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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初，日本剛一投降，蔣介石立即要求美國派軍事人員幫助其建軍，并提出一項詳細、周密的方案。

“軍事顧問團”的名稱就是蔣親自提出的。根據該方案，“顧問團”的任務是幫助中國政府建立完全美國裝備，采用美國技術和戰術的現代化的海、陸、空軍；組織上設司令部(包括行政與戰略計劃人員)及海、陸、空、后勤等各部；任期第一階段為5年，期滿后再議；并要求魏德邁任顧問團長。

9月13日，杜魯門正式致函蔣介石，原則上同意“提供顧問身份的美國軍事人員”，具體形式再議。實際上從抗日戰爭結束后，美國軍事人員不但未撤出，而且有增無減，在魏德邁領導下的“顧問”活動一直在進行。

美國對此事采取積極態度的主要考慮是：

1946年2月25日，杜魯門正式批準授權美國海、陸、空軍聯合組織派往中國政府的美軍顧問團。

5月初，馬歇爾受權正式就美方提出的協議草案與國民黨政府談判。

該草案基本上保留了原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主要條件。與1945年美方意見有一點不同，就是“軍事顧問團”人員都是美現役軍人，向美國政府負責，而不是對國民黨政府負責。

7月初，國民黨方面通知美方，對協議草案大體上能接受，只是希望刪去和修改一些過于露骨地侵犯主權的提法。馬歇爾及美駐華使館在現場對中國廣大輿論反對美國助蔣打內戰的呼聲有親身感受，為避免透露出去會引起中國人民更強烈的反美情緒，并認為實際上予奪之權在美國手中，說服了華盛頓的軍方予以同意。

這項協議在1946年沒有正式簽署，原因是向國會遞交的有關法案未獲通過，而僅于7月16日通過了一項批準單獨派出海軍顧問團的法案；但是實際上一直是按此《草案》執行著。

美國國務院后來承認：“這一草案在顧問團存在期間，曾經是中美在這個問題上的準繩。”

在形式上，美國在1946年通過立法形式只派出了海軍顧問團，正式派海陸空軍聯合顧問團于1948年9月由國會立法通過，11月正式工作，年底又奉命撤出，似乎只存在了兩個月。事實上，戰后美國陸、空軍顧問團從未間斷工作，而且在內戰中卷入極深。

美國為應付國內外輿論，在法律與形式上做文章，往往與實質內容、實際行動距離很大，這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關于這個時期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問題，馬歇爾還有一項說詞，就是該項援助是在估計和談可能成功，國共軍隊能夠統一的前提下決定的，其中包括為中共訓練和裝備10個師的計劃，并協議在張家口開辦軍事訓練班。

美國準備提供給中共部隊的物資也已運到北平，后來因內戰爆發，又運了回去，這是事實。但力圖使中國共產黨放棄獨立的軍隊，這是美國從赫爾利到馬歇爾一貫的政策。

他們關心這一點，遠超過關心中國實現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民主聯合政府。這也是赫、馬兩次調停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馬歇爾希望以美援來誘使中共作出更多的讓步，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阻止中共接受蘇聯的援助。

這一意圖，在抗日戰爭結束前，美國駐華代辦艾切森領銜的長電報中也已有所陳述。馬歇爾于1946年4月間致函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安德路·梅，要求其幫助促進通過派軍事顧問團的法案，所提的理由就是中國國共軍隊的統一對馬完成目前（調處)任務至關重要。但是對國民黨，美國并未等國共和談有結果才派軍事顧問團，也沒有因內戰爆發而撤回援助物資。只是準備給共產黨的那部分援助始終沒有給，內戰爆發就取消了。

中共方面，在政協會議閉幕后，一度曾相信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因而1946年2月起就積極準備復員整軍。3月間，中共中央發出部隊精簡1/3的黨內指示；與此同時仍對美國和蔣介石保持一定警惕，決定把軍隊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按國共雙方比例參加整軍，一部分在地方自治的規定下，以保安隊、民間武裝的形式隱蔽在民間，準備應付蔣方的突然進攻。

二戰期間美國戰時通過的《租借法》有規定：向盟國提供的租借物資只供戰時打擊敵人之用，原則上戰爭一結束，根據該法給盟國的軍事援助即應停止。但是對中國卻是例外。日本投降后美國對中國一再延長《租借法》，一直到在美國法律上再也說不過去為止。

1945年9月5日，杜魯門正式批準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后的軍事‘租借’政策”，最后一條對中國作了特殊規定：對中國的租借應按照最近給魏德邁將軍的指示執行。

第一次延長有效期為半年，到1946年3月初截止。后又將有效期一再延長至10月21日。

戰后延長的租借物資主要用于以下諸項軍事援助：

此外，又在馬歇爾建議下，為其訓練325名陸軍軍官及132名軍醫。

美國延長《租借法》的表面理由是完成遣返日俘的任務。實際上，在將近8億美元的物資中用于遣返日俘僅300多萬元。其余在實際效果上無不用于打內戰。

1946年8月31日，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美戰時剩余財產協定》，將美國存放在中國、印度和太平洋17個島嶼上的剩余物資折價轉讓給國民黨政府。該項物資價值約9億美元，雙方扣除互相應付的費用后，最后中方實付1.75億美元。

這項談判自1946年4月份已經非正式開始，初步達成協議后，杜魯門于8月22日正式委派國務卿特別助理，戰時物資清理專員麥卡白率團赴中國與宋子文正式談判，簽署協定。此事是馬歇爾發起，并力促其成的。

在中美雙方討價還價過程中，馬歇爾敦促美方降低價格，理由是：“在此項交易中，我方考慮遠遠超過單純經濟利益，我們在太平洋的地位一姑且不論我們未來的安全一都與此有關。”

杜魯門給麥卡白的指示中也說：對馬歇爾“使命成功的考慮應在有關如何出售剩余物資的考慮中占首要地位”。

所以，很明顯，盡管馬歇爾后來以種種技術上的理由為美國此項行動作冗長的辯解，其首要的考慮是政治上的，是為了配合他的在華使命，并且是他本人一力促成的。

綜合起來，美國此舉目的如下：

在美國看來，這是一舉數得，而對中共說來，無可否認地是美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一項重要行動。8月2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就正在進行中的這項談判向馬歇爾正式提出抗議，指出：在目前內戰方酣的情況下轉讓此項物資等于“火上添油”，可能挫敗一切謀求控制目前戰事的最后努力。該項供應不論是否有直接軍火，肯定將大大加強國民黨政府的作戰能力。

如果達成協議，可以立見其嚴重后果，美國政府將不能辭其咎。

周恩來還說，鑒于該項談判將嚴重破壞馬歇爾促成和談的使命，要求馬運用其影響要美政府推遲談判，直到中國和平統一和聯合政府實現。最后這點向馬歇爾提出的要求是莫大的諷刺，因為恰巧是馬本人運用其影響促成的這項談判。馬歇爾和其他美國在華談判代表當即發表聲明拒絕周恩來的抗議，并以轉讓的都是“民用”物資為由進行辯解。事實上，其中一部分物資如交通器材、卡車、軍用食品、軍用服裝等都可直接用于內戰。其余物資出售后所得也可用于購買軍火。在戰爭已經爆發的情況下，這種區分純屬掩耳盜鈴。

無論如何，戰時《租借法》不能無限期延長下去。派“軍事顧問團”所依據的總統戰時及緊急狀態的權力于1946年也宣告結束。因此，需要國會專門通過一項法案授權政府派軍事顧問團及給予其他軍援。

1946年2月間，海軍部單獨向國會提出了一項法案，題為“為援助中華民國，增大和維持其海軍機構并為其他目的”。

該項法案于7月16日由參眾兩院通過。因此派海軍顧問團及轉讓艦只有了法律依據。關于派陸海空軍聯合顧問團及其他軍事援助事，美國政府于1946年6月13、14日分別向參、眾兩院遞交了一項法案。這一時機正是名義上東北停戰實際上大規模內戰爆發的前夕，因此這件事引起中共嚴重關切。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于6月22日親自發表聲明，對此表示堅決反對，明確指出美國片面援蔣的行動是“中國大規模內戰爆發與繼續擴大的根本原因”，在目前情況下的所謂軍援，實際上只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聲明堅決要求美國立即停止與收回對華一切所謂軍事援助，立即撤回在華的美國軍隊。

除毛澤東的聲明外，此時中國各界人士反對美國援蔣打內戰的呼聲高漲。宋慶齡也于7月22日第一次在上海發表《對目前時局的立場》，呼吁美國停止一切軍火供應。在美國，據國務院人士估計，如將這項法案拿到兩院全體會議上辯論，很可能被否決。于是馬歇爾玩了一個手法。他要求國務院向國會提出這項法案，但是既不敦促其通過，又不撤銷，而設法讓它隨本次國會會議休會而自行消亡。這樣，在必要時又可以在下一次會議重新開會時提出。

他認為當時由于延遲立法而對國民黨軍隊裝備產生的影響微不足道，而在政治上卻會產生對他完成任務有利的影響。參眾兩院外委會主席都表示完全愿意配合馬的意圖行事，利用國會的議事程序讓該法案“悄悄地消亡”。

美國立法程序之妙用，馬歇爾的政治手腕和他當時在國內的影響力，以及美國國會與政府既相制約又相配合的微妙關系，于此可見一斑。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政府向美國提出要求20億美元貸款，三年為期，第一期要求5.6億美元。1946年1月，美國“全國顧問委員會”作出決定，有關貸款部分只同意由進出口銀行提供3000萬至5000萬美元的長期貸款，以供在美國購買急需而又不能從剩余物資中獲得的物資。

而大量貸款則需待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情況發展到適合時再由進出口銀行批準，并只能在逐項審批的基礎上使用。馬歇爾企圖把這筆貸款作為他在調處中向國民黨施加影響的杠桿，因此他要求該項貸款在美國提交國會以及與中方開始談判的時機都由他定。

3月間，馬歇爾回國活動的主要內容，一是力爭在美國與盟國清算戰時債務時，對國民黨政府給予特殊優惠待遇；二是為5億美元貸款開綠燈。3月28日，馬歇爾正式致電蔣介石，通知他美國進出口銀行已同意與中方開始談判5億美元貸款。并準備了雙方交換信件的草案，供必要時公布。

國民黨方面堅持要求修改關于貸款的使用需逐項審批的原則，而要有一部分供中方自己“靈活”掌握。對于這一點，美國進出口銀行堅決不同意。

談判遂拖下來，始終未達成協議。蔣介石4月1日片面召開了“國民參政會”，并發表長篇講話，撕毀剛達成的東北停戰協定，推翻政協決議精神。特別是4月9日接見《美聯社》記者談話中強烈反蘇反共，表示決心消滅中國共產黨，就看美國態度如何了，還鼓吹美國應對蘇采取強硬態度。

這一談話在中國輿論中引起強烈反響。在此情況下，美國駐華使館于4月13日建議上述貸款暫緩承諾和宣布，俟馬歇爾返回中國后再說。進出口銀行也以時局不穩，償還沒有保證為由，不愿作承諾。

此項貸款遂未果行。事后馬歇爾責怪蔣介石不該在那樣的時機發表那樣的談話，說這“扼殺了”他力圖助蔣的努力。

5億美元貸款雖未成功，但在馬歇爾建議下，美國進出口銀行在1946年第一季度批準了6680萬美元的信用貸款，一部分用于在美國購置貨船、修理鐵路的器材與發電裝備等，另一部分購買美棉。

以后，在9月、10月間，馬歇爾又為國民黨政府向進出口銀行說項，建議為修粵漢鐵路、黃河大橋，資助中航公司等先作少量貸款（共計約5000余萬美元），可從將來的5億美元貸款中扣除，只是目前不向中方宣布。但此時中國內戰已經擴大，償還更無保證，進出口銀行未予同意。還有一項貸款，為數雖小，卻值得一提，以見馬歇爾的考慮和手段。

美國有一批船只在中國上海與葫蘆島之間執行任務，主要是為國民黨運輸軍隊、給養物資和遣返日俘之用。

美國政府感到公然用美國國旗不便，遂以“海運委員會”的名義改用一種特殊的旗幟。其中有10條船專門負責向東北運送國民黨軍隊。

至6月間，眼看全面內戰即將爆發，馬歇爾認為這批船只即使在目前的特殊旗幟下行駛也于美國不利，遂緊急要求將其轉讓給國民黨政府，換成中國旗。他原要求在6月20日之前完成此事，因為東北停戰于22日即將截止，后由于美國法律手續在這一日期之前完成不了，決定先辦交接、易幟，以后再辦購買合同等手續。

結果于6月29日移交，剛好是停戰最后一次延長期滿的前夕。這批船只折合550萬美元，由美方貸款給國民黨政府購買。在議價過程中，馬歇爾也力主給予特別優惠考慮，說是因為“中國的問題在戰略上和外交上就是我們的問題”。此外，還于6月14日簽訂了《在供應線上的租借法信用貸款協議》，在這項貸款下供應的物資價值共5170萬美元。

自1946年8月，美國政府曾決定暫停批準向國民黨政府運送某些軍事裝備物資，至1947年5月，該項禁令正式取消。后來國民黨和美國援蔣集團對此大肆渲染，說成是國民黨失敗的決定因素之一。

根據美國官方公布的材料，這件事經過如下。

1946年8月間，中國全面內戰已經在進行，馬歇爾、司徒雷登發表的聯合聲明已等于承認調停失敗，但還不甘心就此放棄。

下一步如何辦？美國政府承認：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決定于8月份對某些向中國出口的軍事裝備物資停發許可證，9月下旬，從太平洋地區運往中國的直接與作戰有關的物資也暫時停止。但是到10月下旬，又放寬禁令，對幫助國民黨建立空軍的物資中的“民用型”部分開放綠燈。

即使已經“禁運”的部分，也沒有對國民黨產生影響。美國政府承認，“這禁令的頒布，正值國民政府貯有充足的器材，逐漸加緊它的軍事攻勢的時候。這禁令顯然沒有效果”。馬歇爾后來說，頒布這一命令是美國企圖制止正在華北蔓延開來的戰火的“最后一次努力”，因為“顯然委員長正在企圖大舉以軍事行動擊敗共產黨”，但是國民黨已有充分準備，一直可以維持到仲冬。再者，以后不久，又逐步、部分地恢復了軍火供應。

以上情況說明，所謂“禁運”在實際上并沒有影響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最多起一些心理上的作用，但由于執行得很不徹底，連這點作用也很快消除了。即使馬歇爾果真企圖以此為制止蔣介石進行內戰的“最后努力”，肯定是不會收到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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