于出租，成為了 “房東”，生活相對穩定。

子女們也都長大成人，從事著不同的職業。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孫女畢業于河南大學，并且考取了研究生，家族逐漸擺脫了政治陰影，走向了光明的未來。
在 2021 年春節期間，郭天增在大金店袁橋景區游玩時，發現該景區源于 1939 年 2 月中共登封縣第一次黨代會在袁橋村袁毅家中秘密召開，作為 “中共登封紅一大” 舊址，袁毅故居先后被列入登封市級和鄭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景區影響力不斷發展壯大。他想起了家里保存的一塊 “時雨春風” 牌匾，為 1935 年 11 月（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上旬，由桐柏縣縣長袁毅等二十六位門生，為其授業恩師郭清江敬立，匾額正下方為二十六位門生署名，其中袁毅上方刻有 “桐柏縣長” 之方形圖章。經與景區洽談，公認此匾歷史研究價值很高，佐證了袁毅桐柏縣長的身份，也承載著一段特殊的記憶。雖然景區愿意高價回購，但郭天增經過深思熟慮，并與家族商議，決定將這塊牌匾無償捐贈給大金店袁橋，讓它成為地方歷史的見證。

郭天增的一生，是動蕩年代里一個普通人的生命傳奇。他從登封城關南城墻下的小院起步，歷經戰爭、政治運動、經濟變革，在時代的洪流中不斷掙扎求生。他的故事，不僅是一個人的人生經歷，更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現代史，展現了普通人在歷史變遷中的堅韌與頑強，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來的希望。從供銷社的青澀到闖關東的漂泊，從煤礦采購的機敏到中藥生意的轉型，他用每一步腳印丈量著時代的厚度，最終在歲月的沉淀中，成為了自己人生的掌舵者。(閻洧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