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雜志主編、著名作家趙長天的半自傳文集《曾經》日前出版。其中記述了作者由兒時、讀書到參軍，再到如何踏上文藝創作生涯的往事。由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時逢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那段最動蕩的時代，既有樸素而明媚的青春記憶、革命時期的愛情，亦有社會大背景下的跌宕起伏。在30年之后，作者以一個作家的成熟筆調將那段年輕時的經歷娓娓道來，把我們帶到了逝去的歷史場景中。

革命來了，我們成了“保皇派”“文化大革命”不是突然來的。

事后看，實在是個水到渠成的過程。比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文革”期間大規模開展之前，1963年7月，周恩來總理就在一次會議上指示，今后十五年內，動員城市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大事。接下來就有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習解放軍，就有教改，就有“四清運動”，就有京劇現代戲，就有學術批判……

1966年7月，突然宣布高考停止。這個時候，學校的大字報已經漫山遍野，走廊貼不下了，戰場移到了大禮堂。禮堂里拉起麻繩，變成以紙為墻的弄堂。

7月底的某一天，后來成為我妻子的同學收到來自北京的一封信，是十六位校友聯合寫的大字報。這些校友在中學也都是學生干部，現在就讀的是北大、清華這樣的重點大學。他們說要回到母校來“放火燒荒”，大字報矛頭直指校黨支部，直指校長、黨支書、團委書記，用詞銳利尖刻。他們委托我們團支部替他們把大字報抄寫出來張貼出去。

夜里，在東校園的大樹底下，在黑暗中，團支部的幾個委員商量了幾個小時，拿不定主意。我們是習慣有事向黨請示的，但現在這張大字報矛頭就是指向黨支部，我們當然無法就這個問題去向當事人請示。我們只能自己拿主意，可我們已經習慣沒有自己了，最后只好決定連夜去向市委請示。

已經夜深人靜，公交車也早就停駛。我們幾個人步行從虹口到靜安，找到了市委辦公廳，找到了市委接待處。接待我們的當然只是個值班的小干部，得到的是個模棱的答復，和沒有答復差不多。我們又步行返回，被迫自作主張，決定尊重校友的意愿，替他們把大字報抄寫張貼出來，然后另寫我們自己的大字報予以反駁。

這是真正的師大一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是真正符合毛主席要求的大字報。我們也因為和這張大字報劃清界限，而成為保皇派。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于是全國都成立紅衛兵了。上海成立的官方承認的叫做“上海市紅衛兵”，后來又陸續出現“紅衛兵革命委員會（紅革會）”、“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紅三司）”，幾方打成一團。

那個炎熱的夏天，是一段痛苦的日子。我們反復學習研究《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的社論文章，琢磨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意圖，思索怎么做才是革命行動。那時候，學校已經是無政府狀態，國家也寬容著無政府的狀態。全國大串聯開始了，這是匪夷所思的免費大旅游，坐車住宿吃飯全部不要錢，還可以隨手寫張借條就向接待站借零花錢。當時學生的普遍覺悟是現今無法想象的，我后來出去串聯，從沒向接待站借過錢，和我同行的同學也沒人借過錢，在各地的接待站，也很少看到有人去借零花錢。

留在學校里的人已經不多，我們還在苦苦求索。最后，我和幾位同學決定，到校黨支部書記蔡多瑞老師家鄉去調查，他要是真的有如大字報所說的歷史問題，我們就反戈一擊，揭竿而起。即使玩，也滿含革命意味我們開始南下的旅行。首站到杭州。我們居然沒有去西湖，真是死心眼地革命啊，幾天都在浙大的校園里轉來轉去看大字報；然后繼續南下福州。

那條線路紅衛兵很少，列車不像去北京的那樣擠得像沙丁魚罐頭。我們一人一個座位，在浙南閩北的青山綠水間穿行。我第一次離家遠行，第一次見到大山、深谷、森林，見到清澈見底的閩江，內心抒發著“江山如此多嬌”的豪情。在福州幾乎沒有停留，就直接去了蔡老師的家鄉，是泉州附近的一個地方。那里是有名的僑鄉，房屋都用石頭砌成，屬于比較富裕的鄉村。抗戰期間此地活躍著抗日游擊隊，蔡老師的“歷史問題”，就發生在那段歷史時期。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還沒有深入到農村，這個小山村從來沒有來過紅衛兵，農民們完全弄不明白我們想要弄明白的問題；我們又幾乎聽不懂天書一樣的福建方言，比劃來比劃去我們最終只好選擇放棄。千里迢迢的革命行動，兒戲一樣地結束了。我們茫然不知所措。這時候我們忽然覺得，應該玩一玩了。既然沒有任務了，為什么不玩一玩呢？中午坐長途汽車到達這個閩東小站時，我們已經辦好了下午去廈門的車票。當然都是免費的。可是下午我們去上車時，小站的站長攔住我們，說經請示，因廈門是海防前線，不接待串聯的紅衛兵，要給我們改換去福州的車票。我們辯說這里離廈門很近，而離福州很遠，按合理的路線，是應該從廈門轉道鷹廈鐵路去南昌。站長說我是根據上級的指示，我也沒辦法。

我們沒了主意，心虛著，表面裝出強硬的態度要挾道:“你們不給我們上車，我們就走到廈門去。”我們以為，這樣，站長只好無奈地同意我們上車。哪里知道，站長雙手一攤說:“你們一定要走，我也沒辦法。”

弄假成真的我們只好英雄似地朝著廈門的方向步行前進，內心十分沮喪。長途汽車發動起來，呼哧呼哧從我們身邊駛過，毫不留戀地開走了。

10月的閩南，太陽毒人。本來就是因為騎虎難下一時賭氣，就變成了開弓沒有回頭箭。砂石路面的公路冷冷清清，基本沒有來往車輛。我們搞不清到廈門有多少路，要走多少時間，下一個車站也似乎遙遙無期，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眼看著太陽倒要偏西了，心里便慌起來。

真是天無絕人路，天色將晚時分，后面又開來一輛長途客車，去廈門的。我們急忙站到路中央攔車。我們小聰明還是有一點，拿出先前辦好的到廈門的車票給售票員看，說我們是有車票的，但為了鍛煉革命意志，不坐車，步行拉練；現在天色將晚，準備搭這輛車去廈門。這輛車的售票員哪里知道早先那一幕，驗完票，當然客氣地讓我們上車。

其實離廈門不遠了，個把小時以后，就到了華燈齊放的城市。到了廈門才發現，所謂不接待紅衛兵的前哨城市廈門照樣有很多紅衛兵，照樣吃住免費。1966年的紅衛兵真是“無冕之王”！

游覽鼓浪嶼，在海灘遙望金門島，參觀1958年炮擊金門時向對岸廣播的碩大無比的喇叭。然后轉道南昌參觀八一起義紀念館。我們在那個年代，即使玩，也是滿含革命意味。然后，就去北京朝拜了。忍著，忍著！為了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我蜷縮在洗臉池上，占地不足半平方。盡管毗鄰廁所，熏人的阿莫尼亞氣味凝固不散，但自以為占據了最佳地形:渴了，屁股底下有水龍頭，偶爾會滴出水來；尿急了，隔壁就能方便。干糧是隨身帶的。生活的基本需要就全部滿足了。而在車廂里面，那些吊在行李架上，蜷在座位底下或金雞獨立于座位靠背上的，可就慘了。累不去說它，生理的新陳代謝就沒辦法。比較起來，還是那些金雞獨立者強些，既然能在窄窄的椅背上保持平衡，總是小腦發達，就能從這個椅背跳到那個椅背，猴子一樣跳到茅坑。正正經經占到座位的才最倒霉，別看坐墊、靠背都是軟的，卻最無自由——身后靠背上蹲一個，屁股在你腦瓜上蹭來蹭去；面前小桌上坐一個，門板一樣貼著你鼻尖擦來擦去；行李架吊下兩只臭腳丫子，在你眼前晃來晃去。稍一動彈，就得前后左右打招呼。

有個小子，才十三四歲，小巧玲瓏地躥上行李架。準是在家尿床慣了，高高在上好夢一場，竟淅淅瀝瀝灑下熱雨來。底下恰是位面容姣好的姑娘，先還木然，待弄清水滴的來源，也只好滿臉紅脹地忍著，真是慘不忍睹。

1966年紅衛兵大串連，創造了世界鐵路運輸的奇跡。

車走走停停。列車早已沒了時刻表。這是保定附近的一個小站，車頭慘叫一聲，灑一泡熱氣，就趴窩了，仿佛再也不打算挪動。

不知道時間。全車廂沒一個手表。或許只有兩三個小時吧，兩三小時也能拖成一輩子那么長。車行時一切都能忍受，咔嚓咔嚓的車輪聲就是希望，就是北京向你走來的腳步聲。一旦腳步聲消失，希望就變得渺茫而遙遠。關節疼痛得快要散架，肌肉僵硬得已經板結，背脊癢得仿佛跳蚤們在開大會卻又撓不到，尿憋得脹痛廁所卻有人占著不開門……

忍著，忍著！為了進北京，為了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什么樣的苦難都能忍受。啊，何等的神圣，去見毛主席！領袖車隊驟然駛過，消失得無影無蹤接見紅衛兵的頻率大約半月一次，可到了北京，整整等半個月了，依然沒有接見的消息。

我住在某某胡同小學。從南方來，沒帶棉衣，怎么也想不到11月底的風就已經像碎磁片，能割出血來。就只好圍著爐子烤饅頭片，烤干的饅頭很香，整天嘎嘣嘎嘣咬著熬鐘點。當時，哪兒都不想去，生怕因為外出而耽誤了接見。

終于等到了，12月9日。那是個非常寒冷的日子，卻不覺得冷。沒宣布去哪里，也沒人問，因為每次接見都在天安門，這次當然不會例外。誰知卡車卻朝郊外開去，開進一片駐有部隊的空闊土場子。事后才知道是西郊機場，當時只認定是軍事重地，是極保密的處所。于是，心里更緊張起來，更鄭重起來，更莊嚴起來。

好像是發了一點干糧，然后就地等待。天南海北聚攏來的紅衛兵按軍事建制編為班排連，由解放軍帶領，秩序井然。放眼望去，陰沉沉的天幕下，幾十萬紅衛兵整整齊齊盤腿席地而坐，黑壓壓一片人頭，無邊無際。幾乎沒有一點聲息，偶爾有零星的咳嗽，在寒風中飄蕩。那情景實在令人肅然。

因為天陰，感覺不出時辰的變化，但時間是過去很久了。我漸漸感到小肚子墜脹，想小便。這事情真糟。我常常這樣，并不比別人多喝，卻老想方便。那天早晨既沒喝稀飯又沒喝水，卻照樣脹尿，簡直無中生有。

身后兩百米外，有蘆席圍起的臨時廁所。我想去，又猶豫，擔心就在小便的一剎那，毛來了。我向遠處張望，看看東面，看看西面，兩邊都沒動靜，小肚子卻一陣脹似一陣。我夾緊腿，身體微微顛顫，把注意力盡量引開……這些以往行之有效的經驗，今天都不靈了。該死的尿！抖動的幅度越來越大，我覺得意志的防線隨時可能崩潰。不敢想象，不僅是丟臉，而且是對這個神圣時刻神圣地點的褻瀆。終于無法忍受了，我產生一個僥幸的念頭，總不會那么湊巧吧，便急急忙忙站起，擠出靜坐的隊列。

難言的痛快！我深深地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愜意地體味這種快感。忽然，平地滾過一陣炸雷，地面地震似地抖動起來，連空氣也發生共震，呼啦啦響。

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閃電般沖出蘆席棚。壞嘍！秩序肅然的機場剎那間亂成一鍋煮翻了的粥，隊伍已經不成方圓，所有人全站起來，踮著腳，還不停地向上蹦。要想擠回原來的隊列已經不可能，并且也已經不存在什么隊列了。領袖車隊將要經過的跑道淹沒在人頭攢動的海洋里，歡呼聲驚天動地。遠處，似乎出現了車隊的影子。我當機立斷，轉身朝后跑去，找到一塊略微凸起的小坡，以圖居高臨下，可還是白搭。幾十萬人又喊又叫又蹦又跳頓時把機場表面的浮土掀起來，塵土的顆粒升騰彌漫，猶如一條碩大無比的黃色巨龍蜿蜒蠕動。透過遮天蔽日的浮塵，隱隱約約，朦朦朧朧，只見車隊漸大漸近，驟然駛過，轉眼又消失在浮塵的背后，無影無蹤了。

就這么結束了———1966年的，也是中國紅衛兵運動歷史上的最后一次壯舉，就這么消失了———盼望已久，期待已久，歷盡艱辛換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神圣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