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團合組“天下第一團”

汪曾祺早年有篇名文《馬譚張裘趙》，發表在《文匯月刊》上，寫當年北京京劇團的五大頭牌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趙燕俠。汪曾老與他們曾經同事，寫起來不但筆端富有感情，而且不時冒一兩句戲班里的俏皮話兒，真可謂是談戲中的上上等文字，好看且耐咀嚼。今年三月，五大頭牌里的最后一位——趙燕俠，以九十八歲高齡珠沉玉殞，“這個女人不尋?！薄胺Q最后一位辭世的京劇大師。近些年，類似“一個時代的落幕”的表述幾乎被講濫，但用在趙燕俠的身上，卻無比貼切。“鶯啼如有淚，為濕最高花”，她這“最高花”的謝世，當真意味著一個屬于京劇的時代徹底落幕了。

趙燕俠（1928—2025）

其實，馬、譚、張、裘、趙合組北京京劇團，并非同時，而是有先來后到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的京劇院團林立，最多時有二十余家，其中就包括馬領導的馬連良劇團；譚、裘掛并牌的北京市京劇二團（更早叫太平京劇團）；張領銜的北京市京劇三團；趙為首的燕鳴京劇團等。1955年末，馬團和譚、裘的二團率先合并，成立新的北京京劇團，此之謂強強聯合。從12月1日開始，在天橋劇場舉行建團公演，三天的大軸戲分別是《十道本》《潘楊恨》《群英會·借東風》，盛況空前，一票難求。

馬、譚、裘湊在一起，演《群英會·借東風》這種戲，堪稱全國獨一份兒。明眼人可看出，新團的老生、花臉都是頂級名家，尤其老生，還是“兩大天王”并立，但旦角羅蕙蘭等，卻嫌嫩了點兒，總覺不夠匹配，還不如譚、裘合作時用的楊榮環、陳永玲。到1956年底，張君秋的三團加入，如虎添翼，一舉解決了旦角偏弱的問題。從此，馬、譚、張、裘四大頭牌就在一起了，他們分別是生、旦、凈中的翹楚，外加李多奎、馬富祿、楊盛春等名家，陣容之堅強，搭配之整齊，真是無以復加，一時甚至有“天下第一團”的美譽。劇團的體制屬于民辦公助，政策很靈活，馬、譚、張、裘諸人拿特批的高薪，待遇極優渥。

趙燕俠演《大英杰烈》

汪曾祺文里的五大頭牌，還有一位趙燕俠，她是最后加入的，而且年齡最小。趙長期領銜私營的燕鳴京劇團，以北京為根據地，紅遍全國，直到1960年才奉行政命令并入北京京劇團。趙雖然入伙最晚，但她的獨立性最強，其唱念表演，頗具時代感，很能得到新社會觀眾的歡迎。如果沒有趙燕俠，北京京劇團的整體面貌還是顯得陳舊了一些；而有了趙，北京團通俗趨新的一面，就被頂起來了。因此，趙固然加盟晚，卻不是可有可無的，她更能展現新中國文藝工作者的風采。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

民國時的堂會戲、義務戲，往往名伶薈萃、劇目精彩，令人無限懷想。1949年之后，堂會戲固然沒有了，那種大合作的義務戲也極為罕見了，要想看到名家云集的演出，相對困難。彼時，“四大名旦”的團，基本都是“光桿牡丹”，一張戲票只能看一個梅蘭芳或荀慧生，其余配演多不足觀；但馬、譚、張、裘、趙的北京京劇團，還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生、旦、凈、丑每個行當都有一流人才，搭配實在齊整。要想充分感受傳統戲的魅力，領略名角風采，還得看馬、譚、張、裘、趙集體領銜的“天下第一團”。

三步好棋

譚富英的公子譚元壽回憶：

當馬、譚、張、裘組合北京京劇團時，許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議，說：“馬跟譚怎么能合在一起呢？誰能容下誰呢？”可是這老二位不但合在了一個團，還合作得很好、時間很長?！斘腋赣H扮演的劉備與馬先生扮演的喬玄見面時，喬福一喊“皇叔到”，臺下觀眾就爆發出熱烈的掌聲。我們當時都在場，那掌聲足足持續了兩三分鐘，戲都沒法往下演了。

這話從“小譚”的嘴里說出，才顯得何其真實與難得。不夸張地講，馬、譚、張、裘、趙長期在一個團合作，確是梨園奇事，在1949年之前根本不可能實現。因為五人都是挑班掛頭牌的大角兒，都要站舞臺當中，怎么可能“排隊過家家”？

譚富英教子圖（教譚元壽身段、為其操琴吊嗓）

北京京劇團的組建，是有時代背景的。1955年初，中國京劇院成立，梅蘭芳任院長（掛名），下轄好幾個團，中青年名角云集，一時如日方升，好不風光！這是隸屬文化部系統的，算“國字頭”的團。不久，上海京劇院也成立了，那是以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為主的團，在南方獨占鰲頭。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市作為京劇的發祥地，如沒有動作，就顯得被動了。北京的京劇團雖多，但一直各自為政，還沒有像中國京劇院、上海京劇院那樣整合起來，實現“強強聯合”。北京市的主要領導心氣兒很高，迫切想在這方面有所謀劃，有所樹立。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劇團的主心骨，還在角兒，角兒強則團強。要想后來居上，就要打破常規、出奇制勝，實現第一流的大角兒的聯袂合作。于是，在市領導的策劃推動下，1955年底，馬連良的團和譚、裘的二團率先合并，成立新的北京京劇團。這樣，他們的生、凈合作戲就是全國獨一無二了。這是第一步好棋。

可惜北京團還缺好旦角，接著再物色當時最杰出的旦角。相關部門領導敏銳地將目光鎖定在當紅名旦張君秋的身上，之后就果斷把張的三團并入，一舉解決了旦角短板。此為第二步好棋。

當時馬、譚、張、裘的結合，確實震驚全國文藝界，把不可能變成了現實，自然不是一帆風順的。據說主要領導親自出面斡旋，并指示下屬，做了大量細致認真的工作，才讓名伶們打消顧慮，心悅誠服地合并。1960年趙燕俠的加入，同樣體現出領導的“頂層設計”來。張君秋雖然是彼時全國中年男旦的魁首，但怎奈男旦在1949年之后已不被提倡了，新中國更看重的，是相對年輕又有培養前途的坤旦。那時中國京劇院有杜近芳、云燕銘、李慧芳等，上海更有童芷苓、言慧珠、李玉茹；不必諱言，在坤旦方面，北京京劇團是“瘸腿”的。為了彌補，也為了更勝一籌，北京市后來決定再把趙燕俠的團并入。趙領銜的燕鳴京劇團的票房極佳，加入北京團，等于又注入了新鮮血液，補上了弱項。此之謂第三步好棋。這背后亦有當時私營劇團國營化的大背景。

其實，馬、譚、張、裘、趙五位本尊，也絕想不到他們能在一起合作，因為都是各自行當的“天花板”，放在民國，怎么可能？北京京劇團幾次合并的背后，明顯有運籌帷幄的“幕后推手”。據老先生告知，總策劃就是當時北京市的“一把手”——彭真。彭真本人非常愛好京戲，且頗懂戲，他與馬連良、趙燕俠等名伶的私交都好。以他的地位、影響力、決斷力，加以精心籌劃，設計了三步好棋，才最終實現了五位一流大家花團錦簇的合作局面。用今天的話講，彭真在藝術上是有“戰略眼光”的。

應該進一步明確的是，馬、譚、張、裘、趙諸位名家的合作，固然得益于領導的籌劃、行政的力量、形勢的變化；但更為內化的動因，在于1949年之后，演員的思想覺悟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名角通過學習，在“名利”思想方面有所收斂、改觀；而在團結協作和“為人民服務”上，則毫無疑問地加強了。當時的媒體也大力宣傳、褒獎五大頭牌的精誠合作、不計牌位。當藝術追求超越一己名利，家國意識取代幫派小團體，時代潮流碾壓因循守舊，大師們的攜手才真正從形式聯合升華為價值共鳴。北京京劇團的金字招牌熠熠生輝，成了首都文藝界的榮光。

五大頭牌的微妙關系

馬、譚、張、裘、趙作為北京團的五大頭牌，自是風光無限，遺憾的是，五人共同合作的局面，并未形成。這里存在風格的協調、傳統的習慣等問題。如果說協同合作（指合演一個晚會），主要還是馬、譚、張、裘的配合，他們在一起，藝術風格相對和諧，基本還是延續當年“富連成”的風貌格調。客觀講，趙燕俠加入晚，與馬、譚、裘一起合作的時候較少（指合演一出戲），傳統戲方面，她似乎只與馬合演過《坐樓殺惜》。譚、裘謙德可風，給趙墊過戲（指在趙前面單唱一出）。還有個情況，趙加入一年多后，譚富英就因病輟演了。有人說，趙燕俠給譚富英配演過《珠簾寨》的二皇娘，張、趙合作過《西廂記》（張演崔鶯鶯，趙演紅娘），似不可信?，F代戲時代開啟，早期的《杜鵑山》，裘盛戎演烏豆，趙燕俠演賀湘（還未改為柯湘），馬連良演鄭老萬，有實況錄音傳世，這臺戲至少實現了馬、裘、趙三人的合作。

馬連良、裘盛戎、趙燕俠演《杜鵑山》

然則，馬、譚、張、裘、趙同在一團，是否一次大合作也沒實現？此又不然。1960年，趙燕俠新入團，而全團因超額完成演出任務，于1961年除夕，在北京工人俱樂部舉辦聯歡晚會，大軸戲是全團反串《八蠟廟》，馬連良演費德恭（勾臉武生），譚富英演朱光祖（武丑），張君秋演金大力（花臉），裘盛戎演張媽（彩旦），趙燕俠演黃天霸（武生），李多奎演家院（末），馬富祿演施公（老生），小王玉蓉演褚彪（武生）……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反串演出，令戲迷津津樂道，更是五大頭牌唯一一次盛大合作，理應載入團史。

說實話，五大頭牌之間的關系，有些微妙。從年齡看，馬（1901年）、譚（1906年）、張（1920年）、裘（1915年）、趙（1928年），最大的和最小的，竟相差了27歲。五人中，從行當看，兩個老生，兩個旦角，一個花臉。老生和旦角、老生和花臉都有大量的戲可以合演，因此，無論是馬或譚，跟張、裘、趙合作都是相對容易的。俗語云：同行是冤家。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五人中最難處的關系，無疑是馬、譚和張、趙兩組。兩個頭路老生、兩個挑班名旦碰在一起，在舊戲班如“烏頭白，馬生角”，毫無可能。俗話說一山難容二虎，您能設想余叔巖、言菊朋，抑或梅蘭芳、程硯秋在一個戲班里合作？或荀慧生、尚小云合組一班？

再從性別、輩分和出身看，五人中四男一女，馬、譚與張、趙，不是一輩人，裘則介于中間。馬、譚、裘三人都是富連成科班出身，分別系連、富、盛三科的高材生。馬、譚是同輩人、師兄弟，都唱老生，在1949年之前皆長期自張一軍，堪為一時瑜亮，但兩人惺惺相惜，關系一直較融洽。裘雖然也是師弟，可小馬十余歲，差不多隔了一輩，馬一直叫裘的小名——“傻子”，足見關系親近。而譚與裘在新的北京京劇團成立前，就長期合作，從太平到二團，關系自然更親密。張君秋在五人中，年齡第二小，又是馬的干兒子，出道后長期給馬唱“二旦”，他當然更要尊重馬。如此看來，馬在五人中居長，“話語權”最大，既有大師兄的威望，又有義父、長輩的身份。趙作為五人中唯一的女性，十幾歲就掛了頭牌，頭角崢嶸，她挑班的年齡，甚至比張君秋還小。由此言之，趙有傲氣的資本，人家憑本事掙大錢，再大的角兒也不怵，頗有些巾幗不讓須眉的氣概。

好戲頻出的關鍵

五大頭牌皆是大名角，都挑班掛頭牌，在一起如果同行相輕、互不相讓，是很容易“散伙”的。民國的班社，名角林立卻不歡而散的情況，屢見不鮮。這個團，能不能立住，能不能持久，五大頭牌的相處之道，就成為關鍵。

筆者突發奇想，覺得五人的合作，有點像《西游記》唐僧師徒四人外加白龍馬西天取經，他們之間形成了特殊的張力，構成了相對穩定的結構，既競爭，又謙讓，既合作，又較勁，這樣才能持久，才能好戲連臺。不妨談談五人在演出中是如何謙退禮讓的，用事實講話，更有說服力。

譚富英在上海對記者說：“咱們（指他跟馬）在科班里時就常在一起演戲了。那時我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在《戰蒲關》中他飾劉忠，我飾王霸；在《搜孤救孤》中他飾公孫杵臼，我飾程嬰。這是快三十年的事了。雖然我們私交很好，要不是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教育，人民群眾的督促，你說，咱們老哥兒倆能像在科班里那樣親切友愛地在一起切磋藝術嗎？”言下之意，小孩子學藝時可以在一起，成年成名后反倒不容易合作了。話講得比較含蓄。張君秋談到馬、譚的合作時說：“兩位齊名的老生演員在一個劇團里長期合作，這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痹捑透苯恿?。

馬連良、譚富英演《群英會 借東風》

然而，馬與譚竟然就在一個團了，而且相處得很敦睦，這不能不說是京劇史上的異數。他們師兄弟之間誠然有默契，但還是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教育起了關鍵作用。北京團幾大頭牌的禮讓，最突出地表現在馬連良和譚富英的身上，因為他們都是老生行，而且在五人中排名第一第二，他們倆處理好了，其他的就好辦了。在排名上，譚居于馬之后，這就是一種敬讓。

馬連良的《十道本》很拿手，在扶風社都是他一人飾二角，包辦李淵和褚遂良。北京團成立后，他想恢復這出老戲，但年齡大了，感到吃力，于是和譚富英商量，央譚助演李淵。而譚恰好沒有此戲，本來可以一口回絕，但他沒有駁師兄的面子，愿意玉成。然后馬一板一眼地教了譚，兩人合演，遂轟動一時。這說明譚是很“抬”馬的，師兄弟的關系融洽無間。投桃報李，馬連良也有謙讓的時候，他們一起在上海演出時，友人央馬演《失空斬》和《問樵鬧府·打棍出箱》。馬當然可以演，但又絕對不會演。為什么？因為這是譚富英的拿手戲，他不能跟師弟搶飯碗。馬和譚，各有各的“勢力范圍”，各有各的“討俏”的戲，互敬互讓，此之謂梨園的生存之道。

誰最像沙和尚

在《西游記》的取經隊伍中，每個人的作用各有不同。取經路上，沙僧淳樸憨厚，看似沒什么用，實則他的地位舉足輕重，是師徒中很重要的“潤滑調節劑”。如果發散思維和想象力，五大頭牌中，最淡泊、最像沙和尚的，是誰呢？答曰：譚富英。五大頭牌雖說互諒互讓，但總要有人讓步多些，更有吃虧精神才行。再進一步說，五人的精誠合作恐怕要更多歸功于譚富英具有的淡泊而不與人爭的品行了。

譚富英演《空城計》中的諸葛亮

不妨以北京京劇團幾出大合作的群戲為例，聊聊譚富英是如何謙讓的?！洱堷P呈祥》在民國，就是“拴”角兒的大戲，生、旦、凈、丑皆有，每個角色都有發揮余地，并非只突出某一位。至于《四進士》《秦香蓮》《趙氏孤兒》《狀元媒》等就不同了，這幾出戲都有“第一主演”，其余的角兒算是眾星拱月。

最能體現北京團名家合作不計牌位的，是《四進士》。此劇實以馬連良為主，馬飾演宋士杰，其余：譚富英的毛朋、張君秋的楊素貞、裘盛戎的顧讀，外加馬富祿的萬氏，實在是頂級豪華陣容！在民國馬老板的扶風社里，張君秋演楊素貞是可以實現的，師弟裘盛戎的顧讀也有可能實現，但譚富英的毛朋，卻是無論如何也沒法實現的。毛朋算是“硬里子”活兒（據說早年譚鑫培也演過），而譚富英是挑班的頭路老生，怎么可能給人演毛朋？然而，在北京京劇團，譚就演了！這實在是譚淡泊名利的最佳例證。

至于老戲改編的《秦香蓮》，本是裘盛戎的“正戲”，老戲就有花臉為主的《鍘美案》。改編后，張君秋的旦角特別加強了，總之此劇以裘、張二人最有用武之地。但馬連良的王延齡、譚富英的陳世美，就有明顯的眾星攢月的意味了。請注意，王延齡是老丞相，馬演之，尚不失身份，有俏頭；而陳世美是反面角色，譚那么大角兒，沒有心胸，是難以為之的。早些年，譚、裘在太平和二團時，譚為捧裘，就常演陳世美。如此看來，《秦香蓮》里較“吃虧”的，還是譚富英！

后來的《趙氏孤兒》，自然以馬連良的程嬰為主，這又是一個大放異彩的角色，集馬派藝術之大成。裘盛戎創作了經典名段——漢調二黃“我魏絳”，少許勝多許，可謂“四兩撥千斤”。相比而言，譚富英的趙盾、張君秋的莊姬，光彩就少些。不過，莊姬的戲份還較重，而趙盾的戲，場次就少了。總體看，譚富英在《趙氏孤兒》里，又一次做了“高級綠葉”。

譚富英演《趙氏孤兒》中的趙盾

還有一出張君秋的代表作《狀元媒》，雖然沒有裘，但馬、譚陪著唱，也“夠瞧老半天的了”。馬的呂蒙正還算討俏；譚的宋王，真是“乏善可陳”，或者干脆說英雄無用武之地。但譚為了捧張，照演不誤。

趙燕俠加入北京京劇團的第一場戲，時在1960年11月的天橋劇場，她在大軸演拿手戲《辛安驛》，而前面是譚富英的《晉楚交兵》。這令趙非常感動，事后專門打電話致謝。馬連良的《盜宗卷》也在趙的《辛安驛》之前唱過。當然，趙燕俠同樣有為馬、譚墊戲的時候。

比來比去，顯然譚富英做“第二提琴手”，甚至“第三、第四提琴手”的次數更多，甘為人配的品格更突出！吃虧人常在，場次少、分量輕的角色，他一再承擔。不得不承認，譚富英是謙謙君子，仁厚老成，他的高風亮節，在五人中是最為顯著的。記得汪曾祺也贊譽譚“重人之生，輕己之死，如此高格，能有幾人？”，確實，從日常的合作，就能看出譚最有協同輔助的精神。這一點實在重要，五人都有妥協讓步的時候，但譚的遷就退讓無疑最多。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譚的謙遜禮讓，沒有譚的“潤滑調節”，五人是難以實現長久合作的。

趙燕俠的藝術魔力

環顧全國，馬、譚、張、裘、趙的團，成為京味兒最濃、演傳統戲實力最強的團；不止如此，他們的新編戲，也最能立得住，“天下第一團”名副其實。但天下事總難十全十美，如果說“天下第一團”還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小生偏弱，團里的茹富華、劉雪濤、閔兆華皆非“頭路”，特別是演《群英會·借東風》或《龍鳳呈祥》的周瑜，都嫌弱，難饜人意。

1949年之后，最被公認的京劇新流派，是楊寶森、張君秋、裘盛戎等人創造的。實則趙燕俠的趙派，當年也頗得首肯，陳毅元帥就認為趙獨稱一派，水到渠成?？傊?，北京京劇團形成了較多的新流派。已故的蔣錫武先生有篇文章《假如張君秋是在中國京劇院……》，光看標題，就很有思辨意味。其實，題目被省略的句子是：“他還能創造出張派藝術來嗎？”如此看來，這一問真頗為尖銳。蔣文結論是：“含蓄點講，恐怕難；若徑直說，則不可能。”如果再追問一句，趙燕俠在中國京劇院，趙派能否形成？答案恐怕是相同的。為什么說張、趙在中國京劇院，張派、趙派就未必能形成呢？原因是復雜多元的。簡言之，中國京劇院是“國”字頭的公有劇團，在生產機制、價值取向上，都是趨新的。過去的名角挑班制，已在批判之列，而編劇、導演、作曲、舞美等的作用，則日漸增強。中國京劇院在藝術上更強調創新，更突出集體的力量；但強力追求團體風格，在某種程度上就弱化了名角的作用。而北京京劇團在較長時間內則是民營公助，雖然也注重集體，但亦相對尊重藝術家的個性，較好地處理了名角與劇團的關系。換言之，北京團執行的，或可稱作集體領導下的名角中心制，藝術家的創作空間或許更大。從審美上講，流派最看重的，不就是藝術個性、風格么？群山眾壑的連綿整齊之美，固然好看，卻難出獨樹一幟的新流派；而奇峰突起、直插云霄的出類拔萃之美，才更有可能孕育大藝術家。在北京團，張君秋、裘盛戎、趙燕俠的藝術才華得到較好的發揮，三人都排出了可以傳世的個人代表作，瓜熟蒂落般地形成了自己的流派。

趙燕俠演《碧波仙子》

目前，戲曲演出劇目仍相對貧乏，演員藝術水平參差不齊，劇團生態失衡屢見不鮮……如何發掘、整理更多的傳統戲，如何培養孕育新時代的大藝術家，如何扶植打造藝術一流的劇團，當年的天下第一團——北京京劇團，或許能帶給我們很多的啟示呢。

趙燕俠以近百歲的高齡辭世，還是令人感慨萬千。她是百年來最著名的坤伶之一，更是開宗立派的大家。當年最紅、最有票房的幾位坤伶，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吳素秋等，多以流派傳人自居，而趙燕俠，標新立異、獨樹一幟的味道更濃，她是坤伶中的“獨行俠”，披荊斬棘，孤標傲世，或許顯得不那么合群，但她卻能長風破浪，傲霜斗雪，是真正的女中豪杰。最有意思的是，網絡時代來臨后，許多沒在劇場看過趙燕俠的年輕戲迷，通過網絡視頻迷上了老太太，戲稱她是被京劇耽誤的脫口秀天才，又開玩笑稱她為“邪派”教主。年輕人喜歡的，是老太太英姿颯爽的個性；而戲謔的背后，則是對趙派藝術的“曲線贊美”。

劉旦宅畫《玉堂春》之“探監”

不知怎的，趙燕俠的去世，令我聯想到了杜甫筆下的盛唐第一舞者公孫大娘，“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詩圣的這幾句話無限感慨，亦無限凄涼。當年的公孫大娘“絳唇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如今趙燕俠的趙派，可有弟子傳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