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河北，廊坊。1995年11月29日。夜。

空氣冰冷，刀子一樣刮過勝芳鎮的每一條巷子。

一間民房。門軸發出微弱的呻吟，隨即是沉悶的撞擊聲，壓過了風聲。

楊長林家：

血腥味，很快和著塵土滲進冰冷的房間地面。

《現場勘驗筆錄》冰冷地記錄：

洋鎬。菜刀。尼龍繩。一塊黃色日產石英手表，指針停在一個無人知曉的時刻。

三具尸體，楊長林及其兩個兒子。

一個幸存者，楊長林的妻子張金萍。

她最初的陳述，像被擊碎的玻璃，模糊不清：“進院門，就被打暈了。”

六年。時間像砂紙，打磨著記憶，也可能重塑。

警方的車再次停在她家門口，帶走了她。

新的筆錄。新的說辭：“裝死，瞇著眼，看見了。”

看見了什么？誰？

案子，像一塊寒冰，沉在那里。

2000年12月22日。勝芳鎮。依然是冬天。

劉德成一家三口。又一個滅門。

恐懼像病毒一樣在鎮上蔓延。

原偉東的早餐店開在劉家對門。

他成了目標，一個標記出現在警方的地圖上：

十年后，河北高院會承認，這是一場錯案。六人被判無罪。

但那是十年后。在此之前，四個名字，已經和死刑判決捆綁在一起。

原偉東的聲音，在最初的喧囂中幾乎聽不見：“農業稅票。通話記錄。能證明我不在。沒人去查。”

那張薄薄的稅票，字跡清晰：案發當日，原偉東，遠在東北。

它靜靜躺著，像一個被遺忘的證據。

調查。警方的邏輯鏈條，像一條絞索，開始收緊。

原偉東，不僅是劉德成案的兇手，還被迅速追認為五年前楊長林案的元兇。

舊案的物證呢？那塊手表，那把洋鎬？

辦案機關。一紙說明，輕飄飄地落在卷宗上：

1995年卷宗，所有關鍵物證，均已丟失。

理由？因為警方搬了家。

案件的齒輪，開始瘋狂倒轉，碾向原偉東。

2001年。東北。原偉東的家。

門被撞開。沒有敲門聲。

他從被窩里被拽出來。冰冷的鐵器扣上手腕，然后是腳踝。

刑警杜國利。眼神銳利，嘴角帶著一絲難以捉摸的弧度。他沒多說，一支槍管頂住了原偉東的頭。

沒有法律文書。沒有解釋。

河北的風，從敞開的門灌進來，硬得像鐵。

審訊室。燈光慘白。

杜國利坐在對面：

“編。”他開口，聲音不大，卻帶著不容置疑的重量：

你得給我編出個故事來。

原偉東說自己當時在東北，不可能在河北殺人。

“不編？不說實話？”杜國利笑了，笑意不達眼底。“收拾他！”

角落里，電棍的指示燈幽幽一閃。

一部舊式搖把電話機被推到桌前。幾根磨損的電線，末端裸露著銅芯，在燈下閃著寒光：

高科技測謊儀。

杜國利說。

電話線，纏上原偉東的腳趾。搖把開始轉動。

咔噠，咔噠，咔噠。

電流的刺痛，從腳底直沖頭頂。身體不由自主地痙攣。

杜國利的聲音，在電流的滋滋聲中，清晰可辨：“打著你說，也得說。”

李杰。原偉東的妻子。同一座看守所。不同的審訊室。

她面對杜國利，眼神堅定：

案發那天，他在哈爾濱老家大隊交農業稅。他不可能殺人。

她要求調取稅票，通話記錄。

杜國利沒有理會。一張拘留證拍在她面前：“包庇罪。”

如果。如果那時有人去鎮政府。但沒有如果。

老虎凳。冰冷的鐵條壓住四肢。

電棍。電話線。

警察輪番上陣。問題千奇百怪：

天上的星星有幾顆？不許說不知道！

答不上。電擊。

杜國利的聲音，像夢魘：“我們提上褲子掃黃，脫了褲子嫖娼。”

他看著李杰因痛苦而扭曲的臉：“腳上的電話厲害，還是手上的電話厲害？”

她咬斷了自己的頭發，嘴唇腫得粘在一起，滿是血沫。

電流穿過身體。有人形容那種感覺：

像腸子被一點點拽出來。

李杰暈厥。冷水潑醒。

她用牙齒死死咬住衣領，試圖抵抗。換來的是更猛烈的電擊。

杜國利把電棍杵向她的嘴：“今天你要是交代不了，就把你丈夫弄過來。讓他看著你受刑。”

18天。老虎凳。雙手反銬。

例假來了。沒有衛生巾。

一個男警察，跟著她進廁所，扔給她一張揉皺的舊報紙。

“這就是你該用的東西。”他說，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李杰的頭，一次次撞向冰冷的暖氣片。血，濺在墻上。

杜國利看著她，語氣帶著嘲諷：

你剛從戰場回來啊，烈士！

這些“手段”，杜國利們運用嫻熟：電擊生殖器、開水燙傷、牙簽扎指甲縫。

尊嚴，連同證據的可信度，一同被碾碎。

2001年。指認。

幸存者張金萍被帶到一個房間。

四個男人站在對面。

只有一個，戴著手銬，戴著腳鐐，剃著光頭。

她伸出手，指向他。

指認完成。

原偉東。

2002年。廊坊公安局刑事技術大隊，又一份說明：

1995年現場提取的菜刀、鋼鎬，以及殘缺掌紋樣本，均因裝修、搬遷，證據遺失。

2014年。警方再次出具說明：

犯罪現場原始卷宗丟失。

落款單位，霸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隊，只用一句“已出具過說明”輕描淡寫地帶過。

“程序合法，無刑訊逼供。”這是霸州公安局2002年出具的證明。

原偉東的入所體檢記錄，卻像一道刺眼的傷疤：舌頭被電傷，耳朵有外傷，腿部腫脹。

同案被告人湯鳳武的體檢報告，同樣記錄著全身的傷痕。

多年后，杜國利的名字，會和“刑訊逼供”、“國家發證的黑社會”這些詞聯系在一起。但在當時以及如今的官方宣傳里，他是一線的破案英雄。

劉賜喆。與原偉東等人同時被捕的另案嫌疑人。

他沒能走出審訊室：

死因，電擊。

2002年。兩起滅門案，七名嫌疑人。同庭受審。

被告席上，他們紛紛翻供。

每個人都要求當庭驗傷。

法官的目光，在案卷和檢察官遞上來的“刑訊逼供不存在”的說明之間游移。

沒有錄像。沒有原始物證。沒有驗傷結果。

只有辦案警察自己簽署的承諾書。

法槌落下，聲音沉悶：

不要再討論刑訊了。講案情。

從那一刻起，案件的軌道，被牢牢固定。

“卷宗丟失，可以補充一份說明。”公訴人平靜地陳述。

法庭內，一片壓抑的沉默。

原偉東，以及其他幾名被告人，開始了一場漫長的數字游戲：

五次被判處死刑，三次上訴，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撤銷判決，發回重審。

每一次發回，都像把人從深淵邊緣拉回一點，然后再次推下。

2009年，河北高院的合議庭結論：全案事實不清。

然而，改判：原偉東、湯鳳武死緩。物證，依然是“找不到”。

真相，和那些丟失的物證一起，被深埋。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審。案件回到廊坊中院。這是第四次重審的開始。

最高法明確指出：

非法取得的證據，必須排除。

然而，廊坊中院，在排除了那些刑訊逼供得來的口供后，以更加不足的證據，再次判處原偉東死緩。

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質問公訴人：“你們連案發現場的直接證據都沒有，怎么能證明他是兇手？”

公訴人沉默片刻，回答：“案件主要依賴于證人證言和被告人的供述。”

原偉東的聲音沙啞而無力：“那些供述，是在生不如死的酷刑下編造的。”

而那位關鍵的幸存者張金萍，在一次關鍵作證前，突然被警方帶走幾天，回來后指認原偉東時，原偉東是唯一戴著手銬腳鐐的人。

2002年的勘驗筆錄中，清晰記錄著案發現場提取的大量物證：茶缸、恐嚇信、殘缺的掌紋，還有血跡。

所有這些物證，連同原偉東的生物信息樣本，進行比對。

結果：

均未比對出一致結果。

換句話說，沒有一份直接物證，能將原偉東與那兩起血案聯系起來。

辦案機關為何依然堅持？

法庭上，沒有答案。

河北廊坊，安靜得像什么都沒發生過。

刑警杜國利的那句話，被律師當庭念出，像幽靈一樣回蕩在法庭：

這個案子是你做的也是你做的，不是你做的也得是你做的，冤也要把你冤死。

杜國利，這位自稱“國家發證的黑社會”，依然順利地完成了他的破案任務。

2023年6月。河北高院再審。

這場審判，是原偉東用胃癌晚期的生命換來的。

開庭的日子，廊坊中院外，風聲蕭瑟。

“我一定要到庭，為了無罪的希望，這是我最后的機會。”這是原偉東在開庭前的最后一句話。

然而，當天早上，法庭的決定，像一盆冰水：讓辯護律師到一個小房間商量——勸原偉東放棄出庭。

律師回到休息室，征求原偉東及家屬意見。結果是預料之中的：不同意視頻開庭。

但合議庭的決定，比冰水更冷酷：對原偉東中止審理。對同案的湯鳳武，繼續開庭。

原偉東的姐姐情緒激動，被幾個法警強行抬走。旁觀者形容：

就像殺豬一樣。

湯鳳武，被六七個法警從候審室拖到法庭，用拘束繩緊緊綁在椅子上。手銬和腳鐐在燈光下格外刺眼。

旁聽席的信號突然中斷。一片黑暗和沉默。

法官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他不配合庭審。”

湯鳳武嘶啞的哭訴聲穿透出來：“我被刑訊逼供！塑料袋抹芥末油套頭，喝辣椒水，幾天幾夜不讓我睡覺！”

他的聲音在法庭里回蕩，卻沒有激起一絲漣漪。

當年警察對他說過的話，又一次浮現：“小武子，是你也是你，不是你也是你，冤也要把你冤死。”

法警和法官走到他面前，低聲勸他冷靜，“有話開庭時說。”

于是，庭審繼續。

公訴人在舉證時，唯一可以播放的“物證”，是幸存者張金萍當年的辨認錄像。

辯護律師當即要求當庭播放。

法官拒絕了：

錄像問題以后再解決。

幾位法官三次低聲商議，結果不變：拒絕播放。甚至一度中止庭審。

那段關鍵的錄像，始終未能在法庭上公開。

律師申請公訴人和合議庭成員回避，被當庭駁回。

湯鳳武徹底爆發：“法庭上連證據都不出示，你直接槍斃我就得了！”

他當庭解聘了辯護律師。

他的憤怒，定格在那個瞬間。

法庭外，幾十名律師、媒體記者和家屬聚集，等待旁聽。法庭內，法官宣布不允許原偉東本人出庭，只能通過視頻方式出席。

律師提出要求庭審直播，讓全國人民見證，被當場拒絕。

原偉東的胃癌已經發展到晚期，腫瘤瘋長至11厘米。

他唯一的請求是，先宣判他無罪，再讓他接受治療。

然而，漫長的拖延與失控的審判程序，像一把無形的鈍刀，將他的生命一點一點割裂。

“1995年的卷宗和物證丟失得干干凈凈。”這是二十多年來，唯一清晰的事實。

庭后，原偉東的辯護律師王興面對鏡頭，聲音疲憊卻堅定：

如果沒有物證，僅憑言辭就能定罪，那法律的底線究竟在哪里？

2024年6月。河北高院第五次二審開庭。

多年前的一次庭前會議紀要中，河北高院的工作重點赫然寫著：庭審安全穩控。

合議庭的內部筆錄，白紙黑字：全案事實不清。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維持原判。

“我沒有殺人動機，沒有殺人目的，我為什么會被判了五次死刑？”

這是原偉東在庭上的疑問，也是所有關注此案的人心中無法釋懷的死結。

出庭的檢察員在法庭上當庭表態：“我們將在庭后就此案提交法律監督意見，要向法院提出意見。”

他們對辯護方提交的一份錄音證據（原偉東姐姐與一位關鍵人物的通話內容）的程序感到不滿。

檢方的理由是，旁聽人員不能作為證人提供證據。

辯護律師指出，這段通話發生在庭審之前，邏輯上與旁聽身份無關，更重要的是，通話內容的核心并非原偉東姐姐的陳述，而是電話另一端那位關鍵人物所說的話。錄音不過是作為視聽資料呈現的一種證據形式。

“物證丟了，案卷丟了，辨認記錄和生物比對信息，你說丟了就丟了。”

這是法庭記錄中，讓人感到荒誕和無力的一部分。

一位證人在下午出庭，他帶來了一個新的細節。他說，公安當年曾向他展示過一幅彩色畫像。

這與案卷中僅存的那幅黑白畫像完全不同。

證人斷言，當年現場曾有多幅畫像被制作和展示，而卷宗里僅存的一幅，是唯一被保留下來的。

他的話語，像一顆投入深潭的石子。

法庭上，辯護律師質問：公安機關是否隱匿了關鍵證據？是否故意遺漏了不利于指控的材料？

另一位當年的嫌犯作為證人回憶起自己的經歷。他被公安抓捕后，不斷遭受刑訊逼供。電擊、毆打、威脅，讓他在無邊的恐懼中放棄了所有的辯解：

殺人的事我沒有干，搶劫的事，我不得不認了。

他說，當年他唯一的念頭就是盡快離開那個看守所。哪怕是認下一個十年的搶劫罪名，他也不敢再提起上訴。

這種絕望的妥協，在法庭上被還原，證人對刑訊逼供的細節描述，讓現場的氣氛更加壓抑。

原偉東的辯護律師語氣克制，但字字千鈞，他們指出，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必須傳喚廊坊市霸州公安局的所有辦案人員，他們需要對案件中大量丟失的案卷、矛盾的證據鏈以及可能被隱匿的關鍵材料做出解釋。

他直言，這起案件如果不能得到徹底的公正審理，將是河北司法的一次歷史性錯誤。

然而，法庭另一側的檢察官們，只是面無表情地翻著手中的卷宗，沒有任何回應。

有律師分析，那些關鍵的卷宗可能并沒有真正丟失，而是被偵查機關“選擇性隱匿”了。

他指出，這些卷宗被特意隱藏，目的在于掩蓋案件偵辦過程中的嚴重失職和程序違法。

然而，面對如此明確的指控，河北省檢察院并未做出正面回應，而是拒絕討論這一問題，理由是：

審判階段不涉及偵查細節的審查。

另一位辯護律師再次強調，法庭上的任何證據都必須保證來源清晰，程序合法。

然而，檢方提供的兩份關鍵的訊問筆錄，不僅取證的偵查人員沒有出庭說明情況，甚至連被告人原偉東的簽名也只出現在筆錄的最后一頁。

“這些復印件是從哪里來的？”質問在法庭回蕩。

2024年。原偉東已被羈押超過22年。

他的雙手因當年的電刑而殘疾，身上仍留著十多處深色的電擊傷痕。

“我沒有殺人，”他的聲音微弱，“但我知道，我可能很難再走出這個看守所了。”

一份2001年的入所體檢表，像一張發黃的罪證，詳細記錄了原偉東入院時的傷情：“舌頭有電傷，腿腫，耳朵有外傷。”

這些傷痕，不僅沒有引起任何追責，反而被淹沒在合法程序的聲明之下。公安局甚至在事后的說明中明確寫道：

全體辦案人員均系嚴格依法辦案，沒有刑訊逼供行為發生。

至于那位發明了“高科技測謊儀”的審訊專家杜國利，早已升任當地網警大隊的隊長。

死水一般的案件，與被吞噬的命運。

而真相，依然像沉在水底的石頭，遙不可及。

2001年到2024年。河北省高級法院，審理此案耗時22年，先后延長審限34次。

每一次家屬焦急地詢問結果，得到的回復總是那幾句：“再等等，稍微再等等，很快就會有結果了。”

23年的時間里，原偉東經歷了六次死刑判決（包括死緩）。

2020年，法院在判決中承認，本案所有的有罪供述均來自刑訊逼供，應依法予以排除。然而，在沒有了口供，沒有了直接物證的情況下，他依然是殺人犯。

他的姐姐原淑娟，一次次地追問，聲音嘶啞：

“沒有口供，沒有作案動機，甚至連案發現場的物證都丟了，為什么還判他有罪？”

2024年10月17日。原偉東因為胃癌晚期，在醫院做了膽管手術。

十天后，他仍然被手銬腳鐐固定在病床上。

家屬再次遞交取保候審的申請，理由簡單而殘酷：“他隨時可能去世。”

法院的答復，依然是那句熟悉的話：“等一等，再等等，會很快的。”

這答復，和二十年前，幾乎一模一樣。

原偉東的生命，在這樣的消磨中，一點點耗盡。真相，卻依然遠在天邊。

8437天。這是原偉東失去自由的其中一天。

在病房的玻璃窗后，他隔著厚厚的玻璃，對著前來探視的姐姐露出了一個極其虛弱的微笑。

他的嘴唇翕動了幾下，聲音細若游絲：

“姐，我想吃一個蘋果。”

原偉東案，不僅僅奪走了他個人的自由和生命，也像一個巨大的黑洞：

吞噬了他的整個家庭。

母親金亞芹，為了給兒子喊冤，常年奔波于各級法院，最終在石家莊高院門口磕頭喊冤時，力竭而死。父親原振福，為了查找能證明兒子清白的農業稅票，被當地警方以“擾亂辦公秩序”為由拘留一個半月，釋放后不久，因癌癥去世，至死未能見到兒子沉冤昭雪。弟弟原偉剛，在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信訪大廳喊冤時，情緒激動，割腕自殘，后被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另一位弟弟原偉明，因為在陪同家人喊冤時，情急之下掙脫了阻攔的法警，被以涉嫌“襲警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原偉東的兒子，6歲時就被同齡的孩子在背后指指點點，貼上“殺人犯兒子”的標簽，初中沒讀完就輟學了。

“我們一家人，從來沒有停止過喊冤。”原淑娟說。

23年過去，原家四散飄零，親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倒下，案件卻依然像一艘在原地打轉的鬼船，毫無進展。

他們寫下的喊冤信，堆積起來，已有半人多高，卻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在最后的庭審中，原偉東通過視頻，用盡全身力氣請求法庭允許他親自出庭陳述。他說，他不是殺人兇手，他的冤屈需要一個公正的裁決，他想在法庭上，親口說出這一切。

那時，他已經身患晚期胃癌，胃部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淋巴系統。

河北法院在這23年間作出的一系列判決，像一面破碎的鏡子，照見了權力在不受制約時的荒謬與冷酷：

此案不出河北，絕無公正可言。

2024年12月31日，上午9點58分。

河北保定第一中心醫院，重癥監護室。

儀器的蜂鳴聲，變成一條直線。

原偉東，55歲。

他走了。帶著未洗的冤屈，和那個未能吃到的蘋果的遺憾。

被限制人身自由的8507天，從沒有給他留下過一天喘息的機會。

這次住院，從2024年12月21日入院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病床上的時光被清晰記錄。

這9天，他被鎮靜劑強行拉入昏睡，插管維持著脆弱的生命體征。

就在五天前的12月25日，他還能夠與家人進行正常的交流。

從2001年9月16日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那天起，到2024年11月2日被送入保定監獄，原偉東的時間被冷酷地劃分為三個部分：

看守所7382天，監獄953天，最后是醫院里的9天。

一共8507天，二十三年零三個半月，換來了不同法院的10份判決與裁定。

河北廊坊這起跨越世紀的滅門案，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只有系統參與者在場的權力游戲。

參與案件的警察、檢察官、法官，沒有誰能，或者說，沒有誰愿意站出來為可能的錯誤負責：

他們用丟失來掩蓋證據的缺失，用暴力制造出完美的口供，再用漫長的沉默和程序來消解所有的質疑和反抗。

其中，最高法院指令再審1次，河北高院發回重審的次數是3次，廊坊中院判處死刑的次數是4次（含死緩），河北高院維持原判的次數是2次。

這些冰冷的數字游戲，耗費的不僅僅是紙張、司法資源，而是一個完整的、無法重來的人生。

原偉東死了，河北，終于贏了。

寫于2025年5月30日

附：原偉東案法院審理時間線

23年來，原偉東的案子歷經10次審理，被判死刑6次。

一、【第1次一審，地點：廊坊中院 結果： 死刑立即執行 】 2003年6月27日, 廊坊中院作出(2002)廊刑初字第112號刑事判決書。

二、【第1次二審，地點： 河北高院 結果： 撤銷死刑，發回重審 】 2003年12月4日河北高院作出(2003)冀刑一終字第698號。

三、【第2次一審 地點： 廊坊中院 結果： 死刑立即執行 】 2004年6月2廊坊中院作出(2004)廊刑初字第12號刑事判決。

四、【第2次二審 地點： 河北高院 結果： 撤銷死刑，發回重審 】 2006年12月11日,河北高院作出(2004)冀刑一終字第670號刑事判決。

五、【第3次一審 地點： 廊坊中院 結果： 死刑立即執行 】 2008年4月23日,廊坊中院作出(2007)廊刑初字自第11號刑事判決。

六、【第3次二審終審 地點： 河北高院 結果： 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 2009年11月12日,河北高院作出(2008)冀刑四終字第142號刑事判決。

七、【指令再審 地點：最高人民法院結果：指令河北高院再審 】 2013年7月1日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刑監字第72號決定書。

八、 【發回重審 地點：河北高院結果： 撤銷死刑，發回重審 】 2014年3月24日,河北高院發回廊坊重審。

九、【第4次一審 地點：廊坊中院 結果： 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 2020年7月8日,廊坊中院又判死緩。

十、【第4次二審 地點：河北高院結果：死刑緩期二年執行】2024年10月29日，河北高院維持原判。

十一、【原偉東死了，河北終于贏了】2024年12月31日，原偉東病逝。