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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特里芬陷阱 追尋芒格的慧眼

——怎樣理解和應對世界貿易格局的重構（四）

1971年底美國尼克松政府放棄各主要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與黃金（35美元1盎司）固定兌換的雙掛鉤體制，這樣美元就喪失了其與黃金按固定比例兌換即等價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壟斷地位，并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那么，特朗普政府為何還將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歸咎為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所帶來的副作用，因此要全球也為此買單呢？

石油計價并未重建美元壟斷地位

一種說法是后來的石油美元又重建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壟斷地位。其實則不然。1974年美國確實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了使用美元計價石油的協議，并得到了其他石油輸出國的贊同。這其中固然有美國自己試圖維持其美元國際儲備貨幣統治地位的努力，但這已經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唯有美元與黃金直接固定比例掛鉤的壟斷地位有本質上的不同。這既是因為石油的美元價格完全要受市場和地緣政治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發生劇烈的波動，更是因為以美元計價并不意味著石油輸出國組織只接受美元支付。當時大量進口石油的西歐多國仍然采用本國貨幣支付，在英國的北海石油發現開采之后，英鎊石油也曾熱鬧一時。實際上，自從1970年代初石油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市場就進入了美元占優勢的多種儲備貨幣此消彼長、共同運行的時代。21世紀以來，即便不考慮許多國家之間貿易達成的雙面直接支付部分，美元在SWIFT系統內的支付比例已長期徘徊在50%以下。

因此，石油輸出國組織選擇美元計價石油以及美元繼續作為世界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并非出于偶然因素，　而是源于其對當時美國經濟實力和美元價值在今后長期中仍然相對最可靠和穩定的判斷。這一點從1970年代初美元指數推出之后，適逢石油危機導致其在100點上下巨幢震蕩，迄今歷時50多年的風雨飄搖，今天仍然圍繞在這100基點左右也得到充分的驗證。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貨幣都不具備的作為穩定與可靠的交易手段和價值尺度。

事實上，不僅當年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就提出不以美元而是創造一種國際貨幣來建立戰后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特里芬也在上述書中反復強調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建立國際貨幣的必要性，但是，后來由國際貨幣基金設立的特別提款權的實驗說明，在主權民族國家競爭的當代世界，并不能建立起真正廣泛使用的國際貨幣，就如人工設計的，也曾經熱鬧一時的世界語，不能替代各國的民族語言一樣。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石油危機后國際儲備貨幣本來并不天然是美元，但美元被證明是那個時代無法替代的最主要國際儲備貨幣。所以難怪當年并不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蘇聯，長期不接受美元以外的一切貨幣支付。實際上，在新世紀之交歐元推出之后，許多國家都曾經將歐元以及也曾將日元等作為重要國際儲備貨幣，但由于持有這些貨幣的長期貶值波動趨勢和投資效益不彰，最后又不得不將主要部分轉回到美元儲備。而且盡管有一些國家出于各種考慮規避美元而進行雙方的直接交易結算，但是其計價依據仍然還是要參照各自貨幣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元的匯率。

當然毫無疑問的是，美國長期利用了美元實際上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特別是利用SWIFT這個銀行間通訊系統和CHIPS這個美元跨境支付清算系統將美元武器化，以維持和強化美元的實際支配權力。但這并沒有改變國際儲備貨幣在布雷森林體系解體之后從來也是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美元所占國際儲備貨幣的比例從1970年代初的85%，更是隨著美國經濟占全球比例的下降和美國貿易財政雙赤字的發展，今天已經逐級下降到不到58%，而歐元、英鎊、日元等發達經濟體的貨幣則長期占到35%以上。 今年特朗普政府發動關稅戰，一度造成美國國債市場的巨幅波動，同時也導致了美元指數的急劇走低，很多人在市場上拋售美元而購買其他國際儲備貨幣。由此可見，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并不是天然和牢固的，而是受到各種市場力量的競爭和約束。

貿易逆差與國際儲備貨幣并無必然聯系

前面說道，是否如特里芬困境所言成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就必須保持經常項目逆差呢？其實并不盡然。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自然要給國際市場提供大量的本國貨幣，但提供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如美國現在這種貿易逆差、經常項目逆差的負債形式，也可以是對外借款、對外投資等債權股權與國際援助、移民向原母國匯款等單邊轉移方式。19世紀中英鎊始終是無可爭議的國際主要儲備貨幣，但是得益于憑借其殖民帝國的高投資回報，英國并沒有經常項目逆差，這并沒有妨礙英鎊長期發揮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和功能。美元在二戰后成為主導的國際儲備貨幣，但是直到1970年代初的25年中，盡管有美元兌換黃金的硬性約束，美國對外貿易和經常項目幾乎始終保持順差，主要是因為美國當時以對外巨額投資借貸等多種股權債權以及主導性國際援助的方式輸出了美元。歐元是世界第二大國際儲備貨幣，歐盟區貿易賬戶和經常賬戶長期順差，并沒有影響歐元輸出。作為世界上第三大國際儲備貨幣的日元，近15年來，盡管日本也持續出現了貿易逆差，得益于日本在金融資本賬戶下的巨額對外投資，這樣就保證了經常賬戶下的初次收入項有了穩定的投資收益流，日本的經常項目從來總體上都保持著大額順差。這也并沒有妨礙日元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滿足國外需求。瑞士這個小國的瑞士法郎也是國際貨幣儲備貨幣之一，但瑞士的經常賬戶長期也是順差。這些與特里芬困境相悖的史實表明，特里芬困境的假說本身存在著內在缺陷。

特利芬困境假說的內在邏輯缺陷

其實，這些年來已有不少人對特里芬困境不以為然，并提出了批評。一些人說，特里芬困境僅僅是成功地說明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其實我們前面已經指出，這也多少是個誤解），而在今天早已過時。因為今天盡管有大量持續貿易和經常項目逆差，已經可以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金融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來實現美國國際收支大體上的平衡。當然他們也承認這帶來了美國財政金融體系內部的脆弱性。

其實，公允地說，特里芬困境所斷言的前半句，即一國的經常項目長期逆差，必然會或遲或早地導致其貨幣的貶值及金融危機，是完全正確的，在今天也并不過時，只是不夠聚焦。因為這句話對于任何主權國家的貨幣而言都正確。設想即便不是國際儲備貨幣，經常項目長期逆差也必然導致出現本幣嚴重貶值的金融危機和通貨膨脹。只是一國貨幣，如果同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儲備貨幣在全球所占的比例越高，實力越強，就越可以將這個貶值和崩盤的結果在長時期中延續下去，但這也只是溫水煮青蛙、飲鴆止渴，在不斷的醞釀和積累危機中去逼近那最后崩盤的懸崖。

但是，特里芬困境假說的后半句，即一國的經常項目長期保持平衡或順差，其貨幣又同時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則由于其國內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與國際市場對于儲備貨幣需求之間的差異和矛盾，則必然不能滿足國際對儲備貨幣和保持充沛流動性的需求，則是完全錯誤的，也與眾多歷史事實不符。其原因在于，經常項目順差既可以是因為貿易順差，也可以是因為在經常項目下的貨物和服務貿易項目之外，還有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特別是在國外投資貸款等帶來的經常性股息分紅和利息的初次收入，在經常性項目順差的情況下，即便是貿易項下存在逆差，因為有向海外的大量投資和借款乃至各種國際援助，這就同時可以幾乎無限滿足國際上對儲備貨幣和流動性的需求。因此，特里芬困境前半句是普遍真理，對所有國家而不僅是儲備貨幣的國家始終成立。后半句則存在重大邏輯漏洞，因此才會與眾多史實不符。

綜上所述，無論是特朗普政府將美國的貿易逆差歸咎于美元的儲備地位，還是有人認為如果人民幣今后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也會必然面臨貿易逆差的尷尬，其實都是毫無根據的。

所以，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美國作為國際的主要儲備貨幣之一，就導致了美國長期以來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和經常賬戶逆差，而是另有更深層的原因使得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對外投資和債權國、最大的國際援助國變為包括貿易財政雙赤字持續增加的最大債務國。要找出這背后完整的真正原因，我們還要多少借助于當年亨廷頓、巴菲特、薩繆爾遜這些先知的敘事線索去開始新的探索。

完成這個完整的真實原因的探尋，我們就可以多少理解說話聽起來總是不靠譜的特朗普，為什么反復嘮叨：盡管他眼中美國今天面臨著天大的危境，但他并不埋怨甚至稱贊外國及其領導人，說他們只是做了為自己國家所需要做的事情。相反，他不僅強烈抨擊民主黨，而且也一竿子打翻共和黨的建制派，將責任歸咎于美國自己這些年來兩黨歷任總統的錯誤。從那兒我們進而也就可以開始一窺查理·芒格在特朗普首次上任剛一年時，就預言他一定會（離開）再回來的超人慧眼，究竟看到了什么我們所沒有看到的東西……（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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