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在遺書的最后寫道：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正聯合政府成立，我決不擔任政府任何職務.....免得別人以為我是為做什么官打獨裁。

抗戰勝利后，馮玉祥高舉民主和平的大旗，堅決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他指出：

“今日大局以和平為天經地義，國際要和，國內更要和。和了一切有辦法，打了必有至痛至慘之結局。且打了還是要和，任便打多久，到頭還是和。打得愈久，所遭慘痛愈深，而問題依然未解決。與其將來和，何如現在和。故和平為不二之計。”馮玉祥把他的見解刊登在了《大公報》上，矛頭直指蔣介石。

蔣介石認為馮氏這個結拜大哥已成他的“拌腳石”，遂利用職務之便，找了個“考察水利”的由頭，任命馮玉祥為“水利特使”，強行指派他出國考察水利。隨后，蔣介石又指派國防部給馮玉祥辦理了退役手續，將馮玉祥驅離出軍界。

馮玉祥到美國后，不斷發表反對內戰的言論，他在美國發表《告全國同胞書》，主張國共議和成立聯合政府。并以20年親身經歷，撰寫《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

馮玉祥還在美國組織“華僑和平民主協會”，團結國外的華人華僑，一起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在馮玉祥的影響下，美國對于國民政府的撥款金額也由一開始的6,000萬元縮減到了1,000萬元。

蔣介石恨之入骨，撤銷了馮玉祥赴美考察水利專使的名義，斷絕經濟上支持，并開除他的黨籍，吊銷他的護照，勒令即刻回國。

馮玉祥明白，此次回國兇多吉少，非常冒險。為防不測，馮玉祥寫下了遺囑，詳細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之事。

“蔣派出的特務很多，他們一定要用種種卑劣手段對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遺囑預先寫好，免得我死后人們毫無辦法或是莫名其妙。”“假如我死不了，民主的真正聯合政府成立，我決不擔任政府任何職務.....免得別人以為我是為做什么官打獨裁”。

從遺囑來看，馮玉祥已認識到了自己身處險境之中，但他也將生死置之度外。中共中央邀請他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消息，讓他振奮不已。

1948年7月31日，馮玉祥和家人登上蘇聯“勝利號”，秘密離開美國，欲經蘇聯轉往中國解放區。

馮玉祥一家共7人，分別是妻子李德全、長女馮理達及女婿、二女馮穎達、三女馮曉達、幼子馮宏達等，隨行的還有一個秘書。過亞歷山大港時，馮玉祥致函李濟深等人，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美國政府和社會的黑暗、腐朽與墮落的一面。這封信寄出不過十天，1948年8月22日，當“勝利”號正向敖德薩港口進發時，輪船突然失火，馮玉祥被煙熏窒息，施救無效，與他隨行的女兒馮曉達一起遇難。

馮玉祥將軍去世之后，1949年9月1日，在馮玉祥遇難一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在北京隆重舉行追悼會。毛澤東親筆題詞：“馮玉祥將軍逝世周年紀念謹致悼意！”為了永久的紀念，中共中央決定將馮玉祥將軍的骨灰安葬于泰山。

馮玉祥是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軍事將領和政治人物，活躍于北洋軍閥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他的功績與爭議并存：

1. 推翻清室殘余，推動共和。

北京政變（1924年）：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曹錕政權，將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徹底終結了清室復辟的可能，從形式上鞏固了民主共和制度。

政變后，他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盡管孫中山不久病逝，但馮玉祥此舉推動了國民黨與北方勢力的聯合。

2. 參與北伐戰爭，促進國家統一。1926年北伐戰爭期間，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宣布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加入北伐陣營，協助蔣介石擊敗北洋軍閥勢力，加速了國家名義上的統一。

穩定西北局勢：他在陜西、甘肅等地推行改革，整頓社會秩序，為北伐提供了后方支持。

3. 積極主張抗日，成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1933年）。日軍侵占熱河后，馮玉祥聯合舊部方振武、吉鴻昌等組建抗日武裝，在察哈爾抗擊日軍，雖因國民政府施壓而失敗，但展現了民族氣節。

呼吁團結抗戰：全面抗戰爆發后，他奔走各地宣傳抗日，主張國共合作，并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

4. 主政西北期間，他興辦學校、修筑公路、提倡婦女放足，試圖改善民生和社會風氣。

5. 反對內戰，追求民主，批評蔣介石獨裁：抗戰勝利后，馮玉祥公開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主張和平建國，并因此遭排擠。與中國共產黨合作，計劃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途中因輪船失火遇難，被追認為“民主革命的堅定戰友”。

馮玉祥是近代中國復雜轉型期的代表人物，其本質是一個傳統武人在近代中國劇變中尋找出路的掙扎。他愛國卻不懂政治權謀，重義卻難逃派系桎梏，親民卻無力根治痼疾。這種矛盾性恰恰折射出近代中國轉型的艱難——他的真誠與局限，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理想主義者的悲情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