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3日，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宣布，將把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的遺骨，遷葬到著名的先賢祠，“以表彰他的作品、教學和勇氣”。諷刺的是，布洛赫當年就是因為武裝反抗納粹，被法國傀儡政府逮捕，最后被蓋世太保施以酷刑后處決。法國新聞界在當年大肆羞辱這位“猶太恐怖分子”，如今卻紛紛“哀悼致敬”，贊賞法國總統(tǒng)的“恩準”，這無異于“第二次的出賣和謀殺”。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先賢祠雖被視為“最偉大法國人的墓地”，但其實，它既配不上布洛赫，也容不下那些“真正的先知”。

有人說，如果想要理解一個人的審美和智識，就看他讀什么書。這個道理大致也適合國家：想要了解一個國家的性格和精神，就看她推崇什么樣的思想，以及尊奉什么樣的人為偉人。

在被世界公認為最能體現(xiàn)法國精神的先賢祠里，安葬著對法國乃至世界文明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的70多位偉人：包括思想家、作家、藝術(shù)家、科學家、政治家，伏爾泰、盧梭、雨果、左拉、大仲馬、居里夫婦等法蘭西的驕傲自然被置于顯著位置。在先賢祠正殿門廊的石柱之上，鐫刻著一行銘文：

“Auxgrandshommes,laPatriereconnaissante”（偉人們，祖國感念你們）

這座由路易十五建筑的大教堂，后來被改為埋葬法蘭西民族偉人的地方。因空間所限，大多偉人“共居”一室，唯有伏爾泰和盧梭例外——他們不僅在最顯著的位置，而且分別享有一個偌大的墓室，這兩位生前一直爭吵不休的思想巨匠，卻在死后被葬于一處，享盡哀榮。

然而，法國歷史上還有幾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們不僅無緣于先賢祠，有的甚至很少被法國人提及；他們的思想底色，迥異于伏爾泰和盧梭的理性激進主義，他們的思想在法國長期被邊緣化，但卻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的定海神針，他們是先賢祠外的先知。

=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與伏爾泰、盧梭一起，并稱為“法國啟蒙運動三劍客”。然而，孟德斯鳩的影響，早已超越了18世紀的法蘭西。在人類文明史上，孟德斯鳩是現(xiàn)代國家學說的奠基人。

1689年，孟德斯鳩出生于一個法國貴族家庭。彼時的法國正處于巨變的前夜：工業(yè)革命漸次興起，封建主義和君主專制從發(fā)展高峰急劇沒落，政治、經(jīng)濟危機在法國愈演愈烈。

為此，很多思想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全新的理論，為國家的現(xiàn)代性尋找出路。如今，很多理論早已從歷史的故紙堆中消失，唯有孟德斯鳩歷時20年完成的巨著《論法的精神》，其地位迄今無人撼動。

▍首創(chuàng)“三權(quán)分立”理論

孟德斯鳩認為，“要讓人不濫用權(quán)力，制度安排必須讓權(quán)力制約權(quán)力”。在洛克分權(quán)理論的基礎(chǔ)上，孟德斯鳩明確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這三種最重要的權(quán)力必須分立。不止如此，他還預見了“聯(lián)邦共和國”的可能性。孟德斯鳩的理論在法國雖屬異類，但卻成為美國建制的理論來源。被譽為“美國憲法之父”的麥迪遜就曾說，美國憲法的理論來源就是孟德斯鳩的分權(quán)理論。

▍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

孟德斯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但是，對于自由，他沒有像其他法國思想家那樣激情四溢，以至狂熱。相反，孟德斯鳩認為，自由并不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而是”做所有法律允許之事的權(quán)利”。因為，“如果一個公民可以做法律禁止的事情，那么他就不再自由了，因為其他人將具有同樣的權(quán)力。”

孟德斯鳩崇尚自由，厭惡專制，盡管他的語言透露著法國人少有的溫和，追求的也是一種溫和的政體，但他的洞察卻處處閃爍著犀利的光芒。

=貢斯當=

對于學術(shù)界外的人，貢斯當是個陌生的名字。然而，當論及政治學說史或自由史時，他都是繞不過的存在。

邦雅曼·貢斯當是法國文學家和政治思想家，自由主義奠基者之一。毫不夸張地說，貢斯當一生的政治思考都是圍繞著法國大革命展開的。在拿破侖無限風光的時候，他因?qū)δ闷苼霆毑媒y(tǒng)治的激烈批評而被流放。

同時，他被視為對盧梭激進主義思想最有力的批評者，甚至可以說，盧梭是他所有著作里最主要的批判對象。

▍ “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人的自由”

對自由的新闡述，是貢斯當最具影響力的理論。

古代人的自由，是指斯巴達人和羅馬人那種”讓公民參與公共事務(wù)辯論與決策的自由”。在古羅馬時期，只有當一個人享有參與制定公共決策的權(quán)利時才是自由的；

現(xiàn)代人的自由，則是指只受法律約束的自由，即是說，只要法律允許，每個人都有權(quán)利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而不受干預。

之所以區(qū)分兩種自由，源于貢斯當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

起初，貢斯當是法國大革命的堅定支持者，當看到法國大革命恐怖時期，人們以自由之名剝奪了萬千生命時，他轉(zhuǎn)變?yōu)閲绤柕呐u者。他譴責大革命為追求“故紙堆”中的古代人的自由，而犧牲了強調(diào)個體獨立的現(xiàn)代人的自由，是在以自由之名扼殺自由之實。

貢斯當在1819年做了《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人的自由之比較》的演講，被視為自由主義的政治宣言，這次演講奠定了貢斯當在自由主義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20世紀偉大的思想家伯林，對貢斯當推崇備至，并沿著“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人的自由”的路徑，將自由進一步區(qū)分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之后所有關(guān)于“自由與平等關(guān)系”的討論，無不受這一區(qū)分的影響。

▍“僭主政治”比“專制政治”更糟糕

貢斯當指出，盧梭所說的人民主權(quán)一旦與集體相聯(lián)結(jié)，就會走向?qū)Ｖ浦髁x，這種專制主義是一種與傳統(tǒng)君主制截然不同的獨裁制度，貢斯當將其稱為“僭主政治”。

貢斯當認為，僭主政治比專制政治更糟糕。比如，專制政治最起碼給人保留了沉默的權(quán)利，而僭主政治卻強迫人“自由”的講話，迫使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進行人性的摧殘。

貢斯當關(guān)于僭主政治的理論是西方思想史上對極權(quán)主義最早的討論，他“批評的核心不在于大革命導致自由，而在于大革命所追求的人民主權(quán)、多數(shù)統(tǒng)治扼殺了個人的自由，以集體主義取代了個體主義。”（《自由主義》作者李強語）

=托克維爾=

近些年，要說在中國突然“爆紅”的思想家，非19世紀法國的托克維爾莫屬——這源自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被高層推薦。托克維爾被譽為革命年代的先知、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

1805年，托克維爾出生于一個法國貴族家庭，當時的法國正處于大革命后的動蕩不安中。

早在15年前，托克維爾的家族就經(jīng)受了一場腥風血雨：他的曾外祖父因為挺身為國王路易十六辯護，而被雅各賓派送上了斷頭臺，幾位親人因此被株連入獄，其中5人被處死。托克維爾的父親也被判了死刑，等待處決，后來因發(fā)生“熱月政變”，幸而獲釋。就連托克維爾自己，也曾經(jīng)因為反對路易·波拿巴的復辟而入獄。

然而，這并未讓托克維爾變得憤世嫉俗。相反，他認為大革命掃蕩了舊的封建等級制度，恢復并重建了地方自治制度，這充分體現(xiàn)了法蘭西民族的政治首創(chuàng)精神。托克維爾清醒地認識到，大革命勢在必行，只是，法蘭西的革命者想打開自由民主大門的時候，卻誤進了另外一扇門。

托克維爾一生經(jīng)歷了四個王朝、兩個共和國，五部憲法、七個政權(quán)，曾擔任過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長。這種看似不如意，但卻有別于其他學者的政治生涯，讓托克維爾進入政治系統(tǒng)內(nèi)部觀察政治，形成敏銳的洞察力。

托克維爾所處的時代，不僅法國，整個西方世界都正經(jīng)歷著一場空前的大變革，而他正是這個大時代冷靜而睿智的思想者。

▍貴族被消滅后，民主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向

眾所周知，自由和民主是現(xiàn)代文明的兩種基本價值。然而，兩種價值在內(nèi)在機理上卻存在著激烈的沖突：民主很可能蛻變?yōu)槊翊猓瑥亩蔀榱硪环N形式的專制——多數(shù)人的暴政。

大革命后的法國仍處于動蕩之中，舊制度已經(jīng)被推翻，新制度還未建立起來，大革命消滅了貴族階層，“人人平等”已經(jīng)成為不可逆轉(zhuǎn)的趨勢，民主社會即將到來。然而，托克維爾卻敏銳地洞察到民主社會絕非前景光明，而是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向：

民主既可能與自由結(jié)合，也可能與專制結(jié)合。當民主與自由結(jié)合，就會實現(xiàn)“民主的自由”；而當民主與專制結(jié)合，就會出現(xiàn)“民主的暴政”，前者如美國，后者如法國。

僅憑這一偉大洞察，托克維爾便可躋身杰出的政治學者之列。然而，他并沒有止步于自己提出的洞見，而是用一生去求解這一命題：兩種結(jié)果的內(nèi)在機理到底是什么，以及“民主的暴政”能否避免？

托克維爾思考的答案，正是讓他名聲大噪的兩部著作：《論美國的民主》與《舊制度與大革命》。近200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在與法國萬里之遙的中國還能洛陽紙貴，這足以說明，托克維爾所思所想的，絕非僅僅法國和美國的命題，而是關(guān)乎人類自由的，永恒的、普遍的問題。

▍托克維爾的兩個世紀預言

另一個讓托克維爾名聲大噪，甚至被奉為“先知”的原因，是他在19世紀30年代發(fā)表的兩個世紀預言。

第一個預言：大眾民主時代必將到來。托克維爾的預言雖然針對的是歐洲文明，然而，亞洲后來的發(fā)展也是如此。他準確總結(jié)出了現(xiàn)代文明中整個社會政治的總體特點（任劍濤語）。

第二個預言：美國將領(lǐng)導世界。當時，英國仍是世界霸主，而美國剛建國50年而已。然而，一百多年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托克維爾的預言成為現(xiàn)實。

對托克維爾的評價，沒有比美國著名作家約瑟夫·艾普斯坦更中肯的了，他說：

托克維爾作為民主論的集大成者，始終無人能夠超越。沒有人能比他更全面地論述民主的優(yōu)缺點；沒有人比他更清楚民主政府的能耐。現(xiàn)代社會平等的出現(xiàn)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的，用我們現(xiàn)在的話來說，托克維爾知道如何“權(quán)衡”；而他之后恐怕沒有人能更深入地闡釋了。

=馬克·布洛赫=

談到歷史學，國人最熟悉的是“階級史觀”，或者是實證史學、歷史哲學。近年來，被譽為“歷史學諾貝爾獎”的布羅代爾被引進國內(nèi)，國人才略有知曉——20世紀以來，影響力最大、解釋力最強的是“年鑒學派”。開創(chuàng)這一學派的天才大師，就是大名鼎鼎的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弗爾。

其中，布洛赫天分最高、影響最大，也是暴力反抗納粹的“逆行者”，并且因此壯烈犧牲。著名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表達了她對布洛赫的痛心和敬意。

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目錄

▍開創(chuàng)“跨學科”的史觀

布洛赫認為，“要理解歷史，就必須理解歷史中的人”。所以要理解人的歷史，就不能局限于政治軍事或某個階層，而是要“對地理、人文、經(jīng)濟等全人類的歷史進行跨學科研究”。毫無疑問，如此寬廣的視野、高超的技藝，只有極少數(shù)天才大師才可能勝任。

例如，他在《封建社會》一書中，不僅探討了貴族與農(nóng)民的關(guān)系，還深入分析了土地所有制、精神信仰與日常生活的互動。這種思想不僅啟發(fā)了布羅代爾、杜蘭特和湯因比等人的“文明史觀”，更使社會學、人類學和經(jīng)濟學的學者開始研究歷史縱深的問題。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20世紀以來的所有人文學科，都受惠于布洛赫。遺憾的是，少有人知曉他的思想和生平。

▍知識分子的責任與使命

布洛赫不僅是史學家，更是思想家。他認為，歷史學家的職責不僅在于敘述過去，更在于理解過去如何塑造現(xiàn)在。他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寫道：“歷史不僅是對過去的回憶，更是對現(xiàn)實問題的追問。”布洛赫的史學理念特別強調(diào)“質(zhì)疑”的重要性，他提倡對歷史證據(jù)保持批判態(tài)度，反對教條主義與膚淺解讀。他在戰(zhàn)火中的堅持與犧牲，更彰顯了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高潔人格，特別是捍衛(wèi)真理與人道的使命感。

▍超越時空的思想遺產(chǎn)

布洛赫他開創(chuàng)的年鑒學派，打破了傳統(tǒng)歷史學的疆界，引領(lǐng)了一場史學革命。他的學術(shù)精神強調(diào)開放性和跨學科合作，對后來的歷史學、社會科學乃至文科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布洛赫的作品不僅是一位學者的智慧結(jié)晶，更是“對人類理性的深刻反思，對人生價值的追問和踐行”。

布洛赫的生命力超出了20世紀，他的作品讓我們明白：歷史不僅是過去的記憶，更是通往未來的鏡子。正如他所言：“誤解過去的人，必將誤解未來。”

=雷蒙·阿隆=

對很多人來講，雷蒙·阿隆的名字可能比較陌生，但提起他大學時的同窗好友、成名后的對手，諾獎得主保羅·薩特，卻如雷貫耳。

同為法國人，并在20世紀后半葉分別代表著法國思想界的左右兩翼，左翼的薩特在法國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那位“從納粹手中拯救法國”的戴高樂將軍，而阿隆的影響力，即便在今天，也僅限于學院之內(nèi)。

不僅如此，兩人的人生軌跡也充滿戲劇性。

▍薩特向左，阿隆向右

大學時的薩特，不聞世事，喜歡形而上的思考，夢想成為大作家，而阿隆，卻是個熱血的左翼青年，積極參與各種游行活動；

隨著納粹的崛起、二戰(zhàn)的爆發(fā)，薩特被德軍俘虜，逃脫之后的薩特投入革命事業(yè)，并成為最富盛名的左翼知識分子，而阿隆卻與左翼知識分子決裂，右轉(zhuǎn)為理智而清晰的思考者；

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世界分為兩大陣營，薩特選擇站在蘇聯(lián)一方，而阿隆堅定地站在了西方陣營一方；薩特成為“英雄”，阿隆成為一個“介入的旁觀者”，堅守著“知識分子的責任”；

薩特發(fā)揚光大了存在主義哲學，還創(chuàng)作了無數(shù)經(jīng)典的文學作品；阿隆并沒有創(chuàng)建成體系的理論，但從他對20世紀諸多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和反思中，處處可以感受到阿隆思想的獨立與深刻。

在《雷蒙·阿隆回憶錄》中，面對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法西斯、二戰(zhàn)后的法國“五月風暴”運動、來自蘇東陣營的威脅，以及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獨立等問題時，阿隆都堅定地、一以貫之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從未向任何流行思潮妥協(xié)過。

當薩特對蘇聯(lián)發(fā)生的一連串極端事件保持沉默，卻極力批判法國的資本主義時，阿隆堅定地說：“這未免過于缺乏知識上的誠實，畢竟，奧斯維辛就是奧斯維辛，不管它是紅色的，還是白色的。”

▍知識分子的鴉片

阿隆深受馬克斯·韋伯的影響，他認為，一個學者首要的職責，是講明事實，傳授知識，而不是編織和灌輸信仰。因此，阿隆為自己提出了兩項任務(wù)：“盡可能誠實地理解我的時代，時刻不忘我的知識的局限性。”

在阿隆看來，20世紀產(chǎn)生的種種罪惡，要害不在于大規(guī)模的殺戮(歷史上這樣的事情從未間斷)，而在于這些暴行被披上了各種冠名堂皇的“正義”之名，而制造和鼓吹這些神話的，正是知識分子在“思想智識上的瀆職”。

為擦亮世人的眼睛，阿隆寫了《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在書中阿隆直接指出：左翼知識分子的鴉片就是激進革命，是一種對烏托邦的迷戀，而用激進革命換來的，很可能不是自由，而是奴役。阿隆進一步解釋了在遇到歷史的必然性和代表這種必然性的集體意志時，知識分子為何就會放棄常識，心甘情愿地失去對日常善惡的判斷力。

如果說知識分子代表了一個社會的良知和智識，那么，《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無疑是阿隆站在20世紀歷史的廢墟上，從思想深處呼喚良知和智識的回歸。難怪連一向挑剔的阿隆對自己的這本書也最為滿意。

阿隆積極介入政治，但他懂得“思想的節(jié)制”，他深知政治激情的力量，一旦越過了合理的界限，就會產(chǎn)生極端的暴虐，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不能無視現(xiàn)實中的殘酷，要懂得節(jié)制自己對思想的激情，在智識上達到自我控制，始終保持對激情的警惕，這是知識分子的美德，更是責任。

正是這種冷靜和節(jié)制，讓阿隆在整個世界幾乎都被左翼激情裹挾的20世紀，始終保持著清醒的判斷。阿隆就像一個逆行者，盡管備受冷落，依然堅定地捍衛(wèi)著法國人文精神的遺產(chǎn)，也是人類精神的共同遺產(chǎn)：理性與自由。

政治家亨利·基辛格，自稱為阿隆的學生。基辛格說：沒有雷蒙·阿隆，世界將感到更孤單，而且更空虛。

==好思想是時間揀選的==

有學者研究稱，近代以來，法國向世界輸出的，大都是攜帶危險基因的思想，它們具有極其明顯的特征：浪漫主義和烏托邦情懷，唯理性主義，大政府和福利國家，等等。

法國知識分子以左傾和激進著稱，他們在二戰(zhàn)后的最初三十年里風光無限，其影響力早已超出法國本土，擴展至整個世界，因此，很多人把“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等同于“法國知識分子”。

顯然，文中的五位法國思想家，實屬法國思想界的“異類”，他們熱愛自由，但反對激進；他們從不認為有一套包治百病的理論，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他們對“在人間建造天國”的許諾始終保持警惕。

法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實行皇權(quán)專制的歐洲大陸國家，但法國卻盛產(chǎn)思想和文化名人，這是法國人自信和優(yōu)越感的主要來源，當美國人認為自己對世界富有使命時，法國人常常會嗤之以鼻。法國媒體嘲諷說：

當對美國人說“五千年文明”時，美國人會不知道“五千”是個多大的數(shù)字，因此只能說“五千美元”，他們才能反應過來。

法國是世界上誕生“主義”和思想最多的國家，而法國人最終選擇了“瘋狂的理性”——他們希望通過理性構(gòu)建一個美輪美奐的世界，他們不屑于美國的現(xiàn)實，英國的謹慎，他們從不缺激情，如果不行，就全部推倒重來。

因此，法國人選擇了伏爾泰、盧梭，放棄了孟德斯鳩、貢斯當、托克維爾，以及阿隆，這讓法國成為第一個在紙面上達到社會平等的國家，人類夢寐千年的美好理想似乎要實現(xiàn)了。

然而，法國大革命在推倒舊制度后，并沒有誕生一個完美的新世界，而是陷入了近一個世紀的持續(xù)動蕩中，直至1958建立現(xiàn)在的法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才勉強穩(wěn)定下來，在這期間，法國又遭遇了兩次國恥，曾經(jīng)雄霸歐洲的法國再也不復往昔的榮光。

不僅如此，法國激進主義思想，從一誕生就越過法蘭西的國界，瘋狂拷打著整個世界，迄今余波尚未平息。與之相反，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先賢祠外的先知們的思想，雖然在法國被長期冷落，但卻在法國之外，塑造了另一種自由秩序。

如果說思想關(guān)乎國運，那么能否說，當孟德斯鳩等先賢祠外的先知被重視之日，就是法國，以及和法國有著相似命運的國家自由與繁榮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