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以下觀點整理自余永定在

CMF

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05期）

的發言

本文字數：938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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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驅動”的增長方式并不存在

關于“消費驅動”這一說法，談論最多的是美國經濟學家，例如克魯格曼和薩默斯。克魯格曼聲稱，中國長期以來“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使中國經濟瀕臨金融危機的邊緣；薩默斯則認為，中國“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在討論“投資驅動”還是“消費驅動”的選擇時，首先要明確我們所討論的是長期經濟增長問題還是短期宏觀調控問題。西方學界談論中國的“投資驅動”時，實際上是指中國的經濟增長戰略和增長模式，即所謂的Growth Strategy或Paradigm。如何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發展）同在某個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國經濟增速實現某個特定經濟增速目標如2025年如何實現5%的GDP增速目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前者關注中、長期經濟增長，研究的是供給方問題；后者側重短期調節，研究的是需求方問題。作為長期經濟增長問題，根本不存在 “消費驅動”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方式。

以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為例，將馬克思兩大部類再生產理論數學化后可以得到：

其中，Q代表社會總產品，下標1、2代表部類。M是剩余價值；d和m分別是資本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s是儲蓄率。

在上述等式中，儲蓄全部轉化為投資，儲蓄率越高社會總產品的產量增長越快。邏輯的結論當然是“消費率”越高社會總產品的增速越低。

以列寧的再生產理論為例，列寧在23歲時在一篇題為《論市場》的文章同民粹派進行論戰，用“數例”構建了一個實質上是一個差分方程組的增長模型。列寧利用這個模型證明，盡管俄羅斯貧困、消費不足——第二部類得不到發展，但由于有機構成在不斷提高，第一部類可以脫離第二部類增長緩慢的束縛而增長。因而，俄羅斯必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

資本積累驅動經濟增長不僅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中，情況亦是如此。例如，在最早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哈羅德-多馬模型中， “經濟增速=儲蓄率/資本產出率”。 由于假設儲蓄完全轉化為投資，儲蓄率=投資率。該模型表明：經濟增長由投資率與投資效率決定，消費的增加意味著儲蓄和投資的減少。在其他因素給定條件下，消費的增加將導致經濟增速的下降。

從標準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考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推導出的經濟增速為：

其中 α=資本產出彈性，1-α =勞動產出彈性，A=全要素生產力（技術進步）。

該模型表明，給定資本產出彈性和勞動產出彈性，經濟增速是投資、勞動力投入和技術進步的函數。顯然，對于決策者而言，投資、勞動力投入和技術進步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須掌握好三者的比例關系。當前，中國政府十分強調產業和產品創新，把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就這種情況而言，可以說中國存在“投資驅動”和“技術進步驅動”之間的選擇，但技術進步不是從天而降的，技術進步離不開各種形式的投資。因而，也可以說中國面臨“一般性投資驅動“和“注重創新的投資驅動”之間的選擇。

可以對生產函數加以擴展，把制度變遷、人力資本等因素包括進去。人力資本的改善同教育、健康等因素有關，如果說消費對經濟增長存在拉動作用，那么這種拉動應該是通過人力資本改善實現的。但消費-人力資本改善-經濟增長的傳遞機制需要具體的量化研究，不是簡單說說就可以得出結論的。同時，能夠改善人力資本的消費是某些特定類型的消費，而這種能夠改善人力資本的特定類型的消費的提供是同傳統意義的投資密不可分。

總之，對決策者來說，在不同時期，由于條件不同，經濟增長對投資、勞動投入和技術進步的依賴程度會有所不同，在不同時期的增長模式可以貼上“投資驅動”、“勞動力驅動”或“技術進步驅動”的標簽。但不管怎么說，不存在 “消費驅動”這樣一種經濟增長方式和戰略。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前，克魯格曼批評東亞經濟的增長僅僅依賴資本投入而不是技術進步。他的說法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他當時也并未主張東亞國家應該實施“消費驅動”的增長戰略。

除理論之外，西方經濟學家也對經濟增長和消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經驗研究。例如，巴羅在他的著名教科書中《經濟增長》一書中明確指出，跨國的經驗證據表明，消費支出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負面的。他還指出，總投資對GDP比與體現為教育和健康的初始人力資本存在正向關系。

一項經濟活動可能同時兼有投資和消費的雙重性質，一件產品也可能兼有投資品和消費品的性質。如登山、健身支出的既可以看作是純粹消費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資本投資。一輛汽車既可能是消費品也可能是投資品（取決于汽車的用途）。不可否認，某些類型的消費作為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具有驅動作用。這種類型的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還需要通過經驗研究加以確定。但無論如何，在不加嚴格限定的情況下把消費說成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提倡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應從“投資驅動”變換為“消費驅動”在理論上是完全錯誤的，其后果也是不難想見的。

否定“消費驅動”增長模式的存在并非意味著投資越多越好。投資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非是線性的。在給定條件下，投資率存在一個理論最優值。以哈羅德-多瑪模型為例，投資率（儲蓄率）太高可能導致資本-產出率達上升，因而過分提高投資率可能導致經濟增速達下降而不是上升。當然，資本-產出率上升也不一定是投資率過高造成的。由于某種原因導致資本-產出率上升，為了維持目標經濟增速，政府可能還不得不進一步提高投資率。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片面強調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結果導致經濟效率下降、資本-產出率上升這種經驗教訓是不應該忘記的。

二、消費和投資之間的關系

消費和投資對社會福利的改善在長期是一致性。生產的最終目的是消費，給定收入，把更多資源配置于投資，消費就會減少，反正則反。但投資和消費并無矛盾，兩者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現在消費還是在未來更多消費之間的選擇，不同民族、文化、制度下和不同代際間，居民的時間偏好（或消費貼現率）都會有相當的不同。例如東亞國家普遍儲蓄率較高，這是東亞奇跡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計量分析表明，從長期來看，投資和消費高度相關，沒有投資，就沒有增長；沒有增長，就難以支撐持續的消費。當前，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收入差距明顯，基尼系數較高。貧困人口，特別是某些特殊弱勢群體的救助問題亟待解決。

消費和投資的比例關系一種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蘇聯經濟學家菲爾德曼于1936年提出的菲爾德曼模型建立在馬克思在生產理論基礎之上的。其中，作為第二部類產出Y2的消費總量：

其中K為資本、V為資本-產出率。下表1、2分別代表第一和第二部類。該模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現在多消費”還是“現在少消費以實現未來多消費”。模型中的重要參數r代表用于第一部類的投資I1在總投資I中的占比：

r的取值決定了未來消費路徑的不同，從長期的觀點來看，要想使消費品的增長速度和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達到盡可能高的水平，就必須盡可能提高投入第一部類的生產資料在全部用于擴大再生產的生產資料中所占的比重r，盡管這樣做會影響近期生活水平的提高。菲爾德曼等認為，計劃者最重要任務是正確決定如何在兩大部類間分配投資，即選取適當的r值。帶入具體數值可以驗證：如果r值較高，即現在用于生產消費品的投資較少，消費量較小，隨時間推移，消費品的生產會迅速增長量，并在某個時點上超過初期選擇較高r值所對應的增長路徑提供的消費品，取得“先苦后甜”的結果。

消費和投資之間關系也是新古典增長理論的重要研究領域。早在1920年代拉姆齊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拉姆齊 - 卡斯 - 庫普曼斯模型證明：投資并非越多越好，資本積累存在最優水平，在這一水平下，人均消費可以實現最大化。但這類模型的推導依賴都一些十分嚴格的假設，且一些參數難以確定（如“時間偏好”和“消費貼現率”）。這些理論可作為經濟政策制定的參考，但實用價值不大。

索羅的經典增長理論模型假定：給定生產函數、勞動力增長速度和資本折舊率等因素，在不同儲蓄率定義的不同經濟增長路徑上都存在由人均資本量和人均收入定義的某一點，在這些點之上都存在一個人均產出、人均資本、人均消費增長率都為零的穩定狀態（steady state）。在索羅模型基礎上，埃德蒙菲爾普斯提出所謂“資本積累的黃金規則”，即如果在對應于由某一儲蓄率定義的增長路徑中的穩定狀態下，人均消費水平大于所有其他穩定狀態下的人均消費水平，該儲蓄率所決定的人均資本量就是資本積累的最佳水平。對應于最佳資本積累水平，人均資本的邊際產出等于勞動增速加折舊率。“資本積累的黃金規則”僅僅是關于如何實現人均消費水平最大化的理論，對經濟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參考作用，但同是消費驅動還是投資驅動的討論也沒有什么關系。

羅思義(John Ross)等人對大量經驗數據的研究證明，GDP增長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超高的相關性。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高度相關，且經濟規模越大，相關性越強。這些結論說明了消費與投資、并非對立，而是現在多消費、未來少消費，還是現在少消費、未來多消費。就中國國情而言，國民普遍重視養老保障、傾向為子孫后代留下一定積蓄，因此消費傾向相對較低，投資率相對較高。這種偏好并無所謂“好”或“壞”，如何在“現在”與“未來”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個公共選擇問題。

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 “消費拉動經濟”的說法才是有意義的。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速受到需求面的制約，我們可以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對某一年度GDP增長的原因或可能性展開分析。根據支出法，GDP=C+I+X-M。這里C、I、X-M分別為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政府支出G被分解到作為GDP構成部分的其他部分中。

基于支出法的GDP增長率的公式為：

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有一個隱含的假設：“有供給就有需求”；因而在經濟增長理論中，需求約束是不予考慮的。在短期宏觀分析中，假定供給是無限的， “有需求就有增長”。宏觀經濟調控的目的就是使由

決定的GDP增速=潛在GDP增速。如果由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凈出口決定的經濟增速低于潛在經濟增速，政府就應該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提高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增長速度，使實際經濟增速=潛在經濟增速。 “消費拉動（或驅動）經濟增長”的說法,僅僅在增加消費需求可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使實際經濟增速等于或更為接近潛在經濟增速的意義上才是正確的。但如果總需求超過潛在增速，就會引發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需要抑制消費需求或其他總量需求，以便把通貨膨脹控制在事前制定的通貨膨脹率目標上下。

三、中國的消費率是否過低？

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消費率過低。從數據來看，以2022年為例，中國最終消費是美國的43%(匯率1：7），2022年中國最終消費（63.8萬億），在GDP中占比為53.2%（=63.8/120）；2022年美國最終消費（21.08萬億美元），在GDP中占比為82.9%（=21.08/25.44）。但同時，中國社會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國的87.4%（=6.29/7.2）（不直接可比），2022年中國社會零售商品支出為44萬億元，按1:7匯率為6.29萬億美元，2022年美國的商品（goods）消費支出和餐飲消費（Food services and Accommodations）分別為5.94萬億美元、1.25萬億美元，加總為7.2萬億美元。

造成中國最終消費對美國最終消費之比同中國社會零售商品支出對美國商品+餐飲支出之比之間的巨大差距（43%對87.4%）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最終消費中消費服務所占比重遠高于中國。從消費品支出對GDP比的角度看，中國明顯超過美國。2022年中國GDP是美國GDP的70%左右；2022年中國的社零是美國商品消費支出（包括餐飲）的87.4%。換言之，從擁有消費品（汽車、電視機、空調等）的角度看，中國的消費支出對GDP之比明顯超過美國。中國服務消費/GDP比明顯小于美國服務消費/GDP比。但其中多少是由于量，多少是由于價格導致需進一步研判。經驗可使我們感知美國和西方國家服務價格明顯高于中國（你在西方敢請保姆嗎？）。此外還存在許多統計口徑和方法問題。這些問題都傾向低估中國最終消費對GDP比。

在美國，服務消費在最終消費中的占比通常在60%-70%之間，新冠疫情前美國服務消費占比為69%，服務消費明顯高于商品消費。而中國的消費結構則完全不同。2022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4538元，其中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10590元，占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3.2%。眾所周知，美國服務消費的價格遠高于中國。因此，在考慮消費結構與價格差異后，中國與美國在統計意義上所呈現出的消費差距，實際遠沒有數據所展示的那么顯著。經過粗略估算，若從最終消費結構（包括商品消費與服務消費）入手分析，在商品消費占GDP的比重方面，中國大約是美國的1.25倍。

中國居民更傾向于購買實物消費品，如汽車、電視等；而美國居民則更傾向于服務消費，如法律服務等。因此，從消費品擁有量角度來看，中國消費在GDP中的比重實際上是超過美國的。

此外，關于“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的說法，通常引用的是2022年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43%的數據，而其他國家的這一比重普遍在60%以上。事實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兩套口徑：一套基于入戶調查，另一套基于資金流量表。2022年，基于資金流量表的計算，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59.3%，二者差距顯著。入戶調查數據存在系統性偏差，因為入戶調查需填寫問卷，補貼金額有限，低收入群體更愿意參與，導致調查樣本更多為低收入者。此外，部分居民在填寫時還有“向外低報”的傾向。

與其他國家相比，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為56.22%，丹麥為46.1%，都低于中國按資金流量表計算的59.3%。英國為61.47%，僅略高于中國。各國國情不同，簡單比較還不足以說明問題。盡管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確實偏低，但并不像某些觀點所表達的嚴重偏低。由于統計數據本身存在不準確性，我們不應該對部分統計結果過度解讀。

從實物消費量進行比較，中國生命預期高于美國（2021年78.2歲對76.1歲）；在實物指標方面，中國居民消費并不低于發達國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領先于美國，例如卡路里攝取量、蛋白質攝取量、兒童身高、城鎮居住面積、住房擁有率、教育年限、奢飾品銷售、人均肉類消費等。如果考慮到社會實物轉移(STIK)，世界銀行2021年ICP價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顯示，中國在居住、教育、休閑和醫療的消費量是用市場匯率度量的消費量兩倍多，考慮到最近三年中國的準通縮狀況，中國在這些領域的消費量還要更高。

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在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基尼系數雖然有所下降，但仍處于較高水平。根據李實教授的研究，在過去20年當中，中國收入差距出現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現在基本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數是0.491，接近0.5的水平，如果一個國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超過0.5，會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一個收入分配極端不平等的國家。我國基尼系數達到0.5之前出現了一個轉折，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出現了緩慢下降期，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7年的時間下降幅度不到3個百分點。2016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處在相對穩定的0.46-0.47之間波動的狀態，意味著2016年開始我們的收入差距沒有出現進一步縮小的趨勢，而且收入差距仍然處在一個高位水平。盡可能縮小收入差距不僅關乎社會公平與正義，而且有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

綜上所述，從消費占GDP比重的角度來看，中國與多數國家的差距并不像有些自媒體宣傳的那么顯著，但在追求共同富裕目標方面，我們確實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四、如何提高消費需求

今年我國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為5%，而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已接近60%。若消費增速低于5%，實現全年5%的經濟增長目標將面臨較大困難。因此，作為短期內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一環，今年必須采取措施大力推動消費增長。

關于具體的促消費措施，學者的建議主要包括發消費券、降低個人所得稅、改革社保制度。在消費券方面，這種主張在邏輯上是自洽的。但在實踐中，我們經常會陷入邏輯上的循環論證：為了提高經濟增速，需要擴大消費；為了擴大消費，則需要提高經濟增速。從理論上講，消費是收入、收入預期和財產的函數，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數。發錢或消費券之類的辦法可以使收入暫時增加，但這一作用的實際效果與可持續性仍然存疑。

2024年1月-11月增速低于3.5%的消費品類別，由低到高順序排列為：金銀珠寶類（-3.3%）、建筑及裝潢材料類（-2.3%）、化妝品類（-1.3%）、文化辦公用品類（-1.3%）、汽車類（-0.7%）、服裝鞋帽針織紡織品類（0.4%）、石油及制品類（0.6%）、日用品類（2.7%）、家具類（2.9%）。增速高于3.5%的消費品類別為：藥品類、食品飲料煙酒類、通信器材類、家用電器和音像器材類和體育、娛樂用品類。不難看出，增速下降最多的是奢侈品，其次是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增速則基本與GDP增速同步或高于GDP增速。在這種背景下，消費券是否能夠顯著帶動消費增長存在不確定性。

第一，消費需求減少可能主要是中高收入階層的高檔消費品需求減少導致的，而這又可能是因為中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但受收入水平和資產價格（如股票價格下跌和房地產價格下跌）變化的影響較大。第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增速比較穩定。這可能是因為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受收入水平變化的影響較小。即便收入下降，他們仍必須保持必需品消費水平不變。第三，由于消費券對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階層支出行為難以產生顯著影響。對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階層來說，出于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更傾向于將獲得的額外資金用于儲蓄而非用于消費。因而，消費券發放可能不會對總體消費水平和增速產生重要影響。

在減稅方面，降低個人所得稅的主要問題是中國的稅收制度是以增值稅為主體的，個人所得稅的總量有限。2023年，中國個人所得稅總量為1.4萬億元。降低稅率、提高征稅門檻對消費增長的作用比較有限。但對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應該考慮減稅。

在社保體系方面，中國的五項社會保險（養老、醫療、生育、失業、工傷）基本都是以精算為基礎的，原則上不應因需要執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就改變各種保險金的繳費和發放規則。但其中的一些構成部分同財政支出密切相關，例如中國養老保險體系中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以農民參保為主）85%的資金來自財政轉移支付，應該提高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金的發放標準，逐步減小城鄉養老保險差距。

此外，社保體系中的最低生活保障覆蓋范圍和標準可以進一步提高。截至2023年末，最低生活保障惠及663.6萬城市人口和3399.7萬農村人口，全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準為每人每月785.9元；全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標準為每人每月621.3元。雖然改善社保體系的舉措主要是為了減少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同宏觀調控并無直接關系。但由于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高，這些舉措對增加居民消費能發揮一定作用。同時，政府也應該考慮發放生育補助的可能性。

為了避免“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費，為了增加消費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環論證。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第一推動力”。這個第一推動力只能是由政府提供融資的基礎設施投資。一筆基礎設施投資會立即產生等量收入，這筆收入隨即通過新的投資和消費又會產生新的派生收入。最初的一筆基礎設施投資最終將產生數倍于初始投資的收入。基礎設施投資導致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導致消費支出增加—消費支出增加導致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環。通過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啟動消費不僅可能比通過發放消費券等方式更為有效，而且還將提高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除基礎設施投資外，政府還應該通過實施產業政策的方式，支持企業特別是創新企業的投資。

從刺激消費的角度來看，可以考慮的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和其他政策措施包括：一是同消費沒有直接關系的基礎設施投資。這類投資雖然同消費沒有直接關系，但這種投資可以通過增加居民的永久性收入，進而增加消費。二是可以滿足未來消費需求的基礎設施投資，例如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同類型養老院建設、專業陪護人員培訓和工資補貼、醫院建設、托兒所。三是消費者補貼（電動車補貼、電器補貼、養老機器人補貼），同時要符合產業政策要求。四是規范、支持課外興趣、技能培訓等服務行業發展，促進服務性消費（這一類服務是供給不足，而非需求不足）。五是增加相關財政支出，提高特定人群可支配收入，例如提高城鄉養老保險和低保的覆蓋放棄和發放標準、產婦補貼和兒童補貼。六是稅制改革，調整收入分配格局，減少貧富差距，從而提高全社會的消費傾向。七是穩定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八是為企業創新創造良好環境（供給創造需求）。

在中國的特定制度環境下，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宏觀調控當局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變量，除了在當前發揮有效彌補總需求不足的問題，還能提高中國潛在經濟增收。滿當前關于中國基礎設施“接近飽和”或“投資效率過低”的觀點，值得商榷。CF40研究團隊測算，未來5年中國至少還有約31萬億的增量公共投資空間。

國家或國企的基礎設施投資為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以5G為例，我國5G建設已累計投資超過7300億元，截至24年7月末，5G基站總數達到404.2萬個，5G移動電話用戶達9.66億戶。投資主要由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承擔（一些互聯網公司和設備制造商也參與5G基站的投資），政府也提供了部分支持。沒有基站建設，阿里、騰訊、華為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沒有巨大的發電能力，何來大數據算力？何來初創企業的發展？

2024年12月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既包括商業回報，也包括經濟和社會效益。基礎設施投資就其性質來說具有“公益性、長期性和基礎性”。不能要求公共投組項目在短期內取得商業回報。例如，雖然從事基站建設的三大電信運營商盈利良好，但其他項目，如高鐵，根據國鐵集團財報數據，23年以前虧損情況比較嚴重，但高鐵網絡的修建改變了整個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其社會效益難以估量。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和建設能力是中國的制度優勢，在總需求不足時期恰恰是最大限度發揮這種優勢的時期。當經濟充分恢復自主增長之后，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可以隨宏觀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而逐步退出。

不可否認的是，以往的基礎設施投資中確實存在嚴重浪費和重復建設等問題。2024年12月國辦發布了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禁止類項目清單，這類清單十分必要，應該把這個清單作為基礎設施項目審批的重要標準。

此外，在“十五五規劃”期間，政府是否可以安排一些同當年執行四萬億刺激計劃時期類似的大項目。例如，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沿河西走廊向中亞進一步開展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并建立相應的經濟走廊。中亞位于歐亞大陸的中心區域，是連接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的關鍵區域，把西部大開發同建設中亞經濟走廊相聯系對于刺激內需，對于加強中國的國內安全和地緣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期待發改委盡快推出“十五五規劃”期間的項目清單。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