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京人給我們的印象總是野蠻的狂戰(zhàn)士，他們肆意殺戮和搶劫無辜的人，但維京戰(zhàn)士可能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殘暴。

中世紀的歐洲暴力橫行，維京人的襲擊和征服也應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它們并非發(fā)生在“和平的真空”中，而是中世紀戰(zhàn)火不斷的一部分。按照當時的標準，維京人的野蠻并不突出。盡管如此，維京人無疑非常擅長他們所做的事情，從“維京人”（viking）這個詞的意思中就可以看出來。

▲圖：這幅插圖展示了維京掠奪者的刻板印象。場景描繪的是愛爾蘭克隆馬克諾斯的修道院。

我們現(xiàn)在經常寬泛地使用“維京人”一詞，該詞的原意具體來說是“海盜”或“襲擊者”。維京人的襲擊大部分是由單個戰(zhàn)團進行的。起初，戰(zhàn)團是由一群忠誠的隨從組成的隊伍，通常是精英戰(zhàn)士，人數在25到40人之間，具體取決于他們所在的船只大小。必要時這些戰(zhàn)團可能會聯(lián)合起來，當地的小酋長、伯爵和國王都有可能擔任其領導。

維京人就是憑借這樣的軍事組織形式占領了歐洲的大片土地，并掠奪了其他大部分地區(qū)。

那么維京人為什么最終變得如此強大，他們的動機又是什么？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正好是密切相關的。

動機

有些人推測，維京人的襲擊是出于某種宗教動機。因為他們一開始和主要襲擊的目標是修道院和教堂。

但這并不表明維京人對基督教有什么特別的敵意。相反，這只是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修道院和其他宗教中心恰好存放著大量不受保護的財富。

維京人和古往今來幾乎所有民族一樣，非常珍視財富本身。他們習慣于接受潛在受害者以和平方式提供的貢品，這表明他們真正追求的是財富，而戰(zhàn)斗主要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這些財富既有可攜帶的形式（白銀、黃金等），也有不可攜帶的形式（土地）。

▲圖：維京酋長贈送給追隨者的金戒指是一種財富，象征著他們之間的忠誠誓言鎖定在一個無盡的圓圈中。來自Vestland County。

與對財富的渴望緊密相連的是對榮譽、威望和權力的渴望。維京酋長們通過慷慨地將財富分給在戰(zhàn)場上為他們而戰(zhàn)的戰(zhàn)士來獲得和增強自己的權力。擁有更多財富的酋長可以對他們的戰(zhàn)士更加慷慨，從而使這些戰(zhàn)士更加忠誠，并鼓勵新兵加入酋長的隊伍。這就提高了酋長打勝仗的能力，從而為他提供了更多的戰(zhàn)利品，如此循環(huán)往復。酋長和他的戰(zhàn)士們都因此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光榮。

導致北歐人在八世紀晚期開始在整個歐洲進行掠奪的第三個因素是新型船只的采用。

襲擊

維京人的淺吃水船是維京戰(zhàn)爭的一個關鍵因素，不是海戰(zhàn)意義上的，而是因為它們速度極快、重量極輕，不僅便于沿海快速出擊，還能溯河而上，深入內陸。

維京船隊中的船只數量從早期的幾艘增加到數百艘，他們開始攻擊更內陸的目標，例如他們在公元834-836年襲擊了距公海約80公里的主要貿易中心多雷斯塔德，該中心位于現(xiàn)在的荷蘭境內。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社會上層的國王或伯爵（反映了他們在國內的個人地位，但不一定是大片領土的統(tǒng)治者）現(xiàn)在也成為了首領，此外還有一些較低級的酋長，他們也會一直作為領軍人物。

早期的襲擊都是小規(guī)模的，似乎是由當地首領召集的當地團體進行的，主要針對脆弱、暴露在外的目標，如沿海修道院或貿易中心，通常不會深入內陸。維京人的特點是“打了就跑”的策略，在短時間內掠奪一切他們能得到的東西，然后在當地軍隊集結起來對付他們之前乘船消失。

雖然組織結構并不統(tǒng)一，但這種明顯缺乏正式結構的情況可以使他們相對靈活。例如，在九世紀晚期的“大”戰(zhàn)團中，有時幾位國王或伯爵共同率領他們的部隊，這意味著小規(guī)模獨立部隊會合并成大部隊作戰(zhàn)。

早期的突襲只有少數船只，由實力相對較小的酋長指揮。然而，隨著維京時代最成功的酋長權力的增長，他們能夠發(fā)動的襲擊規(guī)模也成比例地增長。后來，從九世紀中葉開始，有時會有數百艘船只在一個或多個統(tǒng)治者的指揮下進行突襲，而這些統(tǒng)治者有時會聯(lián)合起來組成更加強大的軍隊——史稱“異教徒大軍”或丹麥大軍。

隨著維京軍隊的規(guī)模和力量不斷壯大，他們的野心也越來越大。起初，他們只在夏季進行掠奪，然后返回斯堪的納維亞，在自己的爐火旁享用戰(zhàn)利品。但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最終開始在他們掠奪的土地上越冬。然后，他們征服了這些土地。然后，他們成為永久定居者。

也許最重要的是越冬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或接管的基地成為最高的集結點，并由此向周圍地區(qū)擴散。

▲圖：異教徒大軍在英格蘭的征服線圖。

與西歐中世紀早期的其他戰(zhàn)爭一樣，維京人的戰(zhàn)爭也不能忽視冬季對作戰(zhàn)和后勤的影響。因此，維京人的戰(zhàn)爭通常是季節(jié)性的，最初是在斯堪的納維亞的家鄉(xiāng)過冬，但一旦在維京人控制的海外領土上出現(xiàn)越冬基地和定居點，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維京人在那里過冬。在這些定居點，維京人可以參與當地政治，巧妙地選擇陣營，與敵人達成協(xié)議，確保繳納貢品，并發(fā)起新的戰(zhàn)役。

取得這些驚人成就依賴于維京人所使用的戰(zhàn)術。他們首先是一個航海民族，船也就成為了他們獨一無二的優(yōu)勢。但它的重要之處不在于海戰(zhàn)，而是陸戰(zhàn)。

戰(zhàn)術

在內陸戰(zhàn)斗中，維京人鐘愛的船只非常適合閃電襲擊，在任何可以使用的地方同樣至關重要。船只的吃水很淺，可以在較大的河流上劃行，可運載人員、補給品和戰(zhàn)利品等，這意味著只要維京人在船只可以到達的地區(qū)附近作戰(zhàn)，他們就不需要令人討厭的緩慢的陸路輜重車隊。

在突襲時，維京人喜歡將船只停靠在小島或礁石上，或停靠在河流的拐彎處，從陸地接近的任何一面筑起城墻和柵欄。然后，在他們安置好船之后，就可以放心發(fā)動進攻了。

維京人最喜歡的戰(zhàn)斗隊形是盾墻——由5個或更多縱深的士兵組成的巨大方陣，武器和裝甲較好的士兵組成前排，盾牌的重疊部分約為盾牌寬度的1/3。

但近身搏斗涉及相當大的劇烈運動，而這需要大量的騰挪、躲閃和來回跳躍，因此士兵們的盾牌似乎不可能重疊在一起。

有趣的是，現(xiàn)今重演者發(fā)現(xiàn)，在近身搏斗中，要想用斧頭或劍揮舞得好，最好的辦法是擠進敵陣，而不是站在自己的隊列中。這支持了一種假設，即盾牌最初可能是交錯的，以承受敵人第一次沖鋒的沖擊，但此后盾墻往往會自動松開。

如果中世紀冰島歷史學家斯諾里·斯圖魯森是可信的，盾墻也可以排成圓形陣型，形成一個縱深均勻的大圓圈。斯諾里還說，這次弓箭手留在圓形盾墻的開闊中心。通常他們與其他投擲手——投矛手、投石手等一起在后方列隊，向上空射擊。指揮官受到由保鏢組成的單獨盾墻的保護，他們的任務是擋住彈矢。

維京人很可能還使用稱之為“豬頭陣”的方陣，這是一種楔形陣型。它實際上是盾牌方陣轉變而來的進攻陣形。據說是由奧丁親自創(chuàng)制的，這也證明了它的古老。

▲圖：維京豬頭方陣示意圖。

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將豬頭陣描述為一個緊密聚集的陣型。以400人為例，其長度為20人，縱深為20人。這樣的隊形可以為快速進攻提供一個方形楔形。在移動過程中，士兵之間的距離始終至少是靜止隊形的兩倍。在沖鋒過程中，側翼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牽制，因為他們要與前方和側面的對手進行較量。這將導致攻擊呈楔形。

因此從遠處觀察戰(zhàn)斗的人很容易將楔形陣理解為正式的戰(zhàn)斗序列。

豬頭方陣的主要優(yōu)點之一是，針對敵軍陣線的有限部分穩(wěn)步向前推進，往往能取得突破，然后可以迅速轉身從后方攻擊敵人。這樣的方陣由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因此，使用積極主動、冷酷無情的戰(zhàn)士是打破和劈開對方陣型的有效手段。

這種陣型也有其弱點。如果攻擊時沒有足夠的力度和狠勁，楔子很快就會被推倒，攻擊也會被擊退。因此，并不是每個人都認為這種攻擊方式合適。尤其是征召兵，他們不是職業(yè)戰(zhàn)士，不太適合這種方法。

如果有狂戰(zhàn)士、“狼皮”等精銳部隊，則可以將其放在方陣的最前面抵擋攻擊的主力。

不過，狂戰(zhàn)士部隊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他們在戰(zhàn)斗中很難控制，而且往往不適合陣型戰(zhàn)。挪威國王奧拉夫·哈拉爾松（Olav Haraldsson）將狂戰(zhàn)士放在自己方陣的前面，但他們不但沒有守住陣線，反而發(fā)起了攻擊，從而導致了失敗。

▲圖：方陣的一部分。每個方陣后面應該是手持投矛的年輕人，再往后則是可以作為增援的年長、有經驗的候補戰(zhàn)士。

馬匹雖然具有機動性，但在戰(zhàn)斗中很可能是下馬的。更常見的情況是，他們使用馬匹僅僅是為了在突襲中提高機動性。他們要么為此目的在營地附近圍捕馬匹，要么在戰(zhàn)斗結束后奪取戰(zhàn)敗敵人的馬匹。

一個或多個首領隨身攜帶戰(zhàn)旗，可能是為了顯示地位。有些戰(zhàn)旗上畫有烏鴉，例如哈拉爾德·哈德拉達在斯坦福橋（公元1066年）對陣盎格魯撒克遜人時使用的戰(zhàn)旗。盡管在較小規(guī)模的沖突中，大聲喊叫可能已經足夠進行交流，但一個人的喊叫聲當然只能這么大。獸角也可能用于發(fā)出信號彌補不足。為了傳達更清晰的命令和信息，信使們很可能會在戰(zhàn)場上高速飛奔。

維京軍隊非常重視這種溝通，這就是所謂的丹麥“大軍”，丹麥大軍由許多小的戰(zhàn)團組成，高效的溝通使他們聚合成一個強大的整體。

9世紀下半葉在英格蘭和法國活動的維京大軍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馬匹的使用。馬匹利用古羅馬的運輸網絡將軍隊快速運送到全國各地，使維京人幾乎總能領先對手一步。

從公元865年起，丹麥“大軍”在英格蘭各地大肆破壞，連年征戰(zhàn)，使東盎格魯王國、諾森布里亞王國以及麥西亞的大部分地區(qū)屈服。

在這個階段，維京人的目標似乎有些不同。他們仍然追求可隨身攜帶的財富，但他們也開始著眼于獲取土地。他們開始將英格蘭視為他們可能定居的地方，并重新建立自己的領主地位，擁有自己的家族。

對于那些想要抵抗的人來說，直接與維京人作戰(zhàn)通常只是權宜之計，而繳納貢品則可以換取暫時的和平。只有解決了機動性和補給這兩個問題，才能成功遏制維京人的襲擊。

西法蘭克國王禿頭查理和威塞克斯的阿爾弗雷德大帝都使用了設有防御工事的橋梁來阻止維京人進入河流，他們同時使用船只進行海岸防御，在維京人上岸之前迎戰(zhàn)他們，并在整個威塞克斯建造設防的城鎮(zhèn)（burh），最終阻止了維京人在那里的進攻。

▲圖：在維京時代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一直將狂戰(zhàn)士描繪成盾牌騎士，并將其作為藝術作品中的首選主題。這些用海象獠牙制作的精美棋子是在蘇格蘭赫布里底群島的劉易斯島發(fā)現(xiàn)的大量文物的一部分。

但不可否認的是，維京人在他們的時代給整個歐洲的歷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卓越的戰(zhàn)術和船的幫助下，維京時代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將他們的影響力從北大西洋擴展到地中海，甚至遠至君士坦丁堡。

教會編年史通常將維京戰(zhàn)士描繪成野蠻而又殘暴。然而，這種描述可能由于僧侶的立場而帶有偏見。著名的維京狂戰(zhàn)士，因其咆哮、咬盾、無堅不摧的“狂暴之怒”而與眾不同，歷史資料對他們的描述也通常處于幻想與現(xiàn)實之間。

事實證明，維京人在戰(zhàn)場上的成功與其說是由于浪漫想象中的狂戰(zhàn)士，不如說是由于周密的戰(zhàn)術和后勤計劃以及良好的組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