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于《同舟共進》2025年2月）

發軔于1861年的洋務運動，以“自強”“求富”為旗號，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的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在中國這片古老、遼闊的土地上，推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近代化運動。

參與洋務運動的人潮中，既有曾國藩這樣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者，有李鴻章這樣的發揚光大、行路致遠者，也有張之洞這樣的后來居上、大興產業者。然則，坊間少有人提到左宗棠對洋務運動做出的貢獻；偶爾提到，也往往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我想，這或許是因為他收復新疆的歷史貢獻過于巨大，遮掩了他在其余領域的光彩吧。

身在一隅，心憂天下

對于晚清中國而言，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區區一萬余英軍、數十艘艦艇，在去國萬里之遙的客場作戰，居然將號稱擁兵百萬的清朝打得潰不成軍，以割地賠款告終。這場戰爭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改變了無數國人的命運，也警醒了一部分精英知識分子，丟下“天朝上國”的迷夢，開始“睜眼看世界”。

彼時，左宗棠正住在湖南安化陶澍家里。陶澍是前任兩江總督，很欣賞左宗棠的才情，不惜放下封疆大吏之尊，與他結為兒女親家。一年前，陶澍因病去世，去世前囑托他代為撫養和教育自己年幼的子女。左宗棠因而來到了安化陶家。

左宗棠

安化交通不便，信息閉塞。但左宗棠身在一隅，心憂天下，通過師友的信件往來，及時了解外界發生的大事。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后，他的恩師、長沙城南書院院長賀熙齡寫來多封信件，陸續傳達了中國屢戰屢敗的消息。英軍兵鋒直逼廣州城的消息，讓左宗棠大為吃驚。吃驚之余是憤慨，他說 ：“洋事于屢次挫衄（音nǜ，挫敗）之馀，忽又失利，愁憤何可言？”

憤慨之余，他寫下《感事》四首詩抒懷。其中一首寫道：

司馬憂邊白發生，嶺南千里此長城。 英雄駕馭歸神武，時事艱辛仗老成。 龍戶舟橫宵步水，虎關潮落曉歸營。 書生豈有封侯想，為播天威佐太平。

在詩里，左宗棠歌頌林則徐、鄧廷楨等英勇抗敵的老臣，表達了自己作為一名書生，希望能夠仿效他們，為天下太平沖鋒陷陣的感想。自南宋以降，以胡安國、胡宏、張栻、王夫之等人為代表的湖湘儒學逐漸形成了一種強調經世致用、知行并重的價值取向，被稱為“經世派”。這種學派注重社會實踐和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與“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腐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耳濡目染之下，左宗棠自然也很崇尚這種價值取向，并身體力行。他從鴉片戰爭的失利，既看到了人才匱乏、言路堵塞等深層次弊端，又提出了兩條克敵制勝的建議，希望通過賀熙齡轉給兩廣總督，供他在指揮作戰參考。

第一次鴉片戰爭

第一條是：“奇兵二路，疾出其后：陸走東莞，逾山而西南，營于缺口海岸；一乘舟下內水，經順德、香山，收復壕鏡，頓兵十字門、九星洋附近各島。”建議派遣兩支奇兵，抄英軍的后路。

第二條是：“練魚屯、設碉堡、簡水卒、練親兵、設水寨、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設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一體敘功……”建議依靠魚屯、碉堡、大筏、軟帳等防御設施來防御英軍進攻。

左宗棠是舉人出身，長期在農村耕讀，雖然因自幼崇拜諸葛亮而飽讀兵書，但并無行軍作戰的實際經驗。他提出的這些建議，大多數不切合實際，也無可操作性，唯獨設立造船廠、制造大船火炮的建議，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富國強兵的必經之路。只不過，左宗棠非官非吏，人微言輕，微弱的聲音很快就被淹沒在眾聲喧嘩之中。設立造船廠、制造大船火炮的夢想，在他腦海里安靜地存在著，等待有朝一日變成現實。

試制蒸汽輪船

1861年冬，當手握大權的恭親王奕?會同軍機大臣桂良、文祥上奏《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啟動洋務運動之際，左宗棠剛剛在曾國藩推薦下被清廷任命為浙江巡撫，率領楚軍在浙江與太平軍作戰。浙江時期，是左宗棠一生功名的重大轉折點，這一點自不待言 ；此地還讓他極大地開闊了視野。

當時，浙江除了左宗棠率領的楚軍外，還活躍著幾支洋槍隊，如法國軍官日意格、德克碑統領的“常捷軍”，以及由英國軍官招募俗稱為“綠頭勇”的“常安軍”和“定勝軍”。這幾支洋槍隊雖然主體是中國人，卻裝備洋槍洋炮，按照西法訓練，戰斗力較強。更重要的是，與停留在冷兵器時代的清朝軍隊相比，洋槍隊大規模裝備蒸汽輪船（時人亦叫汽船、火輪等），運輸兵員或者槍支彈藥，在河汊縱橫的浙江一帶調動速度極快，來去如風，給左宗棠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兵貴神速，如果能在瞬息萬變的戰場先人一步，必將極大地提高戰勝敵人的幾率。為了進一步了解汽船的性能和用途，左宗棠還專門派他的幕僚、寧紹臺道史致諤，從安慶乘坐輪船前往上海，再從定海經過鎮海抵達寧波。當史致諤還在途中時，左宗棠已多次致信，迫不及待地詢問用輪船運輸糧食彈藥的利弊兩端。

不需更多權衡，左宗棠很快就在楚軍里使用洋槍洋炮。由于輪船購買價格太高，他買不起，只好雇用幾艘美國、法國輪船，供楚軍使用——及至升任閩浙總督后，他才在達爾第福的協助下，購買了一艘英國輪船“長勝”號。當然，不管是自購還是雇用，都不影響輪船的實際效果。正如他所言：“出洋捕盜，輪船較宜，雇用與購買均無不可。惟同一輪船而有合用不合用之分，船上各炮位及應用各器械亦有良楛（音kǔ，粗劣的）之別，非明于此者不能辦也。”

買不起昂貴的外國輪船，能不能自力更生，自己動手制造呢？左宗棠在與史致諤書信溝通時，便已多次提到這個問題，稱“鄙意將來須仿造火輪，乃可語洋防耳”“長久之計還須自造火輪”“畢竟沿海各郡長久之計，仍非仿制輪舟不可”“火輪船總當刻意辦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無不成之事也”，云云。

1862年，左宗棠又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出建議 ：“將來經費有出，當圖仿制輪船，庶為海疆長久之計。”他認為，以后等國家有足夠的財力支撐時，要策劃仿制輪船，這才是保衛海疆的長久之策。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在制造輪船之前，左宗棠甚至進行了一次試驗。1864年，他在日意格、德克碑的幫助下，請幾個老工匠仿制出一艘小汽船，在水光滟瀲的西湖上，以“慢得讓人嘆息的航速”航行了一段距離，最終因沒有達到理想效果而宣告失敗。

有趣的是，不久前，他的湖南老鄉、另一位中興名臣曾國藩，在安慶內軍械所造出了一艘“黃鵠”號蒸汽輪船，并試航于揚子江上。試航時，輪船以16里的時速逆流行駛了225里；返回時又以28里的時速順流行駛了8小時，轟動一時。

曾國藩、左宗棠號稱“一時瑜亮”，但在興辦洋務上，曾國藩走在了前面。假以時日，左宗棠會迎頭趕上嗎？

創設造船廠及船政學堂

顯然，要制造輪船，除了必要的技術支撐外，還需要源源不斷的財源和穩定的生產發展環境，二者缺一不可。1866年，左宗棠率部在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剿滅了太平天國在南方的最后一支武裝力量李世賢、汪海洋部，回到了福建。此時，戰事初定，搞發展、抓生產提上了議事日程。

福建位于沿海，經濟較為發達，尤其是港口貿易繁榮，福州港正式開埠已達20余年，是清朝最大的對外交通口岸之一。這些都為制造輪船提供了基礎保障。

因此，左宗棠回到福建沒多久就奏報朝廷，請求在福建設廠造船：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廣東、福建、浙江、江南、山東、直隸、盛京七省皆屬濱海之區，無事之時，可以轉漕籌餉，懋遷有無 ；有事之時，可以征調軍旅，巡洋緝盜。次言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動達津沽，藩籬成為虛設 ；洋船準載北貨，行銷各口，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日益困頓，凡此種種均非設局急造輪船，不能為功。

他在奏折里詳細匯報了設廠造船的巨大好處 ：輪船制造出來后，既可以運輸漕糧軍餉，也可以用于行軍作戰和緝拿海盜。這些都說到了清廷的心坎上。清廷定都于北京，偏離江浙一帶糧食主產區，每年都要耗費大量資源運輸漕糧到京城，正如民間俗語說，豆腐也不免盤成肉價錢。如果能夠以較低成本解決這個問題，清廷自然樂見其成。是以，清廷很快就批復，準許在福建設立福州船政局，下設船廠、船政學堂等。同時，在國家財政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從閩海關洋稅下劃撥40萬兩白銀，作為船廠的啟動經費 ；另外每月從閩海關洋稅下劃撥5萬兩白銀，作為船廠的日常運行經費。

拿著清廷的批文，左宗棠經過一番實地考察，將福州城郊外馬尾山下中岐鄉靠近馬江邊的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荒地定為廠址。

他邀請老朋友德克碑、日意格來擔任技術總監，為船廠提供技術支持。

可巧不巧的是，就在左宗棠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時，清廷將他調去西北，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督辦軍務，后又擔任陜甘總督。清朝官場素有“人走茶涼”的傳統，他這一走之后，福州船政局的建設會不會半途而廢呢？

繼任閩浙總督是吳棠，左宗棠與他不熟，對此毫無把握。于是，左宗棠一邊奏報清廷，請求另外派員接管船政事務；一邊親自出馬，邀請丁憂在家的原江西巡撫沈葆楨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出身、人品、能力俱佳，是管理船政事務的不二人選。沈葆楨本來無意出山，但被左宗棠的誠意感動，最終出山任職。

左宗棠的擔憂并非多余。吳棠觀念守舊，他上任后處處刁難船政事務，沈葆楨很難開展工作。左宗棠憤慨之余，動用各種手段，說服清廷將吳棠調走，擔任四川總督。繼任閩浙總督馬新貽觀念開放，與左宗棠關系很好。在馬新貽的支持下，沈葆楨率領福州船政局步入正軌。1869年6月10日，大清國產第一艦“萬年清”號戰艦成功建成下水，在萬眾的歡呼中乘風破浪，劃向遼闊的江面。中國這艘古老的船舶，清脆地鳴出了現代航海事業的第一聲汽笛。

在馬尾造船廠開建的同時，福建船政學堂也創辦了。一邊造船，一邊培養造船、駕駛的人才——這正是左宗棠在洋務理念上不同于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之處。福建船政學堂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專習“西藝”的洋務學堂，自創辦以來，源源不斷地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并將教育模式和人才傳播到天津、煙臺、南京、廣州等地，衍生出近代一座座海軍學校，堪稱中國近代航海教育和海軍教育的發源地，就連多年以后李鴻章創建北洋水師都受益無窮——北洋水師的中高級將領，如劉步蟾、薩鎮冰等人，都畢業于福建船政學堂。

收復新疆的新式槍炮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左宗棠率領八萬湖湘子弟到了西北后，駐扎在陜西西安。此時，他麾下的清軍總兵力達到120個營，每天都需要耗費大量槍支彈藥。如果依靠上海的外國洋行代為購買，一則費用高昂，1萬發步槍子彈的售價為19萬兩白銀，委實負擔不起 ；二則萬里迢迢運輸太難，往返至少耗時半年到一年時間，很難在短時間內供應上。

左宗棠收復新疆

既然如此，能不能就近在西安設立一家軍工廠，生產清軍急需的槍支彈藥呢？這是有前章可循的。幾年前，曾國藩便是以創辦安慶內軍械所的方式，來解決湘軍武器裝備不足的問題。后來，李鴻章也興辦了上海（蘇州）洋炮局，為淮軍生產開花炮彈、自來火槍、田雞炮等武器。由此，左宗棠在1867年，奏請撥銀30余萬兩，向外國購買機器，從浙江寧波等地招募工匠，創立了西安機器局。

西安機器局是中國西北地區第一家近代兵工廠，設在西安東縣門，主要生產抬槍、銅帽、開花炮彈、黑色火藥等槍支彈藥，以供軍需。工人主要來自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機器制造局，能熟練地掌握機器設備。1872年，隨著左宗棠率部西進，進駐蘭州，西安機器局也隨之搬遷到蘭州，改名為蘭州機器局。

出于安全考慮，蘭州機器局的地點沒在城區，而是設在通遠門外。蘭州機器局有廠房10多間，規模遠遠超過西安機器局，左宗棠委托上海候補道臺胡雪巖向英國匯豐銀行借白銀400萬兩，從法國泰西洋行購買了一批機器，極大地擴充了產能。

同時，左宗棠特意從福州船政局調來自己的得力助手賴長，擔任蘭州機器局的總辦，全權負責機器局的運行。賴長是廣東人，曾經擔任過左宗棠的副將。他精通軍火，擅長各種機器的設計制造，是一個具有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的人才。

“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除了賴長，蘭州機器局的人才還遠遠不夠。左宗棠又從金陵制造局和江南制造局高薪“挖”來一批技術精湛的專業技師和工匠，請他們協助賴長工作。在收復新疆一役中，戰事緊急，賴長日夜指揮工匠修造出各種槍炮，滿足了軍隊需要。

蘭州機器局仿造能力強大，能夠仿造出以假亂真的普魯士七響后膛槍和后膛進子螺絲大炮，還將中國舊有的劈山炮和無殼抬槍進行改造，大大提升了性能。此外，該局還能夠自設計研發新式武器——包括一種200多斤的重炮。

蘭州機器局制造的大炮

1875年，俄國軍官索思諾夫斯齊來到蘭州機器局后大為驚嘆，認為即便在俄羅斯也生產不出這樣的武器。索思諾夫斯齊的說法，或許有恭維或附和左宗棠的成分，但蘭州機器局制造槍炮子彈的技術，已接近當時的世界水平，這一點毋庸置疑。在蘭州機器局的保障下，左宗棠所部武器水準得到了極大提高，還配備了12門后膛炮，組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與侵略軍作戰的專業炮兵部隊。從1876年4月在肅州祭旗出兵，到1878年1月克復和田，左宗棠只用了不到兩年時間，就收復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創造了晚清中國領土失而復得的傳奇——這也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以國產武器打敗侵略軍。

不知道彼時彼刻，左宗棠有沒有想起30多年前，自己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失利以后，寫給恩師賀熙齡的那封信？

近代工業推動者

“自強”和“求富”，一體兩面，不可或缺，俱是洋務運動的應有之義。因此，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在引進西方生產技術創辦軍用工業的同時，往往也會興辦新式民用工業和新式學校，以達到救國目的。在這一點上，左宗棠自不例外。他在福州創辦船政局之外，還創辦了一家桑棉局。

福州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與江浙地區一樣，有著悠久的種桑養蠶歷史，自宋朝、明朝以來，紡織產業就非常興盛。但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朝被迫五口通商，受洋布傾銷的打擊，福州紡織產業出現衰竭的跡象。左宗棠擔任閩浙總督時，意識到保護紡織產業的重要性，采取了許多振興紡織產業的做法，比如出臺種桑養蠶扶持措施、創辦桑棉局、興辦蠶務學堂等。

清朝文人朱景星、李駿斌、鄭祖庚編輯的《閩縣鄉土志》記載道 ：“農桑，官設在水部繪春園（耿王莊）。同治初，左文襄（左宗棠謚號）督閩，創辦桑棉局，近改今名。先從蠶桑入手，意在提倡民辦，所以購到蠶種及蠶絲、應用各器具，皆貶價，以便民間購用。并分設蠶務學堂及育蠶、繅絲各傳習所，分門以教，而農務則一切開墾、水利、山林、畜牧之事均屬之，以期逐漸興辦。”

在左宗棠的鼓勵和提倡下，福州紡織產業得到了振興，并蓬勃發展。到了陜甘地區后，左宗棠同樣注重興辦民用工業。1877年冬，由于大雪封山，戰事暫停了一段時間。蘭州機器局總辦賴長自制了一臺水輪機，用甘肅產的羊毛試織成一段呢子。這讓左宗棠大為振奮。甘肅草地遼闊，擁有大片優質牧草，很適宜養殖山羊，盛產優質羊毛，何不成立一個織呢局，利用甘肅豐富的羊毛資源來生產呢子？他將自己的想法說給賴長聽了，后者也很贊成。兩人一拍即合，說干就干。

1878年，收復新疆一役結束后，他們從德國購買了一套織呢機器設備，包括蒸汽機、梳毛機、蒸刷機等。1880年，這套60余架、4000箱的設備全部從德國運回，從上海經武漢輾轉抵達蘭州，在通遠門外兩華里處（現暢家巷）組成了蘭州織呢局，并于當年9月16日正式開工。

蘭州織呢局是中國第一家具有近代意義的毛織廠，分東廠、中廠和西廠三部分。東廠為紡線、織呢車間，中廠為動力、機修、辦公區，西廠為洗毛、整染車間。工廠以賴長負總責，聘請德國技師史德洛米為總辦，李德、滿德為總監工，全部采用近代織呢工藝流程，每天產呢8匹，每匹長5丈，寬5尺。

蘭州織呢局

由于產銷不對路，蘭州織呢局時辦時停，難以為繼，在1883年一次鍋爐爆炸后，被繼任陜甘總督譚鐘麟停辦。但這仍不失為一項有開拓性的創舉，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經驗與教訓。

除了蘭州織呢局，左宗棠在西北地區還開辦了庫爾勒南金場、庫什木鉛廠、烏魯木齊鐵廠等工廠，點燃了興辦實業的星星之火，逐漸在西北地區成燎原之勢。一批民用工業企業雨后春筍般出現，成為行將就木的晚清時期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1881年10月，左宗棠由軍機大臣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兩江地區洋務事業蓬勃興盛，他鼓勵大家采取官倡商辦，而非傳統官督商辦的方式興辦洋務，支持由商人集資興辦徐州利國驛煤鐵礦務總局、安徽池州煤鐵局等一批近代工礦企業，為我國近代工業化產生了巨大作用。

在左宗棠的推動下，1884年，自鎮江至漢口長達800多公里的沿長江陸路電報線建成使用，成為中國創辦電報初期的三條長途干線之一。沿海線、長江線“兩縱一橫”三條長途電報干線建成后，中國廣袤的海陸國境內可迅速貫通消息，以前外敵入侵時由于信息傳輸滯后而處處被動的情境，從此一去不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